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学术界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述评
附录一
学术界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述评
“卡夫丁峡谷”本来是对战败军队遭受羞辱的一种象征说法，其来源是公元前321年，被萨姆尼特人击败的罗马军队按照古意大利的战争习惯，在其战败的卡夫丁峡谷，从长矛构筑的“轭形门”下鱼贯而过遭受羞辱的历史事件。这一罗马史典故之所以能够为两千多年后的中文世界频繁援引，甚至成为兼具学术意味与政治意味的通用符号，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在一封复信草稿中未加详述的引用。马克思可能不会想到，对这一历史典故的引用，由于论证对象的特殊性、理论关涉的丰富性和读解可能的多样性等因素，在他逝世百余年后能够引发中国学术界持续广泛的讨论，并形成了“能指”众多的“卡夫丁峡谷”问题。
一、研究概况与成因分析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是持续、深入和富有争议的。
据统计，自1987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公开发表的直接论述“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有关论文共计951篇。其中，2018年的统计数字截至11月，为不完全统计。所谓“直接论述”，意指专门针对“卡夫丁峡谷”问题发表观点，如果将述及这一问题的文章也纳入统计，这个规模将更为庞大。下图显示了这些论文在1987年至2018年之间的数量分布和变化趋势：
1987—2018年公开发表论文的数量变化趋势
如图中所示，1987年至2018年期间，一年内公开发表论文的数量最少为2篇，最多达到53篇，年均数量近30篇。其中，有十八年的论文数量高于平均数，并在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这一变化趋势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关注是持续性的。
再看相关著作的出版情况。下表列举了1987年至2018年期间，部分公开出版的有关著作。
续表
需要说明的是，对有关著作的统计是不完全统计，集中收录的是专门或重点研究“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著作，但未收录相关文献、资料集和会议或专题论文集；再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从1988年第一本专著出版算起，实际数量应高于上述的29种。
一般而言，学术论文的平均写作周期和发表周期比学术著作的更短，时效性也更强；但学术著作由于更多的内容含量、更大的论述空间，往往能够满足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需要。对著作出版情况的统计基本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是深入的。
除了持续性和深入性，国内学术界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还有较强的争议性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数论文和著作中都涉及了对已有观点的不同意见，其中不乏专为针对异见而立论的情况；二是“点名”争论的次数颇高。在上文纳入统计的951篇论文中，标题或副题中包含“商榷”“驳议”“质疑”等词语，正文中直接以署名观点为争议对象的论文共计39篇，超过总数的4%。
在理论问题研究中，对已有观点的进行归纳总结固然是一般做法，但多以争论为总结意图则说明这一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性。而“点名”的争论多，则说明该问题争议性的程度处于较高的水平。下图统计了1987年至2018年期间，“点名”争论出现的时间和涉及人数的变化情况。
1987—2018年间署名争论涉及人数的变化情况
由此可知，“点名”争论的情况从国内学术界开展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伊始就已经出现，而且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消失。有些论者被“点名”之后还会撰文回应；还有不少文章尽管没有在标题或摘要中“点名”，但在行文中也会拉出具名观点予以批评；有的论著还会专设章节进行争鸣。因此，争论涉及的人数实际上比统计的结果还要高出不少，这说明对该问题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争议性。
那么，为什么国内学术界对“卡夫丁峡谷”问题持续、深入并富有争议的研究是从1987年开始的呢？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宽松活跃的思想文化氛围。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精神号角，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造就的新的思想文化氛围为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一方面是人才力量的充实。伴随着高等学校及研究机构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大量原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重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与此同时，高考的恢复为选拔新人才，充实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队伍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机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有的科研人才经过恢复和调整，已经基本重新进入正常的知识生产状态；高考恢复后新选拔的人才，经过培养和训练，已经基本能够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卡夫丁峡谷”问题研究开展初期就能见到为数不少相当活跃的新博士，即是很好的说明。更为重要的是人才的精神状态，思想“松绑”使老人才重新抖擞，新人才初生牛犊；人才想说话，敢表达，要冒头，既有理论探索的勇气，也有关注现实的热情。
另一方面是国际交流的频繁。打开国门释放了人们压抑已久的对新鲜知识的渴望，中国也开启了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历史行程。在对外开放的政策环境下，人们热切地拥抱外部世界，急切地引介新鲜知识，“文化热”“出版热”等热潮随之而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愈加紧密。宽松活跃的思想文化氛围促进了国际交流的频繁开展，而不断增强的国际交流也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及时和全面地了解理论研究方面的新信息和新动向。
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凸显新的热点。在国内学术界开展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研究伊始，就有论者指出这一研究“引发了对马克思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的重新思索”。(1)之所以说是“重新思索”，一方面是由于“晚年马克思”的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保存了马克思晚年所作的大量人类学研究笔记的原件。从1972年开始，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陆续整理编辑了其中五个笔记，(2)并以此为基础写作了数部研究专著。(3)相比于克拉德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尽管前苏联在五十年前就由梁赞诺夫带回了这些笔记的复制件，但是直到克拉德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时，前苏联仅仅出版了五个笔记中的两个，而且整个理论界对这些笔记的价值都没有充分的认识，更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一个“晚年马克思”通过克拉德的研究得以被发现，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问题的书信及其草稿所包含的理论价值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1985年，收录了上述四种笔记的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出版；1987年，另外一个笔记也由《马列主义研究资料》连续四期刊出。“晚年马克思”由此得以广泛进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人们好像一下子看到了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新动向和新变化”。(4)
另一方面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新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启了前苏联最后六年的改革过程。在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戈尔巴乔夫言论集》中，人们不难发现如“不能局限于局部的改进，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样论调的观点，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当时就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在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中，似乎能够窥见“晚年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作为历史尺度的影子；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变化也使“卡夫丁峡谷”问题重新获得了实际检验的历史机遇。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需要。1987年，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也就“大多很自然地要回溯到它的理论之源——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以从中寻求哲理的智慧和方法论的启迪”。(5)1987年，也是十月革命胜利七十周年。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当时较早对“卡夫丁峡谷”问题进行研究的论者直言，十月革命“证实了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中所提出的东方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预想”，但是同时“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个问题的实质，将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产生模糊和混乱的认识”。(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需要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在所有制形态上是否无法逾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当时的理论界还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本来对所有制改革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哲学界，却对这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大问题长期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哲学界的一个过失”。(7)为此，《哲学研究》在1987年发表《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一文之后，又在1988年先是刊登了该文作者对质疑意见的公开复信，接着组织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划分根据问题的探讨”专栏，由此也拉开了国内学术界对“卡夫丁峡谷”问题广泛研究和争论的序幕。
纵观国内学术界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一研究因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而兴起，伴随着应对与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种种挑战和成就而持续；既从文本解读出发，触及了对历史和现实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又在争论中逐渐深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互动。
二、文本诠释的争论
文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而马克思一生的研究和写作持续了五十余年，除定稿的作品外，还有占总量三分之二强的笔记、手稿和书信得以存世。多年以来，马克思潦草的字迹同他的理论本身一样，使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们耗费不少精力。但是，马克思主义诸多重要理论的形成，对许多重要问题的反复论证过程恰恰存在于他大量的手书草稿中。可以说，如果脱离了这些文本，对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的丰富内涵，就无法得到完整的认识；而“如果不花大的功夫对其文本细节进行甄别和辨析，而是大而化之、浅尝辄止地对待，乃至满足于外围言说、宏观定性，实际上很难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原初意旨、复杂内涵和思考逻辑，相反会造成简单化、碎片化、片面化乃至极端化的诠释，甚至严重的误读和曲解”。(8)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必须掌握理论文本的基本内涵。
被国内学术界普遍征引的“卡夫丁峡谷”问题最基本的文本依据，主要有1877年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下称“复信”）及其三篇草稿和1882年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围绕“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文本诠释争论，主要基于如下几个文本细节：
一是马克思1877年的信，当时既没有寄出，也没有公开发表。
二是马克思在1881年的复信中并未使用“卡夫丁峡谷”的表述，而仅是在为复信起草的一稿和三稿中使用了这一典故。
三是“卡夫丁峡谷”在第一稿中出现了三次，但三次中有两次被删掉了；在第三稿中出现了一次。
四是马克思在四次使用“卡夫丁峡谷”这一典故时，都使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定语。
五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没有“跨越”的表述，而都是说“不通过”。
六是第一稿和第三稿中保留下来的两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表述，前面使用的副词都是“可以”，而第一稿中被删掉的两处，前面使用的副词都是“能够”。
七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第一稿所保留下来的表述中，主语是“俄国”，而在第三稿中则是用“它”所指代的“俄国公社”；并且在第一稿被删掉的两处表述中，主语也是“俄国公社”。
八是在复信写作的次年，即1882年《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对“俄国公社”提出了“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还是“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的设问，并认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在序言中并未指出“俄国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
当然，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文本诠释争论，论者们所引证的绝不仅限于上述文献。在研究展开伊始，学者们引证范围就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诸多文献，还包括了恩格斯、列宁的相关研究文献，俄国革命党人尤其是民粹主义者的信稿及言论。在论证方式上，也经历了从逐句、逐段、逐篇引证向规律论、历史观和方法论整体引证的发展过程。但应当指出的是，无论引证范围与论证方式如何变化，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回到对基础文本依据的具体诠释中；关于文本诠释的持续争论，核心都在于以辨析文本细节的“能指”与“所指”为基础，对诠释方式应当“放宽”还是“收窄”的辩证与调适。
1．“卡夫丁峡谷”的所指与性质
一般认为，马克思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阐发，来自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往来信札。在1877年的信中，马克思没有提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在论及俄国发展道路的问题时，使用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的表述。在1881年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四次直接使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表述，但没有具体解释在何种意义上引述“卡夫丁峡谷”的典故。对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遭受最大的耻辱”的注释，国内学术界基本没有不同意见；但关于马克思引用“卡夫丁峡谷”到底是指什么，则有如下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卡夫丁峡谷”指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理由是，“卡夫丁峡谷”的含义是“耻辱之谷”，马克思以此来指称资本主义阶段是要表明，资本主义既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使人类感到耻辱的阶段，又是在一般情况下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须经过的阶段。(9)而且，马克思在使用“卡夫丁峡谷”的典故时，已将“对战败军队羞辱”的本义转化为“对劳动人民意味着苦难与耻辱”的比喻；并且还是“从避免给劳动人民带来苦难与耻辱的资本主义发展”角度出发的“反面用典”。(10)
第二种意见认为，马克思引用“卡夫丁峡谷”，原意是指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时所经历的那个瓦解公社的原始积累过程。理由是只有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的表述，才是马克思最终满意的表达方式；并且在马克思原来的表达形式中，“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卡夫丁峡谷”的定语，而并没有把“卡夫丁峡谷”当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同位语或比喻来使用，将“卡夫丁峡谷”当成“资本主义制度”代名词的阐释方式，有悖于一般语法常识。(11)
还有一种近似的意见认为，“卡夫丁峡谷”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及其灾难；二是指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阶段。持此意见者反对将“卡夫丁峡谷”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如此解释是明显的同义语反复，并且在内容上也与马克思在“复信”中论述的俄国农村公社生产不一致；同时也反对将“卡夫丁峡谷”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整个过程，认为“卡夫丁峡谷”虽然与资本主义生产相联，但特指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波折”的生产阶段。如此才能符合马克思对查苏利奇来信中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是否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问题的作答目的。(12)
对上述意见，有些论者提出了批评，认为“卡夫丁峡谷”的所指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带来的极端不幸的灾难”。对所谓“有悖于语法常识的同义反复”的说法，这些论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一句中，“资本主义制度”在句中起限定作用，马克思是以此强调对“卡夫丁峡谷”的内容界定，即不是指这一典故的原意或别的意思，因此并不存在语法问题。况且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有灾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理解完全符合马克思复信的原意，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13)
还有意见认为，无论是“经济危机及其灾难性恶果”，还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对农民的无情掠夺（如圈地运动）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民无产阶级化”，即上述几种不同理解，都是马克思引用“卡夫丁峡谷”其中应有之意。因为这和复信一稿中“资本主义可怕的波折”、二稿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相互呼应、内蕴一致，在根本含义上都与资本主义“肯定成就”相对峙。但是联系《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卡夫丁峡谷”更应指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孕生的异化劳动和由异化劳动致生的异化现象。(14)
以上争论都是在认同“卡夫丁峡谷”这一典故的本意，即其“能指”的前提下，对马克思用典时的“所指”作出的不同诠释。在争论依据的基本文献是一致的情况下，除了对马克思表述语法的不同意见，主要的分歧来自采信原则是应当遵循“最近”、“最终”还是“最符合”的标准。若论“最近”，则应以复信草稿中提及“卡夫丁峡谷”处的上下文意为准；若论“最终”，则应以马克思对俄国发展道路问题的最后表述，即《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的意思为准；若论“最符合”，则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理解和把握，往往各成一说，众说纷纭。因此，标准问题争论的背后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认识分歧，还涉及对马克思提出问题的动机以及现实社会主义革命与运动的评价等诸多问题，这也正是许多论者强调“卡夫丁峡谷”问题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原因。对此，下文还有述及。
另一个与对“卡夫丁峡谷”的文本解读相关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卡夫丁峡谷”设问的性质。即马克思提出“卡夫丁峡谷”问题，是“设想”，“预言”还是“猜想”？这一分歧依据的文本事实是马克思1877年的信最终既未寄出，也未发表；1881年的复信四易其稿，正式复信中不仅未提到“卡夫丁峡谷”，甚至都没有提到“俄国革命”；1882年的《宣言》俄文版序言用语十分谨慎，如“可能的答复”，“假如”等强限定性措辞。
基于马克思在上述文本中所表现出的态度，一些学者认为“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的设想，虽有理论和经验的依据，也需根据社会主义的现实进程予以证实和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的预言，必然而且已经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获得应验。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卡夫丁峡谷”只是马克思的猜想，即便马克思对晚年获得的新材料进行了分析研究，但他本人也完全不能肯定其必然性，最多是提出了一种可能，并且这种可能性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也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情况也根本不在马克思的预料之中，更谈不到验证或证实的问题。
这一争论，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文本诠释本身，而牵扯到“前文本”和“后文本”两方面历史认识的分歧。“前文本”历史认识，即如何认识马克思提出和研究“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动因；“后文本”历史认识，即如何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未能见到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与“卡夫丁峡谷”的关系。围绕“卡夫丁峡谷”问题系列文本产生的前后历史，学术界也存在相当大的认识分歧，这些内容将在后文关于“历史认识的分歧”中再作展开。
2．“不通过”还是“跨越”？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不通过”，还是“跨越”，本应没有争议。因为在马克思的复信草稿中，四处使用都是“不通过”的表述；国内学术界对“可以”不通过和“能够”不通过的争议，也基本是在讨论马克思本人对“卡夫丁峡谷”想法是否成熟时才被提及。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争议，还是对文本阐释应当“收窄”还是“放宽”的分歧。
坚持应当使用“不通过”提法的意见认为：
首先，从文本的翻译来源上看，“不通过”是对法文的直接翻译，准确表述了法文原意，“跨越”说法则出自中国学者的概括；将“不通过”换成“跨越”就与原文的词意相去甚远了。要考察马克思这篇遗稿的思想，应当原原本本地引述原文，否则会在读者中产生一些不应该有的歧义。
其次，从语义和逻辑上看，把“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理解为“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即“跨越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把避免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转换成了跳过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明显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
还有更激烈地看法认为，“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所谓“跨越”，是指俄国在农村公社这种落后生产方式基础上，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事实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克思在表述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时，没有提到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表述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没有提到“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是，把这两个问题糅合在一起，混为一谈，便成了人所共知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5)
坚持认为应使用“不通过”提法的论者，往往也坚持认为面对“卡夫丁峡谷”的主体是“俄国公社”，而不是“俄国社会”或“俄国”，更不是“东方落后国家”或“一切前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以“收窄”方式阐释马克思文本的“原本”使然。
相比而言，认为可以或应当使用“跨越”提法的论者，并非不了解马克思的“原本”，而是更加倾向于以“放宽”的方式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换言之，这些论者并非对理论“原本”不以为意，而大多是在社会形态的总体意义上理解“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所指”，并依所论的不同侧重来引证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文献。因为只有在理解“所指”上的“放宽”，才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证更多、更具体的问题时，取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能指”范围“收窄”的效果，从而实现主义与问题的时代互动。
如有的论者认为，跨越问题本身是一个真问题，而非伪问题。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跨越”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是“实实在在的真问题”，不必以马克思、恩格斯是否说过为标准，来判断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只要我们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多样性的理论，就可以以此为指南来探讨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16)
有的论者承认，在论证所有制形态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问题时，是以“一个既定的事实作为立论的起点”，而导致“面临着一个理论和现实的二律背反”。但从现实上看，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关系确实存在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在理论上对“在东方落后国家的小生产的基础上，何以可能产生先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公有制”的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17)
有的论者强调，在马克思身后，恩格斯根据俄国资本主义新的历史情况，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概括并上升为一切落后国家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普遍理论。因此，存在一种对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18)
有的论者则将文本阐释的“放宽”，从马克思一直贯通到邓小平；论证他们“均提出和形成了关于东方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学说”。从而以更宏大的理论抱负，尝试构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这种“中外辞书中不曾出现”的学术概念，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学说”。(19)
也有论者意识到，“必须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进行理论抉择和创新。而在理论取舍、拓展、延接过程中”，即以“放宽”的文本阐释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本”的过程中，“极可能存在理解偏差”，因此“每一步都是对东方社会主义建设者能力的严峻考验”。但是，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其目的不在于只是‘回到’马克思，而是在返‘本’过程中，梳理出其解决东方社会现实问题的根本理路，赋予其社会研究方法以时代生命”。(20)
正是由于在文本阐释方式“放宽”的过程中，“极可能存在理解偏差”，在支持“跨越”提法的论者中间，分歧往往比同坚持以“收窄”方式进行文本阐释的论者还要多，还要大。这些分歧已经超越了文本阐释和历史认识的范畴，而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认识，因此下文将在“理论体系的异见”部分再作展开。
3．“俄国公社”还是“俄国社会”？
除了“跨越”还是“不通过”的分歧，“卡夫丁峡谷”的主体问题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其中，上海学者们的讨论不仅涉及对文本内容的不同诠释，而且提出了有关经典文本的“公示性程度”和“内在差异性”问题。
如陈启懋认为，马克思在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系列文本中讨论的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前景问题，而不是俄国革命性质和社会转型问题。即便当时的俄国社会党人能够推翻沙皇政府并掌握政权，用资本主义的成果来改造农村公社使之现代化，也只是使这种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公社成为俄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因素，但这并不等于整个俄国实行了社会主义，也并不意味着社会党可以在俄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21)
张凌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发展道路的论证，是他探讨俄国社会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的立论根据。如果将马克思从1877年的信到1882年的序言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从1881年的信稿作为一部独立的理论著作的意义上来看，马克思研究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目的正是在于探讨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两者具有直接的相关性。无法设想在俄国农村公社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的情况下，俄国社会如何仍然向资本主义发展。(22)
陈启懋很快作出了回应：虽然可以承认有关文本涉及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但如此总结仅是一般性的概括。马克思更为强调的是，在一定条件下转型为用资本主义积极成果武装起来的现代化的公社可以成为俄国社会“共产主义的起点”。而“起点”只是开始了的意思，不能理解为有了一个起点俄国社会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了；也不能说有了“起点”，整个俄国社会就新生了、复兴了。同时，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纯之又纯的，俄国社会处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同时又存在着现代化的公社这样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完全可能的。(23)
张凌云对此回应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胜利必将导致俄国农村公社解体，因为“资本主义是同公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公社的毁灭”，“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定将在俄国获得胜利，那么，绝大多数农民即俄国人民定将变成雇佣工人，因而也会遭到剥夺，剥夺的办法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先被消灭”。所以，陈文对“俄国社会处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同时又存在着现代化的公社这样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理解，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相符合。(24)
除了文本诠释的内容探讨，上海学者还提出了衡量马克思思想科学价值的标准，即“文本的公示性程度序列”问题。张凌云认为，以“自主公示文本”“类公示文本”“亚公示文本”和“非公示文本”等文本类型的序列作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的思想是否成熟，是否“马克思主义”是不科学的；就科学价值来说，“手稿”与“定本”一样不容忽视。(25)
最近，更有学者提出应当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一方面，应当承认思想差异的存在，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发生自我否定都是正常的，只有思想僵化而无进步者才永远固守原有思想不变；另一方面，即使在思想差异中发现堪称颠覆性的内容，正确的做法也应当是既要承认其思想史意义，又可以暂时搁置起来，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对“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研究有两个思路：一是文献学意义上的文本真实性判断；二是研究这种现象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关系，即当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形成某种定势以后，如何面对新出现的文本差异现象，是以此进行补充丰富，甚至重新定义某些基本原理，还是抵制排斥以维护原有的定势。(26)
4．“俄国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
无论是以“放宽”还是“收窄”的方式，对“卡夫丁峡谷”问题进行文本阐释，都绕不开“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因为即便认为马克思在“复信”草稿的初稿中所说的“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是没有出现在“复信”中的“不成熟的想法”，也不能否认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里强调的“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俄国革命”。但是，同“卡夫丁峡谷”的“所指”一样，马克思也没有详细说明这种“俄国革命”的性质。关于这一革命的性质，国内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第一是“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持此看法的论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希望俄国这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尚保存着完整结构的半亚细亚国家，率先开辟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实现社会变革，推翻资本主义，成为在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演变趋势诸方面与西方迥异的东方社会的榜样，使之以俄国所可能具有的发展前途为参照系，探讨到东方社会发展道路”。(27)不仅如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将作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对接”。(28)这也是比较普遍、影响比较广泛的看法。
第二是“俄国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对于“民主主义革命”的看法又分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持此看法的论者认为，尽管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性质未作直接表述，但恩格斯在1875年批判特卡乔夫时否定了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根据马克思对俄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俄国革命“也不是旧式的、17—18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新形式的、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29)另一种是农民民主革命，持此看法的论者也不同意“社会主义革命”说，而是认为“对于在尚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俄国，这个保卫农村公社的‘俄国革命’只能是推翻沙皇封建制的农民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它所确立的新生的俄国社会是一种二元混合社会：在农村保证‘公社的自由发展’，使之在公有制的条件下达到现代化；在城市，不可避免地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30)
第三是“俄国革命”是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持此看法的论者，既不同意“社会主义革命”说，也不同意“民主主义革命”说。
对“社会主义革命”说，论者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在处于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环节的一国或几国发生的思想，是列宁在1915年、1916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提出的，不能将列宁的思想强加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上。
对“民主主义革命”说，论者认为，说俄国革命不是旧式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对的，说俄国革命是推翻沙皇封建专制的革命也是对的；但是根据列宁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根本特征是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革命，而这种革命在俄国是1905年才第一次发生的，不能把这个革命提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论述的19世纪80年代。
根据恩格斯在1874—1875年、1878年和1894年的《论俄国社会问题》《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工人运动》及《“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对他自己和马克思所讲的“俄国革命”性质的说明，论者认为，“俄国革命”只能是“恐怖主义密谋家的执行委员会的政府”领导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即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31)
由此可见，对如何判断“卡夫丁峡谷”问题文本中“俄国革命”性质的分歧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对马克思研究“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动因、十月革命及中国革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之间的关系等“前文本”和“后文本”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分歧相互联系的。
三、历史认识的分歧
历史认识的分歧，是文本诠释争论的逻辑延伸。“收窄”与“放宽”的冲突，实际上包含了如何理解“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边界”之争。而探讨问题的界限，则必然要越出文本的范围，一方面在“前文本”历史中追究“问题”出现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后文本”历史中确定“问题”自身的性质。即马克思为什么会提出“卡夫丁峡谷”问题？问题与历史的互动如何影响了问题本身的价值？
1．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卡夫丁峡谷”问题？
从已整理出的马克思著作和手稿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晚年确实将研究视野的重心放在了世界的东方。由于马克思本人未曾详述自己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调整，于是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们只能通过各方面的线索自己来寻找答案。“自证”的缺位，使任何对马克思提出“卡夫丁峡谷”问题动机的解释，都成为最终无法质证的“他证”。因此，对“前文本”历史的追究，在绝大多数论者的求证中都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作为论证的一个环节或一种“补证”而存在的。对不同论者来说，对“前文本”历史的相同解释，支持的却往往是不同的结论。这些解释主要包括：
（1）思想动机。有论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放弃写作灌注他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转而去从事陌生的东方社会和人类学研究，缘于他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巨大反差”。他之所以创立东方社会理论，不仅是为了探索东方社会的特点，解决其历史发展道路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东方社会和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试图解决社会形态更迭过程中私有制的历史地位，即私有制在历史上是如何从公有制演化而来的问题，用以证明私有制的暂时性以及最终被公有制所取代的必然性。(32)
还有论者认为，马克思的反思在思想上实现了对“自己以前仅仅从统一性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局限，即五种社会形态只能依次演进和不能超越”的突破，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天才设想，正是以这一深邃反思为基础的。(33)
也有论者不同意上述“反差”说和“突破”说，而是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阐明了一般规律的实现，有“递进”和“超越”两种基本形式。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笔记的比较，论者指出，“超越”发展的问题，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中是逐渐被强化的。(34)
（2）情绪动机。较为普遍的解释认为，马克思之所以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并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其出发点是对东方社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以及对东方各国人民遭受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巨大痛苦和灾难的同情。(35)
还有论者认为，马克思晚年被对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忧心如焚的情绪所困扰，“好像没有了早年的那种决断的勇气，好像在有意无意地规避社会发展中的灾难与罪恶”，因此他放弃了早年对东方世界的冷静解剖，而对东方世界所谓的原始生命力发生了兴趣。他试图找到一条迥异于西方，但又能将人类引向光明未来的大道。(36)
（3）策略动机。有论者认为，从具体历史针对性来看，马克思的动机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需要，是马克思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体利益出发，对同沙皇反动政府进行英勇革命斗争的民粹派的支持。马克思不想给当时属于俄国先进的革命战士的革命热情泼冷水，尽管他们关于俄国公社的看法是一种空想，但他们对俄国农民公社的神奇力量的信念，有着鼓舞他们同沙皇反动政府进行英勇斗争的作用。同时，马克思尤为注意同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划清界限，并揭露他们利用自己的学说来为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辩护的企图。(37)
也有论者坚决反对这种见解，认为上述推断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性格逻辑。在署名争论的文章中，论者提出，在马克思的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始终坚持极其严肃的科学态度，尤其是在晚年对俄国公社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这种科学态度还表现出一种几乎可以说是罕见的慎重特征。在马克思晚年论及俄国公社问题时，总是先说明观点的材料来源、研究方法及经验依据，这种慎重态度，“是马克思的科学态度的最典型的表现”。况且，马克思“复信”的草稿直到1924年才第一次公开发表，他不但没有必要，也完全不可能为了策略考虑“伪造”自己学术研究的结论。(38)
除上述三种动机解释之外，还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1881年间的有关论述，着力批驳特卡乔夫和米海洛夫斯基，是应俄国革命者需要和请求的应答之作。(39)严格来说，这种解释并不属于“前文本”的历史分析，无关马克思的思想、情绪和现实考虑，是一种对“纸面上”的缘由呈现，而不是对历史情境的“沉浸式”探究。
在不同论者的笔端，可以见到各种动机驱使下的不同面貌的“马克思”，无法与马克思“对质”并没有削减论者探寻马克思动机的热情。究其原因，捍卫各自论说逻辑中的“马克思”形象，是为进一步阐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服务的：“困惑中的马克思”，既可为论证马克思的“自我否定”服务，也可为论证马克思的“自我升华”服务；“情绪化的马克思”，既可能“重启”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尺度”，也可能强化本就包含“人道主义尺度”的历史尺度。“兼二任的马克思”，可能是理论家的操守压倒革命家的机变，也可能是革命家的思虑导致了理论家的隐忍。
2．十月革命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关系
对“十月革命”与马克思“卡夫丁峡谷”设想之间的关系，国内学术界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
较为普遍的一种见解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设想，或者说东方社会主义的实践应验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预言。持这一见解的论者承认，“列宁生前并不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但是革命的实践使他得出了俄国乃至东方国家的革命前途与马克思晚年思想相一致的结论”。(40)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看，既然特殊的世界历史条件使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夺取政权，那么适时夺取政权，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是完全可行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如何处理与继续发展中的内外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理解和解决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关键。因此，第一，要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将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中间环节；第二，必须将自发的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第三，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还占有优势，尽管无产阶级已掌握国家政权，但还只是处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也就是说，“列宁的‘跨越论’，没有离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只是改变了利用这种成就的方式，也即把先前期望的、以西欧无产阶级的国际援助为基础的直接利用，变成了以租让制等国家资本主义为基础的间接利用”。(41)应当指出的是，从国内学术界围绕“卡夫丁峡谷”问题讨论的开始，十月革命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或预言，基本上就被为数不少的论者认为是一种前提或既定事实。(42)在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视域中，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播与发展在地缘和时代上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条件下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起点。不仅如此，关于世界历史整体双重发展的认识，也已从十月革命与“卡夫丁峡谷”关系的历史判断，延伸到如何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问题。(43)
反对意见大体有两种思想理论来源。一方面是来自坚持认为存在“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阵营之外。这些论者的代表性观点是，以马克思晚年的所谓“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理论支持和“论证俄、中等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先进入社会主义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这种认识，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1918—1920年间列宁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就是设想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这实际上是被迫部分通过卡夫丁峡谷，同时另外新辟卡夫丁栈道，最终进入社会主义通途”。(44)既是“阵营”之外，历史认识的分歧已不是最大的分歧，焦点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不同认识，这部分内容留待下文再作展开。
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来自“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阵营内部的反对意见。持这种见解的论者同样认可“东方社会理论”，认为“东方社会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地位显要，“没有这部分内容，历史唯物主义就会显得残缺不全”。(45)但是所谓“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理论”则纯属虚构，而且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总是把马克思置于被“证伪”的境地，“总是给马克思帮倒忙”。(46)
论者认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不是“证实”，而且和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47)因为这两次革命，根本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之中，不能要求他们对无法预见的历史提出科学的理论设想。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明革命以前的社会性质。如果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或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了，当然也就不再存在跨越问题了。
说十月革命不是“证实”，是因为：（1）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国家，必定是前资本主义国家，而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明确认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2）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逻辑，“跨越”必须以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先决条件，而十月革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3）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等于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在列宁看来，让前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和“让没有怀孕的妇女生出婴儿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过渡到社会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混为一谈，是对列宁思想的严重误解。
3．中国革命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关系
中国革命与“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关系，过去教科书中基于“革命史范式”的经典表述已广为人知，这里不必详述。也有论者认为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并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源于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这已超出了“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范畴，可以另文再论。
认为十月革命与“卡夫丁峡谷”设想没有直接关系的论者，还提出中国革命同样不是“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证实。而与论述十月革命所不同的是，为了确认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性质，论者提出了一个“二重性社会形态”的概念。即中国是在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未受根本触动，民族资本主义受到极大压抑，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紧密结合的条件下，经历了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因此，旧中国是一个既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又兼有资本主义属性的二重性社会形态，肯定它经历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就说明旧中国已经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条件，因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不是“跨越”了。
针对这种见解，有些论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有论者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既有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有新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以不能因为中国有了资本主义的因素，而否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证实。况且既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可以作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就没有否定这种革命先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因此，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充分条件。(48)
还有论者认为，从跨越发展的“经验层面”来看，历史上的跨越实例确实是以一个民族或国家跳过社会发展的一个或几个阶段为特征，但透过跨越发展的表象，所有的“跨越”发展都意味着三种根本转变：一是把超前性目标变为当下现实目标；二是与世界同步成为跨越发展的结果之一；三是以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跨越发展的指导思想。从根本意义上而言，“跨越”的实质是落后民族如何与世界历史的总趋势合拍，如何将时代精神植根于落后民族的过程。据此，论者认为十月革命所实现的东方跨越的“第三套图式”，可以称为“独闯型”跨越，它与马克思晚年的“共谋型”或“协助型”跨越的“第二套图式”之间，虽然在跨越的方法、手段、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在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上，都坚持“和谐”这一根本原则。因此，它们也与马克思青年和中年的东方跨越“第一套图式”（即直接走向资本主义的跨越路向）相比，存在“质的飞跃”。东方社会主义跨越与马克思设想中的跨越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49)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通过马克思“第二套图式”与“第一套图式”之间对比来论证历史问题的方式，实际上关系到是否存在“两个马克思”的意见分歧。这种情况提示了，“前文本”与“后文本”的历史认识分歧，在整体上从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不同见解。
四、理论体系的异见
通过对历史认识的分歧和文本诠释的争论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分歧和争论的背后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体系构成的不同见解。将这些不同见解归纳起来，核心就在于：是否存在并如何认识“两个马克思”、“两个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社会理论”。
1．“两个马克思”
所谓“两个马克思”，是指自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曾经盛行的“以马解马”并“以马反马”的学术现象。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0)的全文在西方世界首次发表。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马克思这一关于“哲学人类学”的早期著作，揭示了隐藏在他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主题”。这篇文献也因此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代表着马克思的最高理论成就。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两个马克思”的观点，将马克思早期著作所反映的部分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中切分出来，并以“青年马克思”反对“中年马克思”。此后，围绕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又掀起了一波世界性辩论。包含了“卡夫丁峡谷”问题争论的所谓“晚年马克思”的发现，是关于“两个马克思”大辩论的第三波。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主流观点是，“晚年马克思”是对“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回归，即以晚年时期的“经验人类学”丰富并发展了青年时期的“哲学人类学”，以此实现“对中年马克思相对狭窄的唯物主义的超越”。(51)
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整理和发表及其引发的“晚年马克思”研究热潮，使“卡夫丁峡谷”问题也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重视。国内学术界了解到这一研究动向以后，普遍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在过去两次世界性的辩论（异化概念和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中我们都落在人家的后面，这次我们不能再落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后面去了”。(52)
如果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晚年马克思”由于能够再次将马克思从“经济决定论”中“拯救”出来，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总体和基础上“颠覆”的话；那么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晚年马克思”则更多意味着“突破”，即不仅突破长期以来苏联教科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架构的影响，而且突破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对马克思主义中“不必再进行研究”的“定论”重新进行学理审视。
“突破”的基础主要在于“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的发现，但同时，“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带来了一个后果，如果你一味坚持这个差异中的某一论点、论断，那就在客观上否认了另一论点、论断——问题是，这些差异性论点、论断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话”。(53)而且既是“突破”，那么必然会有程度和范围上的差异，“突破”多的与“突破”少的会有分歧，“突破”大的与“突破”小的会有争议。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特性，决定了它必然要求理论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它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人类社会的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其内容”。(54)因此，无论关于“突破”有怎样的不同意见，国内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在于：文本的“最大可解释空间”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范畴中获得释放；“突破”是对“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始终应当被限定在“一个马克思”的框架之内。
2．“两个马克思主义”
在“一个马克思”的框架之内，围绕如何理解“卡夫丁峡谷”问题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国内学术界存在很大分歧，以至于在文本的“最大可解释空间”中似乎“生长”出了“两个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能够自洽因而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存在矛盾因而需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强调“自洽—坚持”的见解有两种论证理路：一是“卡夫丁峡谷”问题“不属于”马克思，即便有文本显示了马克思曾有运思，但他至多是提出了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因此无论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赋予了“卡夫丁峡谷”问题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其“功过”都与马克思无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始终是逻辑闭环，马克思主义是一贯自洽的。二是马克思确实提出了“卡夫丁峡谷”问题，但这一问题不是偶发与孤立的，而是贯穿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建构的全过程，只是由于经验材料的丰富和历史机缘的巧合，才给后人造成了马克思好像突然在晚年发现了自己理论“盲点”的错觉，而实际上所谓的这一“盲点”只不过是始终存在的一条“暗线”浮出了水面。
强调“矛盾—发展”的见解也有两种论证理路：一是“卡夫丁峡谷”问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与“历史的”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从具体中抽象出的规律，在从抽象再上升为具体的过程中出现了难以解决的“悖论”，因此就需要根据“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化解矛盾，用马克思的方法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是“卡夫丁峡谷”问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批判理论与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功能性矛盾的凸显，即在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客观差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的不同，因此就需要对“批判”和“发展”进行辩证调适，在实际运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排除少数史实误辨和引证错误的情况，(55)主要是由于论证理路的不同，才导致了前述文本诠释和历史认识方面的分歧和争论，加上不少论者在有意无意之间，部分和交叉地运用了上述两种甚至三种论证理路，才造成了似乎存在“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反常现象。篇幅所限，这里仅举一例来说明不同论证理路引起的实际冲突。
《中国社会科学》在1989年第2期和第6期，分别刊发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作者张奎良，下称“张文”）和《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东方社会理论》（作者储小平，下称“储文”）两篇文章。其中的“张文”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储文”则是较早提出批评回应的文章。1991年初，《山东社会科学》第2期刊发了《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与储小平同志商榷》（作者曲萌，下称“曲文”）的批评文章，对“张文”和“储文”都进行了回应。
“张文”主要运用了上述第三种论证思路，在提出马克思晚年思想“矛盾”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尺度”之外，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想“确立了人道主义的历史尺度”，因而是马克思晚年在思想上的一次“自我飞跃”。
“储文”则结合了上述第一、二种论证思路，提出马克思“不存在一个晚年思想飞跃的问题”，“当马克思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尺度来观察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时，恰恰不是剥夺了人道主义作为历史尺度的权利，而是把人道主义放在一个科学的坚实的基础上”。据此而言，“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提出“只是一种设想，而不是一个肯定的结论”，在马克思身后“俄国社会无论是陷入资本主义制度的深渊还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峡谷，都不是背离马克思的历史尺度理论”。
“曲文”则引入上述第四种思路来强化“储文”的论证。一方面“曲文”指出了“张文”存在的逻辑错误，认为其混淆了马克思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历史必然性的讴歌”，即理性认识不等于价值肯定。另一方面，也认为“储文”没有抓住“张文”的症结，缺乏对“两个尺度”辩证关系的把握，而仅仅“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来论证两者的统一”；虽然提到了马克思一生“揭示历史必然性，并据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来实现对世界的改造”这两个学术探讨核心，但没有对这两个核心问题的辩证关系细加考察，从而看来是“紧紧抓住必然性”，但实际上却“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历史的必然性有一种自发的推动人类进步的倾向”。据此，“曲文”认为，“由于没有从必然性中跳出来，储文和张文在方法论上有同样的错误”。
其实，“储文”和“张文”的冲突来自于论证理路的差异，而“曲文”对两者的批评实际上是通过引入“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论证思路来实现的。“曲文”的核心观点在于，被认识的历史必然性是改造世界的“客观尺度”，而改造世界则包含了如何对待历史必然性的“内在尺度”，即是说“发展”只能在“批判”中汲取实现的可能性，而“批判”只能在“发展”中体现自身的真理；所以尽管“现实总是不完全理会理论”，但同时“理论在现实面前并不总是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56)
由此可见，上述四种论证理路并不是互相隔绝，绝对冲突的，而往往在论者的运用中是交织缠绕，甚至纠缠并生的；这种情况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两个社会理论”的出现。
3．“两个社会理论”
从总体上来看，国内学术界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三十年多来的研究，最大的理论突破当数“东方社会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应当说，“东方社会理论”凝结了众多论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抱负，回应了落后国家寻求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南的现实期待，充满了对于社会主义能够在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时代中突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民族自信，也逐渐成为了具有相当解释力和影响力的理论工具，部分结论和观点还进入了教科书和不同形式的理论宣传媒介。
与此相对的是，一部分学者坚持反对有所谓“东方社会理论”，认为“关于‘东方社会道路’的争论理应终结，理应走出‘东方社会道路’的理论误区，理应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意义，理应剔除已写入教科书的所谓‘东方社会道路理论’”。(57)是这些学者打错了板子，还是所谓“东方社会理论”确实站不住脚？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东方社会理论”本身。
仅就前文列表中统计的有关“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论著来看，大多数的论著标题都有“东方社会”的称谓，但细察之下可以发现，同一称谓之后既有“理论”，也有“道路”，还有“发展道路”的区别；“东方社会”之前的限定词，既有“马克思”，也有“马克思主义”，还有“马克思的”；所以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设想”等说法。由此可见，不同论者那里的“东方社会理论”坐的不是同一张板凳，反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论者打的也不是同一个屁股。
问题还是出在上文所述的论证理路上。不同的“论证—建构”路径下，就不只有一个“东方社会理论”；而是有“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两个“东方社会理论”。具体说来，前者更多强调“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进而也强调马克思或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提出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东方社会理论”；后者更多强调“基本原理”的普遍性，进而也强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者们形成和发展了“东方社会理论”。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注意了“坚持”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而最大的不同点则在于晚年马克思是否遭遇了“逻辑”与“历史”的矛盾和悖论。
这样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批评者应该是“误伤”了。但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而是至少还涉及“名”与“实”的两个方面。
从“名”的方面来说，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造成误读和误解的一个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误者“往往是根据当时的现实，根据某种政治需要，根据个人的主观愿望，根据长官意志，去注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我所用地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至于“用他们没有见到的后人的实践、用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理论视野的实践去解释他们的著作”，或者“把他们自身没有的后人的思想强加在他们头上”，“用后人的思想牵强附会地解释他们的思想”。(58)对此，最近有论者提出应当厘清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谱系。因为“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运用要求我们拥有稳定的语境”，而人们对现实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理解上不是太窄就是过于宽泛”。所以应当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事实出发，以“古典马克思主义”统领马克思主义谱系，从而合理安排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关系和位置。其中“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为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更加系统化而形成，经过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最终为列宁所捍卫和发展；而列宁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样，既有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又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占据独树一帜的地位，而且它的现实走向代表着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趋势。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谱系，不仅是为谱系诸元“正名”，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整合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文明的理论场域，以便让世人名正言顺地分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明”。同时，“在放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唯我独尊的身段之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容易做到实事求是地定位自身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地位”。(59)
从“实”的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社会批判理论，又是社会发展理论；这两重维度既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结构之中，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功能之中。以“卡夫丁峡谷”问题为中心的有关理论，其“论证—建构”路径，应当重视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跨越”现象不再是一种偶然，而是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或常规现象。东方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问题，都涉及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的整体意义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发展路线截然二分，既面临着难以在立论上提供充分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的困境，也存在着拆解“卡夫丁峡谷”设想所提供的科学方法论的风险。因为“这一方法论不仅是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更重要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所以，“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实践运行和理论建构的双重要求”，而“只有完整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才能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0)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意见，着眼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建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框架，或许不失为一种更合理的选择。
在国内学术界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中，文本诠释是契机，历史认识是延伸，理论建构是核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脚点。这一研究中的争论及其意义，远比上文所述来得生动和丰富。可以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世界剧变和中国成就，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迁演，思潮流变乃至种种困惑和探索，几乎都在“卡夫丁峡谷”问题史中留下了缩影。
对我们来说，科学社会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社会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显示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胜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1) 康夏：《对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再思考——兼与荣剑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88年第9期。
(2) 这五个笔记分别为《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思〈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和《马·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前四个笔记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名结集出版，最后一个笔记单独整理出版。
(3) 如《马克思著作中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等。
(4) 刘启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5) 张凌云：《怎样合理理解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与许明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2期。
(6) 荣剑：《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哲学研究》1987年第11期。
(7) 荣剑：《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通信》，《哲学研究》1988年第2期。
(8) 聂锦芳：《文本细节甄别、辨析对马克思思想复杂性的理解》，《现代哲学》2017年第1期。
(9) 段忠桥：《对我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再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
(10) 孙来斌：《“跨越论”驳议之驳议——与孟庆仁先生商榷》，《理论学刊》2000年第5期。
(11) 甘建民：《“跨越说”不属于马克思——与曾盛林同志商榷》，《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12) 张明军：《对“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辨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1期。
(13) 黄晓辉：《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与张明军同志商榷》，《东南学术》2001年第2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含义是什么——与张明军同志商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孙来斌：《“对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辨疑”之辨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马克思没有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吗？——与张明军同志商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14) 刘卓红、关锋：《对马克思晚年俄国社会发展若干问题研究的再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
(15) 王学荣：《马克思提出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吗？——与张树焕博士商榷》，《长白学刊》2015年第6期；曹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之考辨》，《实事求是》2011年第3期；刘新宜：《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主要歧见评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孟庆仁：《“跨越”论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兼与赵家祥教授商榷》，《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孙勇：《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重新认识》，《理论月刊》2003年第4期；王复三：《“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由来》，《商丘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许全兴：《请不要误解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析》，《理论前沿》1996年第18期；陈文通：《“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年第4期。
(16) 田世锭：《冷问题之冷思考：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再认识》，《兰州学刊》2006年第4期。
(17) 荣剑：《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通信》，《哲学研究》1988年第2期。
(18) 参见谢霖：《东方社会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 俞良早：《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0) 王聚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沉思》，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21) 陈启懋：《关于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可否立即向社会主义跨越的问题》，《上海思想界》2014年第3期。
(22) 张凌云：《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应当向怎样的社会主义跨越——与陈启懋先生商榷》，《上海思想界》2014年第11期。
(23) 陈启懋：《对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与张凌云先生商榷》，《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5期。
(24) 张凌云：《再论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应当向怎样的社会主义跨越——与陈启懋先生再商榷》，《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2期。
(25) 张凌云：《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是否成熟》，《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同一作者的文章还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片论——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3期；《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三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6期；《从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3期；《怎样合理理解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与许明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2期。
(26) 黄力之：《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8期。
(27) 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55页。
(28) 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敏：《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
(29) 谢霖：《东方社会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30) 郭万敏、周全华：《澄清“卡夫丁峡谷”的迷雾》，《求索》2013年第6期。
(31) 赵家祥：《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32) 张奎良：《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光明日报》1989年5月29日；《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33) 江丹林：《马克思的晚年反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
(34) 冯景源、刘振华：《马克思历史学研究中关于社会发展“超越”理论的历史考察及其研究意义》，《黄淮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35) 曾名忠：《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年第4期。亦可参见孙来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20年研究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孙来斌、居继清：《“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十年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36) 康夏：《对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再思考——兼与荣剑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88年第9期。
(37) 曾盛林：《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表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38) 甘建民：《“跨越说”不属于马克思——与曾盛林同志商榷》，《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39) 参见孙来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20年研究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孙来斌、居继清：《“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十年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40) 参见晓苗、田英：《关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3期。
(41) 宋朝龙：《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五个维度——传统解读范式评析》，《海派经济学》2008年第24期。
(42) 荣剑：《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哲学研究》1987年第11期。
(43) 谢霖、谢静静：《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绪论及中篇。谢霖：《东方社会之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十章。
(44) 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五个问题歧见述评》，《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
(45) 赵家祥、丰子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I页。
(46) 赵家祥：《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47) 赵家祥：《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三编；《“热潮”以后的“冷思考”：澄清对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误解》，《河北学刊》2003年第4期；《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48) 高茹：《关于“卡夫丁峡谷”的三个问题》，《理论月刊》2009年第6期。
(49) 王聚芹：《对东方跨越发展中两大疑点的辨析——兼与赵家祥教授商榷》，《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另可参见氏著：《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沉思》，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0) MEGA第3卷的完整标题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
(51) 刘启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52) 谢霖：《东方社会之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53) 黄力之：《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8期。
(54) 胡绳：《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55) 有文章专门或特别指出了这类情况，但具体的批评意见也仍有可讨论的余地。如郭万敏、周全华：《澄清“卡夫丁峡谷”的迷雾》，《求索》2013年第6期；甘建民：《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的学术造假问题》，《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6) 类似的文章还有启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历史评价的两种尺度》，《学术界》1992年第1期。不久之后，有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同一作者的专著——刘启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57) 王继荣：《走出“东方社会道路”的理论误区》，《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张光明：《关于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真相》，《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世界革命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2期。高放也在其评论性文章《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问题歧见述评》（载《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中对这一观点表示了支持态度。
(58) 参见赵家祥、丰子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
(59) 参见《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中国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
(60) 吴兆雪、杨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