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从炎黄先帝到华夏儿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有多少志士仁人为追求心目中的“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而呕心沥血、上下求索，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鞠躬尽瘁、奋斗不已。然而在近现代，人们追求理想社会的种种努力和牺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化为历史的泡影。直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学习俄国人的榜样，领导人民搞革命，才给黑暗的神州大地带来了光明，使亿万中国人民看到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是列宁关于东方落后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科学预见的生动实践和成功样板。
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战略
1．中国社会向何处去
鸦片战争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出路究竟何在？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和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先后失败了；清廷发动的洋务运动昙花一现；康有为、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推动的“戊戌变法”中途夭折；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辛亥革命最终也未能逃过失败的命运。这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说明中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出路问题。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成为近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
辛亥革命失败后，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迷茫而彷徨时，俄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兴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决定“以俄为师”，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始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的实践。
2．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无产阶级政党在落后国家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中的一个新课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认为可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显然，这是准备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毕其功于一役”，想一步走完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革命任务。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规律知之不多，甚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还缺乏真切的了解。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上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了适当的区分，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但是，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知之不多、理解不透。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提出了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条重要原则：只有了解中国国情，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他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认真反思，认为应当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并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同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逐步明确地把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创造性地分为“上篇”与“下篇”，上篇是新民主主义，下篇是社会主义。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民族民主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所决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革命的两步走，实现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
二、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过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经验总结，也是毛泽东个人创造与全党集体智慧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党的建设等丰富内容。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和核心内容。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1940年2月。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党内外不少人对抗战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缺乏信心。蒋介石要在中国搞独裁统治，有些人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使在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战略策略缺乏统一的理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对中国近百年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重要文章，集中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行动纲领。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主要论述了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等重要内容，标志着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已具雏形。其核心思想是：“一方面从社会运动的结构状态看，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中国新式的民主革命的结果，是一个融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于一体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从事物运动的总趋势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方向是党的最高目标，即共产主义价值观和最高纲领的最终实现。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介性社会。”(7)
毛泽东明确，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强调，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来就有了的，而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8)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提及列宁在1916年10月写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的观点，“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9)
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纲领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是，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指引，制定和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架构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轮廓。
第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反封建人们在内，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它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新民主主义政权相适应的政体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中，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是过渡性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军队等将保证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因此，新民主主义政治的终极前途是社会主义的。
第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包含三个方面，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第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并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既不同于国民党鼓吹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三、克敌制胜“三大法宝”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艰难曲折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创造了一整套卓有成效的宝贵经验。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文章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和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件主要法宝，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重要总结。
1．第一件法宝：统一战线
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必须联合农民，认为这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合唱”。无产阶级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规定了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则成了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基本特点之一。
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出发，毛泽东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性质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指出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确定了党在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并尽可能地保持统一战线。
毛泽东还认为，具有买办性质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并非铁板一块，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无产阶级有必要也有可能同其某些集团建立统一战线。他指出，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但由于它们分属于若干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尖锐的时候，且如果当时之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帝国主义，那么从属于其他帝国主义系统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这个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利用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同他们建立了暂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同样，基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认识，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必须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必须依据具体情况，适当地进行团结；而对于他们的妥协性适当地实行批评或者斗争，使其尽可能坚持革命性，克服动摇性，以同我们建立联盟，或者至少保持中立。同时，在和资产阶级联合时，党必须注意自始至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严格保持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做到既统一，又独立；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坚持本党派本阶级一定限度的权利；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党要敢于并善于对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并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
毛泽东针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实行坚决、严肃的斗争：既反对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关门主义，也反对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投降主义。
2．第二个法宝：武装斗争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毛泽东认为，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基本地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论述了旧中国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一无议会可以利用，二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从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既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转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进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毛泽东还就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对武装斗争问题作了许多深刻的分析论述。
在北伐战争过程中，由于党还没有彻底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片面着眼于民众运动，而忽视了争取军队的工作，结果使一切民众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最先揭示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强调党必须非常重视军事问题，并通过“秋收暴动”与井冈山会师等军事行动，形成了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可以说，井冈山的斗争与八年全面抗战使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明白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长期的武装斗争。后又经三年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和革命的胜利。
在强调武装斗争这一主要革命形式的同时，毛泽东还主张武装斗争要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相互配合。他指出，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如果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也不可能取得胜利。
3．第三个法宝：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密切联系的。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件基本武器。党的组织对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件武器对敌人冲锋陷阵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只有把党建设好，才能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问题。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阐述了党的建设、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及其特点。中国共产党经过幼年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阶段的发展，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发展壮大，日益坚强；党的影响也越来越扩大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毛泽东十分重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他动员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越高，对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就处理得越好；党在思想、政治与组织上就会更加巩固和发展。为了教育广大新党员、新干部，普遍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先后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有力地指导了延安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这不仅使党的建设获得一次大发展，而且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学说。
毛泽东关于“三大法宝”的提法及其相互关系的精辟论述，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反映了党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后的特定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经济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