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 开埠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上海在历史上是典型的移民城市，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就有“帝国的飞地，移民的天堂”之称。1842年上海开埠后，发展极为迅速，不仅超越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周边历史名城，而且一举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中心城市。上海由一个普通的地区商埠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和远东金融中心，其中的基本动力便是移民（王世军等，2009）。开埠后，得益于优越的地理条件、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大批城市移民涌入上海，并与其他各种有利因素汇聚成强大的发展定势，为上海的崛起注入新鲜活力和强劲动力，成为上海快速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李瑊，2001）。根据公共租界和华界人口统计数据，公共租界内上海本籍人口在1930年占比最大，但也仅为22%，华界则是在1929年和1932年两个年份的上海本籍人口占比最大，但占比也仅为28%；公共租界内本籍人口的最小比例是1885年的15%，而华界则是1936年的24%（邹依仁，1980），可见城市移民在上海人口结构中占据着绝对优势（表6-1）。
表6-1 1930年上海男女性别比例一览表
资料来源： 根据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内容整理。
1842年开埠以后，移民上海成为一时之潮流，上海人口规模迅速膨胀，1852—1949年，人口数量由54.4万人增加到了545.5万人，其中城市移民占上海总人口比例达到84.9%（杨丽萍，2006）。上海的城市移民主要来源于苏、浙、皖、闽、粤、晋、云等省份，其中，来自苏、浙两省的移民人口占上海城市移民人口总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8.0%和25.7%，远高于其他省份和地区。除苏、浙两个省份以外，来自皖、鲁、粤等省份的移民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其次是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各省移民，然后是西南、西北各省和东三省的移民。彼时，迁沪移民多数集中在外国资本家开办的船舶修造厂、出口加工类企业以及国内资本创办的近代企业中。上海外贸中心地位的确立带动了金融、加工运输和商品交易等行业的发展，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吸纳更多迁沪移民。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近代工业开始崛起，上海城市的人口容量大大扩大，最能吸收劳动力的轻纺工业逐渐成形，大量移民的迁入满足了上海经济发展的需要。除了工商企业，还有数量颇多的迁沪移民从事服务业职员、家用仆佣、学徒店员、人力肩夫等职业。可见，近代上海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城市移民的贡献。
1852—1936年，上海总人口增长幅度超过600%，从54万余人扩展到了380万余人。剔除掉自然增长的人口，380万余人中至少有255万人属于迁沪移民带来的机械性增长。1936—1948年年底，上海城市移民数量累计超过160万人，移民人口占上海总人口比例超过了50%，典型的移民城市人口构成形态就此在上海形成。这种特殊的人口构成形态主要源于上海开埠后的三次“移民潮”。
1855—1865年，上海迎来第一次城市移民高峰。由于太平天国运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苏、浙一带，战事频繁，出于避难目的，大量城市移民涌进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上更有吸引力的上海，在这期间上海接纳的城市移民人口累计达到11万人。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人口的增减变动，而人口的增减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反向作用。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城市保持着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且能产生最大效益的适度人口。由于居住地的人口压力、自然经济的瓦解、战乱灾荒的社会动荡以及上海城市的吸引力等各种“推拉力”的作用，大量移民蜂拥而至，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
1910—1927年，上海迎来第二次城市移民高峰，移民数量累计超过136万人。随着城市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加大，“上海人”这一群体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其文化意蕴超越了地域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籍贯上的意义，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认同。这是工业化、移民社会和环境推力等社会经济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37—1949年，上海迎来第三次城市移民高峰。这期间的城市移民大多是出于躲避战乱的目的，12年间累计增加移民70万余人。经历过这三次移民高峰，上海人口剧增，为上海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
大规模城市移民的涌入为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这些迁沪移民大多为未婚、年轻且有一技之长的男性，是质量较高的劳动力。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男性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21～60岁年龄段的适龄劳动人口合计占比达57.31%（表6-2），亦占据绝对优势，这种黄金人口比例得益于城市移民，它保证了上海在近期内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劳力后备资源。
表6-2 1935年华界人口年龄构成统计表
资料来源：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
迁沪移民多以经济活动人口为主，多为技术见长、年富力强的劳动力，是上海近现代工业早期技术工人的生力军和主力军。此外，出于上海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数量颇多的高层次的经营者和技术性人才被吸引，成为入沪移民的一部分，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大量来沪移民（剔除难民）的数量、文化程度、劳动技能以及年龄、性别等各种构成都有利于经济发展，不仅为上海节省了一大笔职业培训教育的人口投资费用，也使上海人口素质相对提高，其形成的集聚效应，对上海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陈真等，1957）。城市移民为上海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货币资本。在迁沪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战乱等原因被迫迁移的乡绅富商，这类移民往往带来大量的货币财富，虽然这些资金不能够完全被投注于近现代工商业，但终究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货币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流入资本市场。在极度缺乏原始性资本积累的近代上海，地主、绅商、官吏和贫民等各类移民带着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迁居沪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货币资金的有益流动，构成了上海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笔原始积累，无疑为上海的社会经济提供了货币“血液”。
城市移民的大量迁入促进了上海消费市场的初步形成，并使之在短期内迅速扩大。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南京路已跃居为国内最负盛名的商业购物街，五大马路著称于时，静安寺、霞飞路、小东门和公馆马路等地也初具商业规模。社会创造的最终产品的唯一消费者是人口，而城市移民人口的大量集聚，使得上海一度发展成为当时国内唯一的“大商场”。同时，各类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餐馆、茶楼、照相馆、出租业以及娱乐业等服务类行业迅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的大小店铺数量约为7.2万户，至1936年，数量已增涨至约8.6万户。商业网络的逐步形成，扩大了上海的辐射范围，推动了上海从传统的地方性市场迅速地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商贸中心市场，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和销售环境，并因此积累了大量货币资金，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始积累。同阶层的移民迁至沪上，不仅影响着上海的商品生产、流通、需求数量、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及商业网点的设置，催发着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也直接刺激了以纺织、食品等消费工业为主体的上海民族工业的飞速发展（邹依仁，1980）。
迁沪移民推动上海形成新型的以业缘为纽带的职业社会。城市移民以各自的籍贯属地、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别、财产收入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而形成并融入不同层次类别的社会群体中。近代上海会馆、行会、同业公会和同乡会大量涌现，仅上海开埠后至1911年先后组建的同乡、同业团体就达87个；至1936年年底，上海工商各业同业公会总数达到236个。这种特殊现象充分说明了主要由移民组成的上海城市居民与宗族关系的日渐疏离，促成了血缘社会的解体。
迁沪移民在增加上海总人口数量的同时，也促进了上海社会分工的细化。具有不同背景的移民涌入使得上海的文化和职业构成产生很大的异质性，这些潜在的差别又促进了社会进一步分工。根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上海至少有165种行业，说明当时上海的分工已达到较发达的程度。日益发达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进一步促进了上海的商品经济更加迅猛地发展。
但同时，大规模的城市移民人口涌入也给上海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与西方国家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并行发展、互为因果的模式不同，上海的城市移民并非源于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把农业人口转移到工商业上，而是由于中国小农经济解体、战乱以及灾荒迫使农业人口迁移到城市中。由于近代中国资本原始积累严重不足，导致即使国内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也极度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以农村剩余人口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入沪移民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也不可能完全被发展严重不足的工业部门所吸收，从而只能最终成为“隐蔽的失业者”，这也导致众多的城市问题，如人口膨胀、交通滞塞、管理混乱和帮会势力盛行等。
即使存在着上述负面问题，也不可否认迁沪移民对于近代上海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移民不仅展现出了为上海发展提供资金、劳力等“外显功能”，还展现出了改变上海人的价值观念乃至社会结构的“潜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