《给代表大会的信》与执政党建设和改革
《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躺在病榻上口授的第一个札记，包括在1922年12月23日、24日、25日、26日的口授记录，以及12月29日《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和1923年1月4日《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列宁在该信中集中论述了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加强党内团结和防止分裂、领袖集团的素质要求与权力交接、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和国家机关的改善等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列宁晚期思想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对我们加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从政治角度推进执政党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一、写信背景
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5月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集结了14个国家的军队包围和夹击苏维埃俄国，妄图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反击14国进攻的极度困难时期，列宁时常下基层发表演讲，动员群众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而奋斗。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一次演讲结束后遭到社会革命党的女刺客卡普兰的枪击，身受重伤，元气大伤。从1921年冬天起，列宁经常患病和发高烧，长年紧张劳累的工作，损害了列宁的健康。1922年5月26日，列宁第一次中风，脑动脉硬化，右臂和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口齿失灵，丧失了说话能力，被送到莫斯科郊外的哥尔克治疗和休养。在这期间，党中央决定由斯大林总书记接替列宁的工作。此时，党的大权逐渐移到了斯大林身上，他身兼数职，并且性格粗暴，作风专断，甚至把托洛茨基排挤出领导岗位。因此，列宁对日后党的自身发展和面临的分裂危险有很大的担忧。
1922年10月，列宁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主持中央领导工作。他虽然在党内仍处于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但掌握无限权力的斯大林开始不尊重列宁的意见。在处理外贸垄断制、成立“苏联”、处理民族事件和解决党政机构中官僚主义复活等一些错综复杂的重大问题时间，列宁发现已越来越难于贯彻自己的意志，他对斯大林的某些粗暴做法表示愤慨。
1922年12月13日，列宁劳累过度，旧病复发。医生说服列宁暂时全休。12月16日，列宁的病情剧烈发作，出现第二次中风症状。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个人负责断绝列宁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信件来往。并由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在医院养病期间，列宁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病情十分危险，可能无法参加即将在1923年召开的第十二次党代会，因此，他要求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1)
12月23日，列宁要求口授五分钟得到允许以后，他叫来秘书沃洛季切娃，对她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在口授了四分钟之后，他觉得很不舒服，因而立即终止口授，并通知医生不要离开，随召随到。第二天，列宁要求继续口授。然而无论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是主治医生都不愿让他这样做。列宁只得提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允许他每天花几分钟时间口授信件，他就完全拒绝医生的治疗。于是，党中央召集医生和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等人开会，经过协商作出决定：同意授予列宁每天进行口授五至十分钟的权力。当晚，列宁把沃洛季切娃叫到住所，口授了十分钟时间。从1922年12月23日至29日，列宁断断续续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到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增加了一段关于对斯大林问题的最为重要的补充，完成了第一个札记的写作。列宁在口授之后曾向秘书发出了保密的指示，要求把这封信件复制成五份，一份留存秘密档案库，一份留在列宁身边，三份交克鲁普斯卡娅保管，分别装在三个信封中均密封好。只有列宁本人才有权拆阅该信，而在列宁去世后，只有克鲁普斯卡娅才有权拆阅信件。保密的程度往往与信件的分量成正比。列宁的秘书福齐耶娃说：“伊里奇不相信斯大林，他要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他。他正在准备一枚炸弹。”这枚“炸弹”，就是《给代表大会的信》。
二、基本内容
从《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出现的“续一”“续二”和“补充”等措辞来看，从上下文一以贯之的主题思想和前后呼应的表述风格来考察，这个札记的基本内容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提出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和设想
列宁1922年12月23日写信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地提出：“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2)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及其领袖第一次主动提出党自身需要改革的思想，体现了列宁以改革精神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高度自觉。
列宁推进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目的意义在于：
改革之举：1922年俄共十一大的正式中央委员只有27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这是举手之劳而又意义非凡的改革。
目的所在：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
重大意义：加强党的巩固性。列宁指出，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他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他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在这一部分，列宁谈到的“最重要的一些想法”，还包括“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当然，列宁在这里只是起了一个头，紧接着他在口授第二封信的时候，就专门谈论这个重大问题。
2．提出防止党内分裂的重要举措，并对领袖集团主要成员的个人特性作出评价
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续一”札记和1923年1月4日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针对敌人把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注押在党的分裂上，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的阴谋，进一步强调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问题，指的就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分裂的问题。
第一，提醒全党要注意防止两种分裂的危险。当时，列宁担心党内国内会出现两种分裂情况。其一，是工农联盟破裂，出现两个阶级的分裂；其二，是党内分裂。他认为，我们党依靠的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了。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显然，巩固工农联盟，加强两个阶级的协调和团结一致，是执政党中央委员会防止分裂，增强党内稳定性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前提。
第二，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是为了避免党内出现分裂。在列宁看来，党内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列宁想到了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至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第三，评析高层领袖的个性差异蕴含梯次排序。列宁从确保党内稳定性的角度，进一步对6个高层领导成员，两两相对，分三个梯队，分别谈了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第一梯队：“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3)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在这里，列宁无意贬低两位“杰出领袖”，也不想在两人之间比出高下。他是从避免党内分裂的强烈忧患意识出发，触及了党内掌握了无限权力领袖与最有杰出才能的领袖之间的性格相容性与政治稳定性的关系，发现并提请党的代表大会注重研究党内团结与防止分裂的症结问题和对策思考。
第二梯队：“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4)所谓“十月的那件事”，是指1917年10月11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通过举行武装起义决议的次日，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向中央提出一个声明，并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区域委员会、芬兰区域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写了一封名为《论时局》的信，申述他们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理由。他们的信曾在10月15日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过。但是，不论是在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还是在10月16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们都没有得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加米涅夫于10月18日在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用他们两人名义发表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5)因为这一走漏风声的突发事件，差点断送了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评价这两个人的“提醒”方式很讲究辩证思维。一方面，列宁善于从政治高度看问题，他显然没有忘记对全党再次提及这个历史事件。他“提醒”的目的就是告诉全党，这两个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是要出问题的。“当然不是偶然的”，意味着事出有因，事件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在这里，列宁从党内政治生活的高度，已经点到了政治领袖人物在重大历史关头，要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服从党的集体决议、严肃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的问题。另一方面，列宁在措辞中又表达了长期以来党中央对他们的宽容，党内对一时犯有错误又很快纠正错误的同志可以采取包容的态度。事实上，“在这封信中列宁担心有人抓住他们的历史错误不放”。(6)所以，列宁捎带托洛茨基的同类现象一并“提醒”全党：“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从深层意蕴而言，列宁考虑最多的还是为了维护党的稳定和团结，防止党内出现分裂。
第三梯队：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列宁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了几句。他认为，这两个30岁出头的中央委员，在党内最年轻的力量中是属于“最杰出的力量”。列宁提请全党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然后列宁谈了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7)
列宁对“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的评语，依然遵循“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一方面，列宁连用了好几个“最”的褒义词：“最年轻的力量中”“最杰出的力量”“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包括布哈林“是全党喜欢的人物”、皮达可夫“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等，对年轻人给予了高度肯定。另一方面，列宁措辞严厉，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的不足和问题：布哈林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皮达可夫“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两个人的优点很鲜明，缺点也突出。
当然必须指出，列宁说：“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8)换言之，列宁在指出两位年轻中央委员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的同时，饱含深情地寄希望于年轻人今后抓紧机会来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期盼两位年轻人成长更好，成熟更快。
第四，建议同志们设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列宁在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特地强调：“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9)在这里，列宁对防止因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个人冲突导致党内分裂问题，作出了一个艰难而重大的决断：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他人担任这个职位。列宁还对新的总书记人选的素质、能力和个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与斯大林一样能干和杰出，但是，“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就行了，即“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由此可见，列宁从高层领袖个人特性与领导作风方面，明确表达了对“斯大林太粗暴”的零容忍态度，提出撤换总书记是防止分裂的应急之举，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但是，细细品味，列宁从执政党自身建设中认识到高层领袖个人的党性修养与党内民主作风建设、对领袖的权力制约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等重大战略问题，这些思想虽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甚至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但是，其中贯通的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理、执政党建设的重大原则、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初步设想，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执政党建设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3．改组党中央委员会和改善国家机关有利于巩固党和国家的团结统一
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续二”和1922年12月29日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中，延续了“团结”“稳定”“防分裂”的主基调，进一步阐发了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的理由和意义。同时，凸显了“改革”“革新”的主旋律，强调“改组”“改善”“改造”党政机关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多重目的。在列宁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人数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机会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10)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
第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类型是一项巨大的事业。因为现存的国家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所以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开始探索“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并着手进行治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改革尝试。“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列宁在后来口授的札记中曾经多次深入地探讨和研究这个重大问题。
第三，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中央委员会可以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列宁发现原先成立的工农检查院(11)成了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一定程度上的助手，不能胜任检查、改善和改造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因为，那些长期做过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于是，列宁设想从基层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吸收几十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这样一来，既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又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党和国家的机关。
第四，使高度熟练的专家同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列宁竭力主张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一个根本目标，是“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他要求工农检查院应该配备和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来完善我们的机关。“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至于究竟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的操作问题，列宁主张，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他还初步预测了工农检查院的编制规模：中央委员增加到100人，他们的助手，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农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400—500人。
关于改革工农检查院的思想，列宁后来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中作了更为深入的专门阐发。
三、信的处置
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后事已有诸多明确的政治交代和具体设想，但是，后人的胆识、智慧和能力都不够。后来，伴随着党内斗争的扩大化，党中央在学习和贯彻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处置方式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长期以来，在苏共党史上，《给代表大会的信》几乎成为一个历史之谜。有人把它比作狭义的“政治遗嘱”，时而说有，时而说无。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推行肃反扩大化时，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又被宣布为“伪造品”，居然要进行搜查与销毁。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公布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1963年以后，才正式收入前苏联新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五版。
1．艰难曲折的发表过程
据前苏联档案《弗·伊·列宁的书信、便条和交办事务登记本》所记载，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1922年12月23日的札记）于当天送达斯大林。信的其他部分（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是列宁逝世后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几天，正式移交中央委员会的。克鲁普斯卡娅在移交这些文件的记录中写道，“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在12月23日至1月23日口授的札记，共13篇”；“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口授札记，内含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一札记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
1924年5月21日，苏共中央举行的中央全会在听取了弗·伊·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以下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根据这项决定和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决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最终，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点。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作为附录收入代表大会的记录，同时把这些札记和列宁关于党内问题的其他信件在《列宁文集》中发表。根据这一决定，列宁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被刊载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30号公报上。但是，实际上当时列宁关于党内问题的书信并没有在《列宁文集》或其他出版物中发表。
1936年，波里斯、苏瓦林、马克斯·伊斯特曼在美国把这份遗嘱公诸于世，引起了各国的关注。苏联的宣传工具立即驳斥这是“帝国主义者别有用心的打算”，他们甚至宣布所谓列宁的“遗嘱”纯属伪造。苏联党内经过1936年、1937年、1938年连续三次莫斯科大审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布哈林等人先后被判死刑，1940年隐居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被人暗杀了，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到的六个人中有五个都成了党内斗争扩大化的牺牲品。许多无辜的高级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和群众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20世纪30年代再也没有人敢提及列宁“遗嘱”之事了。
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结束那天，苏共中央突然决定召集全体与会代表在24日深夜继续开会，由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大量揭发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并对造成个人崇拜现象的主要原因作了剖析。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国际共运史上引起了巨大震动。根据苏共中央决定，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传达，接着分发给党的各级组织，并在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上发表，出版了单行本，还收入了俄文第4版《列宁全集》。
2．苏共二十大透露的新材料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内部报告中，以较多的篇幅宣读并议论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评论斯大林的相关内容。赫鲁晓夫指出：“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治方针的关怀。”(12)然后，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援引了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13)紧接着，赫鲁晓夫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和宣读了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进一步证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其一，1922年12月23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其二，是1923年3月，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14)
赫鲁晓夫认为，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妮——列宁的忠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的严重警告。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
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也有所收敛。但在以后掌握无限权力的年代里，由于体制僵化、缺乏民主监督和权力制约，最后发展到了大搞个人崇拜与严重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党和人民造成了莫大的损失。当然，斯大林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