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作为思想体系的有机构成
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和知识系统。“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19)“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20)任何一种真正称得上成熟的理论，总是蕴涵着构建思想理论体系的学术通则与内在本质：第一，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并且科学地揭示了所论对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第二，是否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其哲学基础；第三，提出的一系列论断与观点彼此之间是否具有内在逻辑联系，从而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第四，其主要论断与基本观点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能够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指导。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作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包含鲜明的主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哲学基础和世界观方法论，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且按照一定的逻辑关联形成一套严密的范畴体系和完整的理论系统。
一、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的研究主题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蕴含的全部理论与全部实践的时代主题，就是要探讨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要解决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通过十月革命跳跃式的发展，先夺取政权，然后实现现代化并赶上别国人民，开辟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都是围绕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建设和治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主题展开的。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关于落后国家从建设不发达社会主义到发达社会主义的渐进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相结合、与市场经济相容性的思想；关于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建成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好东西，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关于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将更具有本民族的特色等重要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的理论要点与逻辑架构
人们对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的排序和归类，通常采用两种方案：其一，尊重客观，顺从历史，严格按照列宁口授的时间顺序来排列；其二，按照文本类型来归类，称为五篇文章和三封信，或者统称八篇文稿。我们认为，从列宁这些文稿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来看，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是“整个看法”而不是“部分看法”，是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不是“一般改变”。因而，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既不是个别结论的改变，也不是“碎片化”理论成果，而是一套全面、系统、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同时，列宁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是带有理论飞跃特质的重大突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最后的八篇文稿中，首次提出并初步回答了关于落后国家要不要、能不能和怎么样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忠实地记载了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总结和规律性认识。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主张按照其理论体系内在的逻辑体例来排序，从中感悟列宁晚期思想蕴含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高度统一的方法论特征，全面准确地把握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建设和治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总论：为十月革命辩护
《论我国革命》是列宁为十月革命辩护、为苏维埃俄国正名的战斗檄文，它是列宁政治遗嘱的总论。《论我国革命》是宏大叙事、高端定位的高深理论文章，它占据列宁八篇文稿的首要地位，起着统揽全部思想体系和引领八篇文稿的作用。
列宁针对有人责难十月革命“搞早了”“搞糟了”，企图怀疑和否定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的错误议论，口授了《论我国革命》。列宁在文章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形势发展的特殊性和时代机遇、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俄国一国首先胜利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个别国家跳跃式发展的合理性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和科学论证。
我们之所以把《论我国革命》作为八篇文稿的“总论”，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开始建设和治理社会主义新社会。十月革命胜利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起点，是推进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历史前提和政治基础。如果十月革命“搞早了”“搞糟了”“搞错了”，俄国连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合法性都否定了，那么后面的事情一切都免谈。因为，前提错了，一切都错了；基础掏空了，一切都站不住了。正因为列宁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把握了千载难逢的特殊机遇，发动十月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才会引发出一整套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先革命、后建设、再赶超的革命战略与灵活策略。落后国家“革命容易建设难”与发达国家“革命难建设容易”的经典概括也由此深入人心。事实上，十月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已经足以证明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科学性与合规性。
（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经济建设：《论合作社》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国家首要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壮大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改善民生并使广大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用合作社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条件下，在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和国家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有千百万农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是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和必备条件。他强调，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经济和文化工作上面去了。
2．政治建设：《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政治上层建筑为经济发展指引方向、开辟道路、扫除障碍和提供重要保障。列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三篇文稿都是围绕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问题展开的。列宁《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的信，可以看作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的重要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必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紧密结合。一切重大决策的制定、实施和改变，必须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防止受到主观随意的人为干扰和行政干预。
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这篇文章中，讲了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改革与创新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合理化建议，要求经过改革以后，加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加强工农联盟，阻止中央委员会的分裂。
列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也是关于国家机构改革的文章，与上文是姐妹篇。列宁的主要观点是：（1）在改善国家问题上，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我们应该遵守一条规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2）为了建立真正新的国家机关、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机关，不应该舍不得时间，而应该花上许多年的时间。（3）为了革新俄国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4）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我们要通过改革和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清除官僚主义祸害。
3．文化建设：《日记摘录》
观念文化意识形态，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派生出来。文化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它构成了综合国力中至关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当时，俄国的文化落后问题十分突出，小农最小农、文盲半文盲普遍存在。列宁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论述怎样大力提高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水平。要发展文化、提高文化水平，首先就要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使人民教师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并且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加强工农联盟。党和政府必须使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党员干部和共青团员必须到农村去，发展城乡的文化联系。城市工人要帮助农村居民。
4．社会建设：《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一个实行联邦制的多民族国家。俄国的民族问题历来错综复杂，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始终是列宁高度重视的政治问题。列宁点名批评了斯大林等领导人的“大俄罗斯主义”政治错误，强调苏联是多民族国家，要维护苏联的国家统一，必须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与民族繁荣。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妥善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和举措，并且要求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要为东方落后国家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树立良好的榜样，提供成功的经验。就《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的精神实质来看，列宁从正确处理多民族关系的平等、团结与繁荣的角度切入，初步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通过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实现社会和谐与国家统一的重要思想和大政方针。
5．执政党建设：《给代表大会的信》
列宁的党建思想一向十分丰富，构成了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月革命前，列宁高度重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设，在共产党的性质、纲领、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建设，以及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四者关系等方面具有杰出贡献。在十月革命后，他高度重视执政党建设，把党和国家的建设与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相提并论。从列宁口授八篇文稿的时间顺序来看，《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的第一个口授信件，说明列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最牵肠挂肚的事情还是执政党自身建设。该信的主要内容，涉及党的领导机构的改革完善和稳定性问题、党的团结统一和防止分裂、党内最高领导层核心人物任命的建议、政治领袖们的素质与作风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和巩固工农联盟、防止两大阶级的分裂等问题。
从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八篇文稿的内在逻辑来看，《给代表大会的信》也可以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计划和思想体系的最后一部分。因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在党。关键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执政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核心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不能分裂，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执政党一旦出了问题，共产党内部分化瓦解了，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前功尽弃。
总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八篇文稿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我们无论按照历史顺序编排在首位，还是按照内在逻辑安放在最后，都是强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千头万绪，说到底是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列宁关于落后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说一千道一万，归根到底是关键在党。
（三）俄国“自救”与世界革命前景瞻望
列宁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他时刻关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他期盼发达国家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与俄国革命遥相呼应、互相支持，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他关心、指导和推进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希望中国、印度与俄国一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获得独立和解放。列宁在《论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稿中，多次谈到俄国“自救”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
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国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先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红色孤岛”，迫切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但是，欧洲各国没有马上发动革命的迹象，东方落后国家也没有立即进行革命的趋势，苏维埃俄国除了“自救”，没有他途。列宁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局的瞻望，最终寄希望于俄国、中国、印度三国的革命前景。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类和排序只有文本逻辑建构的相对意义。事实上，在列宁的各篇文稿中，有时候在论述经济建设时会涉及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在论及政治变革、社会变革时，会自觉与文化革命紧密联系；在论述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时也会自然带到经济问题；在探讨俄国生存“自救”问题时，会论及欧洲革命和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前景等，这种互相交叉的现象，恰恰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等各方面建设是相互融通的辩证统一的整体。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整体性决定了理论创新成果的系统性。只有从理论体系的角度，穿越时空、整合篇章，全面理解和把握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的内容，才能更清晰地感悟列宁晚期思想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
当然，从总体上看，当时的苏维埃俄国毕竟还处在过渡时期，有许多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还没有暴露出来，许多深刻思想也没有充分展开。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展现的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实践计划和理论轮廓，我们在新的实践中还将不断丰富和发展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落后大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进行系统探索和理论总结，为后人进一步探索和创新落后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0页。
(2) 同上，第441页。
(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5页。
(4) 同上，第96页。
(5)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352页。
(6)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327页。
(7)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经被列宁成为“党内最大的和最宝贵的理论家”。他从18岁起就在党内从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长期担任《真理报》主编，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主要解释者。列宁逝世后进入苏共的核心领导层，1925年接替季诺维也夫主持共产国际工作。后与斯大林发生分歧，于1929年被撤销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34年至1937年任《真理报》主编。1937年被指控充当外国间谍而被捕，1938年3月被斯大林处决，年仅50岁。1988年2月5日，苏联宣布为布哈林平反。
(8) 《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339页。
(9) 同上，第340页。
(10) 同上，第341页。
(11) 俞良早：《评布哈林对列宁“政治遗嘱”的阐释》，《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3页。
(13) 《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
(14) 布哈林认为，这一点因为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已被“取消”。
(15) 《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347页。
(16) 同上，第347页。
(17) 《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
(18) 俞良早：《评布哈林对列宁“政治遗嘱”的阐释》，《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20)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