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剧发展历程

一、汉剧发展历程

（一）汉剧概述及其对京剧的影响

汉剧是湖北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称楚调，继名黄腔，又汉调，俗称二黄，1912年始定名为汉剧。早在清代乾隆年间，汉口已是“九省通衢”的大都市，交通发达，商旅云集，戏曲演出活动颇繁，并形成了1条戏子街，2座老郎庙，19座寺庙，27座宫殿，18处会馆，还有庵、阁、堂等63处，大部分都修有戏楼，有的还设内、外台，仅山陕会馆（关帝庙）内就有戏台7座。每年酬神祝寿宴饮，演出不断，汉口成为南北戏曲会合的中心。

汉剧的音乐以西皮、二黄腔为主，还有吹腔、杂曲、小调等元素。西皮的音乐嘹亮激昂，在板式上分为慢西皮、中西皮（原板）、一字板、导板、散板、快西皮、西皮垛子等。二黄的音乐则委婉柔和，板式有导板、散板、慢三眼、三眼垛子等。整个汉剧的音乐曲牌可归为唢呐、笛子、丝弦三类，数量约有400支。汉剧的伴奏乐器和很多剧种一样，分文武场。文场乐器主要有胡琴、月琴、二胡、三弦4件，此外还有笛子、唢呐等。武场乐器有锣、钹等，此外还有独特的夹用马锣“川打”。

汉剧的皮黄本为两种不同的声腔，经湖北艺人的加工改造，统一在汉口以中州韵湖广音为舞台语言形成合奏，并出现了完整的板式和反调，随后汉调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汉剧艺术的发展。艺人们常在会馆、寺庙、豪门富户的红氍毹上演唱。较著名班社荣庆部，该部四旦台柱通城籍汉调名传李翠官已声名大振，誉满江城。到了嘉庆年间，武汉的汉调班社林立，有10多个班社，阵容较强的有祥发、联升和福星3个班社，并形成了“三鼎甲”之势。他们各显技艺，争奇斗艳。直到光绪年间的大福兴班成立，才总揽了武汉汉剧的演出活动，这时汉剧处于鼎盛时期。

清光绪末年，成宁籍名伶余洪元从沙市来汉加入福兴班，他的演唱苍劲醇厚，受到武汉观众热烈欢迎，被誉为汉剧泰斗。还有与余洪元配伍演唱的李彩云、朱洪寿、铁文奎、大和尚（李春森）、陈旺喜、黄双喜、牡丹花（董瑶阶）、董燮堂、张天喜被称为汉剧10大名角。他们在各个行当中施展才华，百花争艳，把汉剧艺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看戏是城乡百姓最主要的文化生活内容。戏剧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有360多个地方剧种，是世界上剧种最多的国家，它们分别属于“东柳”、“西梆”、“南昆”、“北弋”、“皮黄调”五大声腔系统。柳、梆、昆、弋、皮黄五大声腔在产生和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一向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从我国流行最广、观众最多的剧种京剧的形成过程中便可以看出这种汇聚和融合，也可以看出汉剧对京剧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

1790年，乾隆皇帝80大寿时，征集全国著名戏班赴京做庆贺演出。徽剧中的“四大徽班”——“四喜”、三庆”、“春台”、“嵩祝”相继到北京演出，受到热烈欢迎。由于楚调（早期汉剧）和徽调出于同源，进京时常同台合班。楚调是西皮调的唱腔，徽词是二黄调的唱腔，两种腔调取长补短，并不断吸收当时流进北京宫廷和民间的秦腔、弋腔和昆曲等戏曲的精华，又根据京城观众的要求和京城的语言特点，创造出南北观众都能接受的戏剧语言——韵白，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后来京剧的雏形。在《旧剧丛谈》一书中，还谈到“梨园老伶念字多本楚音”。由此看来，汉剧确是京剧的母体之一。

（二）汉剧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汉剧最早并不发端于武汉，而是在襄阳。明末清初，音调激越高亢，节奏明快爽朗的秦腔传到了襄阳，后又经襄阳传到江汉平原，和那里民间曲调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腔调，就是所谓“西皮”。“皮”是湖北方言，即唱词，“西皮”的意思是指来源于陕西的西调，汉剧的最初唱腔就是这样形成的。它既保持了秦腔的高亢刚劲，又糅合了当地民歌的活泼明快。在“西皮”腔形成的前后，长江中游一带出现了一种新唱腔，曲调沉着稳重，凝练严肃，又兼有婉转柔和、音色俏丽的特色，这就是所谓“二黄”。关于二黄的来源，有数种说法，一说是出自湖北的黄冈和黄陂，一说是源于徽调。因为最早的徽调是用双簧伴奏，所以从“竹”，黄是“簧”的误写。也有人说，“二黄”调即江西的“宜黄”腔，“二”、“宜”两字在江浙一带发音相似。但这几种说法都未超出长江中下游的范围。证诸史实，湖北和安徽说较为接近实际，因此可以说，“二黄”是安徽和湖北艺人杰出的集体创作。

后来，北路的“西皮”声腔和南路的“二黄”声腔便开始合流并形成一种新的声腔系统，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皮黄”。“皮黄”的出现把初期的汉调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鼎盛时期，自此汉捌的唱腔便基本定型了。但正如前文所说，包括戏剧在内的各种文化的不同流派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汉剧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也从其他戏剧中吸收了许多精华来丰富充实自己，如昆山腔和弋阳腔。初期形成的汉剧“二黄”唱腔较接近弋阳腔。曲调较粗俗，朴质有余，温婉不足，到后来便逐渐不能满足观众要求。于是，许多唱汉调的戏班便有意识地吸收了昆山腔的长处，并采用了元、明以后所流传的各种丝弦乐器以强化其舞台效果。后来汉调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其重要原因就是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终于自成一家。《菊部丛谈》一书中说：“‘昆’出而‘弋’衰，但‘昆曲’曲商和寡，不适于俗。‘皮黄’崛起，夺其席而风靡雄视，其势尤至伟。”至明代万历后期，汉调已能在舞台上和昆曲互相竞争，技艺臻于娴熟，演出规模也相当可观了。^[1]

汉调借徽班进京献艺的机会经历了锤炼和磨砺，在京都被广大观众所接受。至清代中叶，汉调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花，不仅创作出了大批剧目，组建了许多戏班，而且造就出了一大批红极一时的名演员。这个时期的汉剧形成了荆河、襄河、府河、汉河四大流派，汉河派以武汉为中心，成了汉剧进一步发展的主流，以武汉为立足点，向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江西、河南、陕西等省传播。

远在宋代，剧团即以“班”命名，清初的戏曲剧团大抵也都以“班”字命名。如乾隆年间的“四大徽班”。到民国初年，为了与当时称为“清吟小班”的妓院相区别，剧团才逐渐以“社”命名。汉剧在其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不少著名的戏班，如清乾隆和嘉庆年间的荣庆班，由通城籍名优李翠官任该班台柱，其擅演《杨妃醉酒》、《潘尼追舟》、《玉堂春》等剧，名震江城，誉满湖湘。清代光绪初年，汉剧名伶杨福庆、吴元仿组成了大福兴班，班址设在今楚班巷，由名丑袁心苟任管事。这个班中，汉上名角云集，形成“天中天全，太平万年”的鼎盛之势，当时武汉各汉剧班的演出事宜皆由该班总揽。至民国时期，余洪元、董瑶阶、吴天保、李春森等名演员于1929年12月在汉口又组织了福兴班，该班荟萃了诸多名角，行当亦很齐全，曾赴上海丹桂第一舞台演出。在此之后，汉剧的演出团体更见增多，如时代汉剧社、复兴汉剧社，民众乐园汉剧团、群众汉剧团、协群汉剧团、栋联汉剧团等等。

汉剧有曲牌300段左右。有取材自历史演义、民间传说的传统剧目800余出，其主要全本戏亦有600余出。《两狼山》、《清风亭》、《定军山》、《四郎探母》、《捉放曹》、《四进士》、《三娘教子》、《法门寺》、《辕门斩子》、《宇宙锋》、《二度梅》、《贵妃醉酒》、《秋江》、《打渔杀家》、《柜中缘》等剧目在唱、做上都颇有特色。汉剧舞台上不仅常出现关羽、黄忠、诸葛亮、秦琼、穆桂英、杨家将等英雄人物，更是有众多机智勇敢，急公好义，助人为乐，富于风趣的普通群众形象，真实可信，喜剧色彩与生活气息十分浓厚。

汉剧表演行当分为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10大类。末，相当于京剧中的老生；净，相当于京剧中的唱工花脸；杂，相当于京剧中做工花脸；生为中年生角；外，是重做工的生角；旦，多扮演中年妇女、大家闺秀、皇后王妃及贞女节妇；贴，则是以做工为主的花旦；丑，其剧目最宽，扮演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如年老的贫婆、幼稚的孩童、昏聩的君王、急公好义的狱卒、奸邪的小吏等；小，则指文武小生；夫，系指老旦。

与中国其他传统剧种一样，汉剧不仅是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其中亦有颇多高深的学问。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旧时看戏且懂戏是有学识、有涵养、有身份的表现。看戏首先要懂历史，不说谙熟，起码要粗通，要知道说的是哪朝哪代哪段故事，要知道剧中情节出自何典。其次还要有些文学常识，因戏文中的唱腔有许多都是诗词，要知道曲牌格律，对戏曲中的生末净旦丑各个行当也要有所了解。但知道这些还远远不够，更要能欣赏演员“念”、“唱”、“做”、“打”的功夫，同是一个唱段，不同流派就有不同的唱法，音调的高昂或平缓；咬字的清越或沉稳，皆各有千秋。“念”又称“道白”、“白口”，而做工亦更是五花八门，仅甩水袖，就不知有多少种甩法，内行们从中皆能品出味道，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享受。

早在清代中叶，汉口便已成为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城市，到了道光年间，由于上海开埠，位于九省通衢的水陆码头，以其在经济上和交通运输上的特殊重要地位而为海内外商界所瞩目。于是，汉口会馆林立，酒楼、商店鳞次栉比，商船拥塞江岸，歌舞彻夜不断。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业的空前发展繁荣，带动了戏曲舞台的繁荣昌盛。在叶调元《汉皋竹枝词》之前，范锴《汉口丛谈》记载的汉班名旦李翠官、双红、韵卿、小金（罗佩荃）四人，便是在汉口的经济空前繁荣、戏曲事业空前兴盛的历史背景下，成为“汉调四大名旦，也是皮黄剧种最早的四大名旦”的。

汉剧艺术长盛不衰，主要原因之一是名伶世代相传，绵延不绝。汉剧演员的来源，据汉剧名演员吴天保回忆，其途径有五个方面：①科班。清末，汉口有“喜”字和“洪”字两个科班。清末民初汉口满春茶园又创办了“天”字科班，吴天保先生便是天字科班毕业的。20世纪20年代，受南派京剧“髦儿班”的影响，汉口开办一个“新化女科班”（又名“汉剧训幼女学社”），大名鼎鼎的“汉剧梅兰芳”陈伯华（坐科艺名“新化钗”）就出身于这个女科班。②出身于梨园世家的名伶。③“玩菊”（票友）。玩菊而“下海”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为余洪元。④私房弟子，即个人收徒授艺。⑤“龙变”。汉剧的龙套演员，有许多人都是梨园子弟，一般来说，他们的天资都不错，但他们却未能于青少年时代脱颖而出，只得在长时期的龙套生涯中刻苦锻炼、细心揣摩，久而久之，也有成为名伶的。

清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角逐于长江中下游广大城乡，战乱使南方的戏曲普遍衰落。自同光之世至20世纪30年代，是汉剧从复兴走上全盛的时期。自光绪初年，汉剧的表演团体（戏班）和科班如雨后春笋，各行角色名伶辈出，如余洪元、李彩云、李春森、董瑶阶、吴天保、陈伯华等。

余洪元，末行。成名于清末，与南派京剧名伶汪笑侬结为至交，其拿手戏为《盗宗卷》、《兴汉图》、《白帝城》、《七星灯》、《六部审》、《李陵碑》、《洪洋洞》、《龙凤配》、《状元谱》、《四进士》、《南天门》等。欣赏过余洪元老先生演出的梅兰芳说：“余老嘴里有劲，做工表情也都细腻，嗓音高而亮，又能圆转如意，大家把他比做京戏的谭鑫培是很恰当的。”李彩云工旦角，与余洪元同时，其代表作有《百花亭》、《风雨会》、《雷神洞》、《宇宙锋》等。李春森，艺名“大和尚”，工丑角，师承汉剧丑角前辈“小心狗”（袁心狗之徒）。这一派对于念白、做工、表情样样讲究，如《活捉》、《审陶大》、《收痨虫》、《打花鼓》，都是绝活。董瑶阶，艺名牡丹花，工贴旦。董瑶阶的嗓音清脆，扮相俊美，表情细腻，工于做白，其代表作为《打花鼓》、《活捉》、《小姑贤》、《闹金阶》、《挑帘裁衣》、《坐楼杀惜》、《醉归恭山》等。生角吴天保，擅长《未央宫》、《哭祖庙》、《辕门斩子》、《四郎探母》、《法门寺》等戏。吴天保嗓音高亢激越，表演风格酣畅淋漓而又工细严谨，念自咬字真切，富于革新精神，敢于超迈前贤，创造了为后学所宗法的“吴派”。陈伯华（女），坐科艺名“新化钗”，出科后艺名“小牡丹花”，自幼坐科汉剧训幼女学社，学花旦，开蒙师为汉剧名教师刘本玉，出科后在刘本玉的支持、推荐下，又拜李彩云为师，深造青衣表演艺术；紧接着又被“老”牡丹花董瑶阶收为义女，授以董派花旦表演艺术。陈伯华便是在转益多师中，在创造性的舞台实践中铸造了承前启后的和独树一帜的汉剧陈派旦角表演艺术的，其代表作有《宇宙锋》、《二度梅》、《樊江关》、《百花亭》、《断桥》、《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打渔杀家》、《打花鼓》等。

在湖北境内，以地域划分，汉剧艺术分为四派：①荆河派。流行于汉剧享过盛名的地带，以荆州、沙市为根据地。这一地带，西上四川，南迄常岳，下达汉口；汉口的名伶亦常来荆、沙演唱，可见当年这一派的艺术实力非同小可。②襄河派。它形成于汉剧最初的发祥地域。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派日趋式微，然襄樊一带依旧流行。③府河派。此派以安德府为根据地。随枣以下，黄孝以上，各城镇甚为流行。汉口亦有这一派的代表人物。④汉河派。此派为汉剧的中坚力量，以汉口为中心。荆河、襄河、府河三派的名角，一旦到了汉口便与汉河派融会、合流。同时这一派本身也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周贻白先生认为：“汉剧虽然分为四派，但基本上则仍为一个剧种。不过唱白上因各地方言不同，彼此略有差异。汉河派因其活动区域是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中心，有这一个大商埠可供回旋，故发展较易。同时因其靠近长江，受徽调影响较早，造诣较深，其在四派中斐然居首，是有它的成因的。”

咸丰年间，由于两湖战乱频仍，汉剧艺人仍有辗转北上进京者，如王九龄便是其中之一。王九龄，湖北罗田人，与余三胜同乡，工老生。论辈分，王九龄比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稍晚些，由于王九龄进京后艺术表现优异，观众目其为与余三胜不同的“汉派”，遂与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共享京剧老生“四派”之殊荣。同光间，京师戏曲舞台的汉派艺术南下，倒流武汉三镇。与此同时，南派京剧奠基人王鸿寿以及潘月樵、汪笑侬等，先后自沪上来汉口献艺。自徽、汉班优化而出的京剧，使汉剧艺人大开眼界，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汉剧艺人以高、精、尖为标准向京剧学习，表演艺术获得进一步提高。由于汉剧艺人的自觉的主体意识，汉剧艺术的根基深厚，虽然虚心向京剧学习，却始终保持了自身的特征，始终保有京剧所无的剧目，如《打芦花》、《首阳山》、《草场坡》、《白罗衫》、《红书剑》、《听琴板琴》、《乔府求计》等。汉剧独有的《劈三关》则由汪笑侬改编为京剧，更名为《刀劈三关》，并由汪笑侬演出，成为南派京剧名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