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两性关系的原因是什么

沿着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历史的理论路径，恩格斯追踪家庭的起源和变迁，一路前行，给人留下风光无限、启发多多的深刻印象。但是，当恩格斯试图解释无产阶级家庭中的两性关系时，令人惊讶地显得勉强。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私有制”确切地是指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不是指生活资料的私人所有。恩格斯把一夫一妻制中的妇女被压迫，归结为私有制中的丈夫独占权，那么合乎逻辑的就是，当私有制不存在了，丈夫的独占权就不存在了，家庭中的妇女被压迫也就消失了。对于家庭而言，私有制不存在有两种情况，一是家庭失去了对生产资料占有的权力，变成无产者家庭；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家庭无需占有生产资料。

《起源》时代的无产阶级家庭，显然属于前者。恩格斯断言，“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因为“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一夫一妻制和男子统治的基础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刺激了”，所以“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的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

这一判断符合《起源》的整体逻辑。恩格斯实际上已经看到了无产阶级家庭中存在着“对妻子的虐待”，但他对此的态度却显得轻描淡写。

现在需要回到“两种生产”的观点上来，与物质生产产生的原因一样，种的繁衍也产生于人的自然需要。这种需要无法通过物质生产来满足，而是通过性和生育系统实现。就像物质生产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展开一样，人类自身生产也在一定的性别关系中进行。对血亲婚姻的一再限制，与其说是生产的需要，不如说是性和生育的需要。由此产生的相对独立于经济关系的性别关系，并不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上层建筑，而是与物质生产相互作用的人类自身生产系统。这一生产系统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性别制度，最初只是一种社会分工，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劳动分工变成奴役，性别制度也具有了压迫的性质。因此，尽管私有制退出了家庭，但再生产的性别制度并没有退出家庭，仍然在人类自身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压迫性的性别关系。

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恩格斯因为放弃了“两种生产”的观点，转向了物质生产后，他在物质生产的理论路径上走得有多远，就对人类自身生产离开有多远，也就无法解释，失去男子统治基础的无产阶级家庭中，为什么还存在虐待妻子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