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建成环境的主动式干预

城市与人群是空间环境与人类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压力加大，特别是城市建成环境空间设计的不合理导致现代城市生活远离自然环境的现状，将进一步引发失眠、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另外，现代社会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与创新在促进人类社会变革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带来公众健康隐患。因此，系统探究建成环境与人群健康的关系，是当前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科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规划学科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未来国家层面科技发展的需要，将人群健康问题由疾病治疗为主向预测、预防为主，强调环境对人群健康的干预作用；在不断提升城市发展功能与效率的同时，必须积极面对、着力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而这种转变必将回归主动式干预的建成环境理念。只有城市环境健康了，才能对人群健康实现正向作用的干预，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群众才能获得健康。介于城市具有物质与社会双重属性，因此，主动式干预的建成环境则主要包括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部分。

城市物质环境的好坏，可以直接体现在街区物质空间属性对人们步行行为的影响上。主动式干预的建成环境应该能保障所有人群方便的参与体能锻炼，并且这种参与具有主动性。体力活动对于促进人群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加强身体锻炼可预防早期死亡率、延缓局部或全部劳动力丧失和慢性疾病的发生，也可以降低病人生命晚期对药物控制的依赖（Vojnovic et al.，2006）。通常，适宜于体力活动的主动式干预的建成环境具有较高的容积率、土地混合使用度、高度连通的街道网络格局、人体尺度的街道环境、良好的街道景观特征等（Handy et al.，2002）。这将极大地促进人群体力活动的发生；相反，无序的城市建成环境会增加人群对机动车交通的依赖。特别是小汽车出行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产生了大量的汽车尾气排放，加剧了对城市生活环境质量的危害，有研究表明，汽车尾气排放是导致哮喘病症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Jackson et al.，2003）；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人们参与步行等体能锻炼的概率（Handy et al.，2002），造成了与主动式健康干预的冲突，不利于人们的健康。

城市社会环境在促进人群健康方面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在情感和身体上获得巨大的收益，相反，缺乏有效的社会交往，往往会引发诸如癌症、早产、抑郁症等疾病。缺乏有效社会交往的危害甚至超过吸烟、肥胖、高血压、肺结核、冠心病等疾病，增加自杀、精神分裂症、婚前怀孕、酗酒等不利于健康的行为（Jackson et al.，2003）。城市中的公园、街道、广场、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是人们发生交往行为的活动场所。健康社会环境的营造，应该体现在城市规划设计的方方面面。例如，通过城市功能区的混合布局，降低人们的通勤时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频率以及面对面交往的时间；自然环境对于人群精神压力的缓解功效已经得到多次证明，在城市高密度建成环境中适当增加城市公共绿地，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更多人与人之间发生交往行为的空间；加强城市内部可渗透性的公共空间，可以促进生态环境改善，降低地表水净流量，也可以增进城市居民的社会交流机会，避免社会分歧的产生，促进人居和谐的建成环境建设。因此，主动式干预的建成环境，也应进一步强化公共交往的自然活动空间的设计，这些对促进人们的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需要说明的是建成环境由于受到不同地域的气候、景观、空间格局、文化习俗等影响，不同国家与地区对“适宜”的认识差异较大，学界对此认识也还不统一，适宜于人群生活的主动干预的健康城市环境的评价标准也不完备；并且，不同国家与地区所采取的城市发展模式差异大，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采取低密度、郊区化开发模式，而中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普遍采取高密度、紧凑式发展模式，以及国外部分国家早已盛行的门禁社区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际间成果比较的困难与差异（Millington et al.，2009）。因此，非常有必要开展我国本土化的研究，探讨适用于我国国情的主动式干预的健康人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