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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是神山村一个特别的日子。
10月7日，也是茅坪乡一个特别的日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茅坪乡决定将这一天确定为党员主题活动日，神山村自然也是坚决执行，雷打不动，已经有10多年了。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10月7日[2]这一天是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茅坪乡的日子。
这一天，在袁文才部的帮助下，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部队的辎重和多余枪支终于有了安放的地方，伤病员也得到了妥善安排。从此，茅坪成了党和人民军队“安家”的地方，井冈山也从此成为革命的圣地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2020年，在中国共产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决战决胜的伟大时刻，在叙述井冈山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故事中，我们非常有必要回顾这一段“安家”的艰难岁月。
——什么叫不忘初心？什么叫牢记使命？只有知道了初心是什么，明白了不忘初心为什么，才能懂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干什么！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秋天写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这年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作为秋收起义领导机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书记，毛泽东迅速赶往江西铜鼓前线。就是在这一天，身穿白色褂子和长裤的毛泽东化装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在被押送团防局处死的路上，他机智脱险，死里逃生。对这一段人生的历险，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详细讲述过：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码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样地没有发现我，虽然有七八次我抛却希望，觉得一定再要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时候，他们不搜寻了。我立即爬越山岭，走了整夜。我没有鞋子，我的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和我很要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拿它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食物。当我最后安抵农民自卫军的时候，我的衣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
随着第一师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敌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武汉军校的学生成了它的指挥员，不过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态度而不得不就任这个职位的。不久，他就弃职加入国民党。现在他在蒋介石先生手下，供职南京。
这个小小的军队，领导着农民暴动，向湘南移动。它冲破了成千成万军队，作了许多次战争，吃了许多次败仗。当时的军纪很坏，政治训练的水准很低，而官兵中有许多动摇分子，所以“开小差”的人很多。在第一届司令逃走后，军队改组，剩下来的队伍约有一团人，换了一个新的司令。后来他也叛变了[3]。但是在最初的团体中有许多人还是忠诚到底，到今天还在军队中[4]。当这一小队人最后爬上井冈山（一个近乎不毛的山寨，以前为盗匪盘踞）时，军队的数目只有一千左右了。
因为“秋收暴动”的计划没有被中央委员会批准，又因为部队受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从城市的观点看来这个运动好像一定要失败的，现在中央委员会坚决地排斥我了，将我从政治局和前敌委员会中革出。湖南的省委会也攻击我，称我们为“劫掠运动”。可是我们依然带着我们的军队，留在井冈山上，一面确切觉得我们在执行正确的路线，而以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正确。新的兵士添加进来，这一师又补充起来了。我成为它的司令。
从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师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初的苏维埃，成立于茶陵，在江西、湖南省边境上，同时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也选举出来。[5]
上述文字来源于《毛泽东自传》。2011年，笔者有幸编校这本尘封70年的传奇之书。经过重新编校，此书与广大读者见面，再次成为轰动全国的红色超级畅销书。
9月10日，毛泽东艰难到达铜鼓。那里驻扎着来自浏阳的工农义勇队。毛泽东宣布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但是，由于兵力薄弱，又各自为战，行动不统一，再加上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叛变并从背后袭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师几乎溃散，遭受严重挫折。面对实际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至浏阳文家市集中。
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第二天发动长沙暴动的计划。在遭受重挫的情况下，是继续按照中共中央决策进攻长沙，还是实行退却？如果不进攻，就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如果退却，又向哪里退却？
此时此刻，起义军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毛泽东能不能、敢不敢下定这个决心？
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第一、第三团及第二团余部会师浏阳文家市，三个团5000人的兵力锐减至1500余人。晚上，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
第二天早晨，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6]
人类伟大的壮举都是在不知不觉中静悄悄地发生的，而且都是在伟大的人物深谋远虑之后所做出的决定中发生的。毛泽东的一席话，如同战鼓，振奋了士气，鼓舞了人心。
9月21日，毛泽东与卢德铭、余洒度率领工农革命军，由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
在南下的征途中，工农革命军始终遭受湖南、江西的国民党当局围追堵截，战斗频繁，充满险情。敌人悬赏5000块大洋捉拿毛泽东。由于山高路险，崎岖难行，再加上连续行军，长途跋涉，疟疾流行，病员增加，落伍者和逃兵也随之增多。
9月25日，在向莲花方向的突围中，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主力撤退，出师未捷身先死。失望悲观的情绪再次在部队蔓延。脚部受伤的毛泽东坚决拒绝坐士兵们临时捆绑搭好的竹担架，他头戴竹笠，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地步行在队伍中，与士兵同行，谈心交心，鼓舞士气。途中，毛泽东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党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此前，他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也曾听王兴亚谈到这个情况，但详细情况还不清楚。
9月26日，工农革命军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配合下，攻克莲花县城。下午，毛泽东在县城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大家听取了朱亦岳等人汇报莲花县党组织、农民武装以及永新、宁冈农民武装斗争情况，证实此前宋任穷、王兴亚提及的宁冈确有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
必须承认，此时的工农革命军还是一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没有经过完全改造的旧式军队，依然存在着长官打骂体罚士兵、官兵自行离队、侵害老百姓等军阀习气，军纪松弛，士气低落。因此，工农革命军有的团、营出现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那时候的军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秋收时节暮云愁。一个月前，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此时思虑最多的是：如何把枪杆子牢牢抓在党的手中？怎样才能凝聚起这支部队？就在这个时候，整个队伍中唯一一个没有逃兵的连队，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这个连的党代表名叫何挺颖，曾是北伐时期的团党代表。
昏暗的油灯下，毛泽东与何挺颖彻夜长谈。毛泽东问，部队为什么抓不住？为什么逃兵这么多？何挺颖回答，主要原因是连队一级没有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没有渗透到队伍中去；党员太少，又没有捏在一起，形不成力量。
窗外，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屋内，灯光闪烁，思想碰撞迸发出星星之火。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原因，也找到了办法——党支部不能只建在团一级，而要建到连队去！
当部队到达莲花县三板桥时，毛泽东叫来何长工，要他到永新去找一个可以安全休整的地方，他要对这支仍有旧式军队习气的农民军队进行整编改造。随后，何长工来到永新石市村，找到了第一次革命时期的农会干部汪季元，了解到走过高溪后，爬越十里山，有个群山环抱的山沟名叫三湾，那里有一条直达宁冈茅坪的山路。
9月2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翻过山口，进驻永新县三湾村宿营。三湾村地处湘赣边区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的交界地，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算是较大的村庄。因为不了解共产党军队，当地群众纷纷躲进了大山里。群山环抱，山高路远，这里没有反动武装，又摆脱了追兵，毛泽东决定在九陇山下的这个小山村就地休整。他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请群众回村。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一家名叫“泰和祥”的杂货铺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办法，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罗霄山脉秋天的夜晚，已经散发着些许寒气，屋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灯光昏黄，忽明忽暗。毛泽东首先分析了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提出了“党建在连上”的重大主张。余洒度当即提出质疑，陈浩、徐韩等人也站出来反对，争论得非常激烈。毛泽东耐心做解释，最后举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叶挺独立团的例子，因为把党支部建在团上，因为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党掌握了军队，以此说明，只有把“党建在连上”，才能发挥堡垒作用，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才能拖不垮、打不烂，这才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当晚，毛泽东宣布了三湾改编的决定：第一，整顿组织，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和军官队、卫生队。改编时，提出去留自愿，愿留则留，不愿留发给路费，希望他们继续革命。第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第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设立士兵委员会。
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会后，毛泽东从建立落脚点出发，给袁文才及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写信联系，派三湾村的一个农民把信送到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很快，毛泽东在三湾接待了前来接头的龙超清，对他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来意，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表示欢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以先到30里外的古城驻扎。
9月30日，在三湾枫树坪，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并做动员讲话：“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在家乡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了，我们有近千人还怕什么？大家都起义暴动出来了，一个人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战士可以当敌人100个，有什么可怕的，没有挫折和失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茅坪，对中国革命来说，意义重大。“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二人是拜把子兄弟，两人各有农民武装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扎在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则驻守在茅坪——因为茅坪乡的坝上村正是袁文才的老家（今坝上村委会马元坑村小组）。毛泽东派人给袁文才送信，进行联络。袁文才接信后，斟酌再三，亲笔给毛泽东写了回信，委婉地表达了拒绝之意。他在信中说：“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因为缺乏了解，袁文才十分担心毛泽东的部队上山“火并山寨”，请毛泽东“另找高山”。回信由曾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演讲的陈慕平等人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与陈慕平他们长谈了5个小时。陈慕平返回后，向袁文才详尽汇报了与毛泽东相见的所闻所感，终于促使袁文才下了决心，同意接纳这支历尽艰难跋涉的起义部队。
10月3日，毛泽东在枫树坪向前往古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干部战士讲话，宣布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这就是人民军队第一军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肇始。当夜，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召开了“古城会议”，前后历时两天，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初步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茅坪“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会议确定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10月6日，毛泽东应袁文才之约，勇赴在荷花乡大仓村摆下的“鸿门宴”。袁文才心存惧怕和戒心，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了20多人、20多条枪。见毛泽东只带了几个随从，袁文才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也始终没有出来。这次“大仓会见”，毛泽东主动提出赠送袁文才100支枪，并说待部队落脚后，即外出打游击，同时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行踪，找到他们后，可合兵一处，以扩大革命力量。袁文才很是感动，当即向毛泽东表示，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困难。随即他回赠600块银圆，同意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并答应做王佐的工作。
局面就这样打开了，但问题不是一次见面就能全部解决的。袁文才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
10月7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正式“安家”茅坪。随后，除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外，毛泽东又率领队伍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
大浪淘沙。10月13日，师长余洒度、原三团团长苏先俊以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为名，脱离革命队伍。有离开的，但也有新的血液注入。15日，毛泽东在酃县水口叶家祠的小小阁楼上，亲自主持了新党员欧阳健、赖毅、李恒、鄢辉等6人的入党仪式，建立了人民军队第一个连队党支部。6名工农士兵骨干，跟着毛泽东，举起了紧握的右拳，入党宣誓：“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毛泽东说：“这好比一个人活着要有心脏。……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把连队党支部建好，让连队的心脏坚强地跳动起来，才会使党的血液，流灌我们这支部队的全身。”7天后，毛泽东又在江西遂川县大汾圩主持特务连8名新党员入党仪式。发展新党员的工作迅速展开，“支部建在连上”进一步得到贯彻和实现。
10月23日，工农革命军遭受遂川地主武装的袭击，队伍被打散。毛泽东率团部与特务连撤退，一直跑到宁冈附近的黄坳。他受伤的脚又被草鞋磨破而溃烂，鲜血淋漓。队伍行至荆竹山下，王佐派人接应上山。24日，在荆竹山村村头旁的一片收割完的稻田里，毛泽东站在一块名叫“雷打石”的大石头上，宣布了三条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三句大白话，一片爱民心。这是人民军队“三大纪律”的最早雏形。次年，毛泽东在遂川又宣布了“两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人民军队的铁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晚，队伍抵达大井村，受到王佐及其部队欢迎。27日，毛泽东率部抵达茨坪，主动赠送王佐部队70支枪。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和一些银圆。
1927年11月初，毛泽东率一部分部队回到茅坪，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第一个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总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