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人口迁移流动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普遍，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人口迁移流动深刻地改变了区域的经济格局和发展历程，在一定意义上，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的迁徙历史，也是一部移民在一定区域和城市不断融入的历史。日本人口经济学家黑田俊夫（1983）提出，现代化的历史是人口流动的历史，没有人口的流动就没有现代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全球人口、资本和技术等各种要素流动将会越来越频繁。2015年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中指出，当前全世界每周有三百万人口涌向城市，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给移民、社会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报告集中研究了迁移行为和移民如何塑造城市，以及移民如何被城市及其居民、组织和制度所塑造等重要问题。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移民区际流动的增强，移民现象开始引起各国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各国学者们从多种学科角度来介入移民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了“移民”的概念界定、理论流派和公共政策等相关研究。1885年，地理学家E. G. Ravenstein发表的《移民的规律》著作，对移民的发展演变规律进行了一般性和系统性研究，这本著作也被认为是现代移民现象研究的奠基之作之一。
从空间尺度视角，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移民运动，一般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在城乡间的流动；二是国际移民运动，即全球范围内、由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外部移民。David Popenoe指出根据地理位置上的迁移，移民分为国际移民（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和国内移民（在一个国家区域内不同地区间的迁移）。Marie Price和Lisa Benton-Short指出当前国际移民主要以城市移民为主，在有关城市移民的研究中，对城市移民的界定多是从迁移时间角度，通常是指到异地城市居住时间在半年或者半年以上的居民。
21世纪以来，移民潮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移民的状况及其社会融入等问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Ernst Spaan（2005）、Simrit Brar（2009）等学者分析了欧洲的亚洲移民、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加拿大的南亚移民等不同类型的移民，研究的范围涵盖了移民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文化状况、教育状况、社区合作状况和婚姻家庭状况等内容，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此外，多元文化的融合等问题的出现也使得移民现象研究变得更加复杂（Hickman，2002）。
英国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把近年来的移民趋势现象称为“全球移民”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 （1）加速化，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2）多样化，移民模式日渐趋于多样化，智力型移民、经营型移民开始出现，逐渐取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劳力型移民；（3）全球化，移民现象变得更加具有全球性，国际移民现象也较为普遍，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时成为移民的输出国和输入国；（4）女性化，当代的移民现象更多以女性移民为主导，例如，“邮购新娘”社会现象的出现，如越南、印尼、中国大陆的“邮购新娘”多会嫁到中国台湾、香港等地，而乌克兰、菲律宾、墨西哥的“邮购新娘”多会嫁到美国或加拿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人口流动大多是计划经济体制等制度原因，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改革的深入，经济因素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人口流动成为推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移民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群体，大规模的城市移民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
文军（2005）指出，各国学者们对城市移民的概念界定都不同，但是本质上研究的内容都是侧重于研究从农村移动到城市中的这部分群体，在国内，学者们称这部分群体是“流动人口”，在国际上统称为“移民”。城市移民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制度因素的影响和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新组建而产生的新一代群体。童星等（2008）认为城市移民是指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实现自我或家庭的区域性迁移，并且已在移居城市中获得相当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具有长期定居意愿的一种社会新群体。
从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移民的界定中可以看出，由于移民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人口迁移的概念随着研究角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学术界的学者们在研究人口迁移时都考虑了移民的两个属性，即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从迁移时间长短来看，只有居住地发生“永久性”变化的才称为人口迁移，将居住地的暂时性改变情况排除在外。人口迁移的空间属性是指居住距离和界限的问题，只有跨越行政界线迁出原居住地一定的距离才称为人口迁移，将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改变居住地的人口排除在外。在人口迁移的时间属性与空间属性的界定下，人口迁移必须要具备三大要素： 迁出地、迁入地和时间限度。人口迁移的时间属性要求有时间范围的界定，空间属性要求有明确的区域范围的界定，因而，人口迁移根据迁移区域与迁移时间可划分为多种类型。
俞路（2008）指出，在国际上，将时间界定在半年以上，根据时间尺度将迁移划分为登记类型和固定时间段类型，登记类型的人口迁移是指无论一个人什么时候发生迁移，都需要在迁移地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固定时间段类型的人口迁移是指按基于两个时间点之间的固定时间段收集数据。中国使用的是后者，按固定的时期收集人口迁移数据。人口迁移的空间属性确定了划分人口迁移的类型也要基于区域原则，明确人口迁移的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界限。在国家层面，可以分为国际迁移、国内迁移和各种混合迁移。国内迁移根据省份可以划分为省际迁移和省内迁移，省内迁移根据县市又可以进行更细一层次的划分。
此外，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农民工、失地农民、工程移民，而白领移民则一直未能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线。白领移民成为被学者们遗忘的群体的原因，可能来源于以下的两个方面： （1）白领移民的社会处境可能更好，白领移民能更好地融入移民城市之中；（2）可能是他们相对于其他的移民群体造成的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社会犯罪等）相对较少。随着中国户籍制度的约束和福利属地化管理的限制，城市新移民的白领阶层也面临着城市住房、就业、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给城市公共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此外，随着中国开放力度加大，中国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国际移民的管理和社会融入等问题也开始引起中国城市政府的关注。
21世纪中国城市移民的构成，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从业性质相对单一的“农民工”来说，城市移民的种类更为复杂多样。宫希魁（2003）认为城市化的结果之一是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在城市人口扩张的过程中，教育型移民、投资型移民、创业型移民、打工型移民、安置型移民和养老型移民等类型构成了城市新移民群体。无论是劳力型移民、智力型移民还是经营型移民，社会融入的问题依旧是他们面对的共同难题。城市移民群体，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或者随着城市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在物质生活上获得极高的满意度，但是，真正地融入一个城市，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当前，探索包容性的城市治理模式正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中国和世界开放度越来越大，国际人口、技术、资金等各种要素的流动性也将会越来越大，城市人口的异质性和多元性将会加强，如何构建一个和谐、包容和多元的移民城市和移民社会将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只有关注包括移民在内的各个社会阶层的发展，城市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城市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该去接触移民者并真正了解他们的需求。
随着“以人为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新型治国理念的提出，城市移民及社会融入等问题开始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城市政府作为资源要素重要的配置者和规则制定者，有权利和义务去制定和实施移民融合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架构，去构建一个“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包容性的城市社会。
当前，国际上许多城市正在制定积极的政策以促进社会融合，比如，开放以户籍偏好的城市就业政策将有助于移民融入本地劳动力市场，避免移民群体被孤立。这些融合合作政策将会使城市管理更加灵活、劳动力成本降低，并将提高城市的社会凝聚力和经济竞争力。此外，许多城市也与移民组织建立合作，以促进移民群体的公民权和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40年后，随着中国人口迁移速度的变缓和中国发展目标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中国城市移民的公共政策也正面临着新的调整和改变。在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和社会公平等多元城市治理目标下，在人口来源多元化和民众利益诉求多样化的背景下，如何平衡不同收入、职业、籍贯、国籍等城市新移民的服务需求，也在考验着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智慧和勇气。城市移民融入的核心是移民的市民化或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但受地方城市政府财政约束和城市发展目标约束，城市移民政策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根据城市发展阶段和基本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而变迁。
开埠以来，上海就是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上海移民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同时，上海作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等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城市移民政策的演化历史，也是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的变迁史。因此，本书将以上海城市为实证案例，以巴黎、伦敦、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广州、北京、深圳等中国一线城市为比较案例，系统梳理中国城市移民的演变历程、影响因素、社会挑战和社会融合等相关问题，从而为中国政府构建一个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本书主要沿着文献梳理、研究进展剖析、分析框架构建、世界移民及全球城市移民演变历程分析、中国移民与主要城市移民演变历程分析、中国城市移民现状及城市融入分析、城市移民公共政策转型等研究思路，探讨新时代、新形势和新理念下中国新型的城市治理理论和治理策略。希望本书能够为揭示具有“中国情境”的城市治理模式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也为国际学术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与公共治理提供中国的样本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