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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万里，不忘初心。毫无疑问，努力使“老少边穷”地区摆脱贫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念兹在兹的伟大梦想，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根本内容之一。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始终没有忘记革命老区，没有忘记井冈山。
1949年，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这时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就开始在井冈山推行扶贫与发展计划。1950年，国家设立井冈山特别区；1958年，国家组织力量抽调10万民工修建了井冈山的第一条公路——井泰（井冈山通往泰和县）公路；1959年，国家设立了省辖的井冈山管理局，抽调了数百名干部来到井冈山参加山区建设；1984年，成立了井冈山市；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井冈山由县级市升级为省辖市，由吉安市代管。党中央和各级政府还先后在井冈山实行了从救济式扶贫到精准扶贫的一系列举措，革命老区终于迈开了摆脱贫困奔小康的脚步。
“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要忘记来时的路，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中国的扶贫工作，一路走来，实在不容易，也不简单。作为一部报告文学，我必须以真实性为创作的第一原则。因此，在本书中，我必须引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和具体数据。这些材料和数据看起来枯燥无味，一点文学性也没有，但它却是比故事更具有历史感、冲击力的“硬核”。现在，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中国扶贫工作所走过的漫长又曲折的道路。
1949年，积贫积弱的中国一穷二白，全国工农业产值仅466亿元，国民收入358亿元，粮食产量1.1亿吨，钢产量15.8万吨。显然，这些数据平均放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这个基数上，贫困的帽子是摘不掉的。尽管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依然把帮助更为贫困的人民群众脱贫，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长期工作，纳入工作机制。国家每年从中央财政预算中拨出专项扶贫资金进行扶贫工作，地方政府也拨出配套资金进行帮扶。对那些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和牺牲的革命老区，党和政府更是格外关心。但由于国家和人民整体贫弱，这一时期，中国的扶贫工作走得十分艰难。
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显然，消灭贫穷就要靠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而对于处在绝对贫穷状态的人群来说，没有国家的特别扶持他们是不可能摆脱贫困的。也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启了真正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有制度的扶贫工作。
1986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改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使得农村扶贫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也就在这一年，国家首次确定贫困县，共计331个。
1994年，国家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实现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也就在这一年，国家第一次调整贫困县范围，贫困县数量不降反升，达到592个。
2001年，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基本实现的情况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颁布实施。该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国家把扶贫开发的重点集中在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同时把残疾人纳入扶持范围。也就是在这一年，贫困县改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国家还将东部地区的33个贫困县的指标全部调往西部，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数量仍然是592个。
2011年，为进一步加快脱贫步伐，促进共同富裕，党中央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这标志着中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同时，国家又提出了下一阶段的总体目标，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也就是在这一年，在原先划定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基础上，国家又划定了14个连片特困地区，包含的县（市、区）数量为680个，扣除交叉计算的地方，全国贫困县（市）数量达832个，占全国2800多个县（市、区）的近三分之一。
瞧！问题又来了。
细心的读者肯定会问——国家连年不断地持续做扶贫，贫困县的数量为什么不降反增，一次比一次更多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是啊！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好理解，也很简单——那就是随着国家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加，发展速度的逐步加快，中国设定的贫困标准也在不断提高。
——水涨船高嘛！
道理很简单，但不一定所有人都了解，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府多次上调国家扶贫标准，如：2009年，中国国家扶贫标准从2008年的年人均纯收入1067元上调至1196元；2010年，又上调至1274元。2014年，中央决定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从1978年的人均100元/年，提高到2014年的人均2300元/年，按照这一标准，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2014年的贫困人口有7017万人。中国共帮助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这个数字是同期全世界其他国家脱贫总人口的两倍。因此，国务院决定从2014年起，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当时，有专家解读认为，按照国际购买力平价方法来计算，这一扶贫标准超过了世界银行2008年制定的国际贫困新标准。此后，中国国家的贫困标准仍在逐步提高。2015年，中国将贫困线的标准设定为2800元；2016年，又提升为3146元。
中国多次上调国家扶贫标准，就是用事实表明中国政府是极其务实的——追求的不是数字上的减贫成绩，而是扶贫减贫质量的动态提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各自的研究报告中均承认，全人类取得的减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应归功于中国。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首先对人民高度负责。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井冈山的人均收入情况。在2015年的时候，井冈山人均收入为7687元，全国人均收入为11422元，井冈山人均收入比全国人均收入低了32.7%。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虽然依靠发展旅游业，井冈山的百姓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井冈山仍无法做到与其他地方同步发展，尤其是居住在离已开发的旅游景点较远的百姓，更是造血功能不足，内生发展机制不完善，无法跟上时代和社会的前进步伐。
显然，一个不争的事实和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呈现在井冈山人民的面前——作为凝聚中国革命元气的红色圣地，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发展的精神高地，但现在的它却是一块经济发展的洼地。
现实是残酷的，现实不是文学，不能虚构，不容想象。
我们还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这样一组数字：2011年，国家确定的832个贫困县（市）分布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其中江西省就占24个。它们是兴国县、宁都县、于都县、寻乌县、会昌县、安远县、上犹县、赣县（区）、井冈山市、瑞金市、南康市（区）、永新县、遂川县、吉安县、万安县、上饶县、横峰县、鄱阳县、余干县、广昌县、乐安县、石城县、修水县和莲花县。这24个贫困县（市）绝大多数都是当年的苏区、红区、老区。正因此，2012年，国务院批准《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该规划把属于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范围内的特殊困难地区，作为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之一。
——中南海惦记着井冈山，也永远不会忘记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