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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虽说奇峰耸立，怪石嶙峋，谷壑幽深，但在地质学上并无独一无二的显著特色。整个井冈山地区，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多座，最高峰为江西坳[2]，海拔1842.8米。其中，著名的黄洋界哨口海拔1343米，茅坪和茨坪的海拔均在800至900米之间。

说起黄洋界，大家都耳熟能详。黄洋界峰峦叠嶂，地势险峻，长年云雾弥漫，气象万千，苍山如海，茫茫荡荡，一望无际，故又名“汪洋界”。1928年9月，毛泽东就曾为黄洋界写过一首《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那是1928年8月29日，湘军第八军第一师三个团抢在赣军之先，从酃县赶至黄洋界下乔村一带。30日，敌人向黄洋界哨口发起猛攻。当时，毛泽东、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去了湘南作战，井冈山兵力极少。留守的何挺颖、朱云卿指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仅两个连的兵力，凭借黄洋界天险之势与敌决战。他们在通往黄洋界的两条小道上，布下了“竹钉阵”“竹篱笆障碍”“滚木擂石”“竹钉壕沟”“石筑射击掩体”等五道防线，与国民党军四个团的兵力展开了殊死血战。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当天下午4时，红军战士把过去在战斗中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正在修理厂修理的一门迫击炮抬到黄洋界上，向敌军发射了三发炮弹，有一发炮弹正好在敌群中间爆炸。忽见大炮轰击，敌军误以为红四军主力已经回来，吓得魂飞胆丧，在云雾弥漫之下逃之夭夭，不敢再犯井冈山。毛泽东返回井冈山后，获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消息，十分高兴，挥毫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

历史没有走远，现实也非常逼真。

神山村就位于黄洋界北坡的山脚下，距离井冈山市区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昔日黄洋界隆隆的炮声，神山村的老百姓不仅是鼓角相闻，也是旌旗在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神山村的很多百姓都参加了革命。

和井冈山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神山村的乡亲也曾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和牺牲。神山村有一位烈士，名叫左桂林。

左桂林又名左龙先，1871年11月出生于湖南湘乡，早年来到神山村，以造土纸为生，生活贫困。早在朱毛会师之前，左桂林就加入了袁文才领导的“马刀队”。1926年，他同“马刀队”一起被国民党招抚，被编为以袁文才为队长的宁冈县保卫团。这年9月，受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在中共宁冈县支部的领导下，他参加了宁冈暴动，宁冈县保卫团被编为农民自卫军。1928年2月，他随农民自卫军与部队一起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5月4日，在朱毛会师和中国红军第四军的成立大会上，左桂林所在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被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他担任了通信员，当年又称“红军号手”。在部队期间，他培养了很多红军号手。1929年12月，国民党反革命分子进入神山村，抓捕红军战士。为保护神山暗陇的红军药库和掩护3个年轻的小号手，左桂林在撤退时不幸中弹牺牲，终年58岁。1983年5月，左桂林被宁冈县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2016年1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左桂林被评定为烈士，烈士证明书号为“1929赣烈字第004406号”。

2016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神山村视察时，专门到左桂林的孙子左秀发家进行慰问，向孩子们赠送学习用品。就是在左秀发家的大门口，习近平举起木杵和农民李宗吾一起打起了糍粑。如今，在他家的场坪上，立起了一块大石头纪念碑，镌刻着“习总书记在这打糍粑”。每一个来神山村的人，都会来这里照个相，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

左桂林一共生了6个儿子、1个女儿。左秀发是左桂林的小儿子左明生之子，曾过继给没有孩子的大伯父左盘生。作为烈士的后代，左秀发和神山村的村民们一样，过去也都是“靠山吃山”，凭借在山上砍竹子赚点钱养家糊口。那个年代，村民们利用山上盛产竹子的地理优势，办起了土纸作坊，制造草纸，后来因土纸的经济效益不好，又做起了筷子、算盘、雨伞等生意。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逐渐活跃，传统的手工作坊远远跟不上现代化的流水线生产，神山村的原始生产模式被时代抛在了后面，再加上交通不便，闭塞的神山村躲在罗霄山脉的深处，更是变得越来越贫穷而落后。2015年，因为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左秀发被评定为“蓝卡”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他和其他贫困户一样，入股参加了神山村的黄桃和茶叶合作社，每年可以收益3000元。

左桂林有一个儿子名叫左光元，子承父志，1927年2月就参加了革命，当过宁冈县副县长，是从神山村走出来的“最大的官”。

1912年12月29日出生的左光元，是父亲左桂林掩护而顺利撤退的三个小号手之一。那一天，一小股敌人突然包围了暗陇的造纸厂，左桂林让儿子左光元和另外两个小号手赶紧撤退到山上，躲在山上的草丛中，自己则留在造纸厂厨房灶台后面观察敌情。不幸的是，他被敌人发现，中弹牺牲。跑到山上的左光元听到枪声后，十分机灵，在山顶上吹响了红军号角。敌人误以为红军大部队来了，赶紧撤退，作鸟兽散。等他从山上下来，父亲左桂林已经光荣牺牲。后来，左光元担任了红四军第三十二团一营的号目，随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1930年，他加入了共产党，担任红三军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后来又担任了随营学校特务连连长。在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中，左光元先后三次负伤。1934年12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左光元随军至湖南边境参加战斗，在一个名叫赖家村的地方再次受伤，左腿下部被打断，行动困难，因而被送到瑞金红军总医院治疗，后转至于都红军第七医院治疗。伤愈后，他留任医院党总支书记。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长征后，国民党军队窜入中央苏区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此时，于都的红军第七医院也被围困，伤病员在突围中被冲散。危急之中，左光元置生死于不顾，把自己的党证藏在化脓发臭的左脚袜子里，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查。有一天，他化装成乞丐，在一户人家要饭时被敌人抓住，关进了牛棚。侥幸的是，在群众的掩护下，他凿壁挖洞逃脱。此后，他沿途乞讨，九死一生，直到1936年6月才回到宁冈神山村的家中，重操旧业，与人合伙造土纸，谋生度日。此时，中央红军也已经抵达陕北。

1949年9月，宁冈县全境解放，左光元重新参加革命。这年10月，他担任了茅坪乡坝上村农民协会主席。1950年春，他调任第四区农会副主席。1951年，左光元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调任宁冈县农民协会副主席。1953年，调任宁冈县邮电局局长。因为战争年代受了伤，左光元留下了终身跛脚的残疾。但他身残志坚，认真负责，埋头苦干，带领干部职工走村串户，做好党的报刊发行工作，被评为“全国二等工作模范”。1954年，他代表宁冈县邮电局赴京出席了全国报刊发行先进代表会议。

左光元既善于做思想工作，又善于团结爱护自己的部属，经常以自己的亲身革命经历教育身边的干部职工，要热爱老区、建设老区，立足本职，爱岗敬业。邮电局有一名临时工邮递员王友秋，因为山区的邮递工作太辛苦、薪水太低，不安心工作，思想波动较大。左光元就经常找他谈心，讲述自己战争年代九死一生的故事以启发他。经过教育，王友秋以红军“铁脚板”的精神，十三年如一日，坚持在黄洋界、柏露等崇山峻岭间做好乡村邮递员的工作，行程25600多里。1963年，王友秋被评为江西省社会主义建设“五好职工”（政治思想好、完成任务好、遵守纪律好、坚持学习好、团结互助好）。

1962年，左光元调任宁冈县民政局局长，同年12月当选为宁冈县副县长。此时，经国务院批准，他因战伤致残，被评定为二等乙级残废。虽然体弱多病，但他仍然坚持深入基层，认真搞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帮群众排忧解难，深得乡亲们的爱戴。1965年，左光元积劳成疾，卧病不起，1968年5月病逝于青原山医院，终年57岁。

这位左光元，正是“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彭夏英的父亲。1968年5月，父亲去世的时候，她还差两个月满一岁。后来，她随母亲谢福庄改嫁到了同村的彭家，也随之改名为彭夏英。

左光元的家与堂侄左秀发家比邻而居。现在的户主左从林是左光元的养子，他因为2012年胃部大出血，之后长年受胃病侵扰，所以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和老伴袁夏英一起被评定为“蓝卡”贫困户。

1952年出生的左从林是一个孤儿，老家是吉安的，4岁的时候，父母因为生病双亡，五兄弟孤苦无依，被政府送到孤儿院。他说：“我是老小，没有共产党，没有政府养着，我早就饿死了。”10岁那年，左光元从孤儿院把他领养回家。1968年，养父左光元去世。那年冬天，左从林参军入伍，先后在福建、江西的陆军部队服役，1973年退伍回乡当农民，种田、砍竹子。在部队时，他就曾出现过胃部大出血的症状。退伍时，连长说，连队可以给他开一个病历证明，回乡后可以凭这个证明在看病时得到一些优惠。他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就放弃了。

左从林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都在外面务工。习近平总书记来神山村后，左从林叫大儿子辞去工作回到神山一边开农家乐，一边零售神山村的土特产，收入比往年翻了番。但他非常低调、保守地说：“一年下来只能挣3万元。”话里话外，他还有一些不满足。

我和左从林面对面坐在他家农家乐餐桌旁时，他的妻子袁夏英站在一旁，笑容一直堆在她的脸上。当她听说我是一名现役军人时，似乎更加喜悦了，满心欢喜地对我说：“白天没想到，晚上没梦到，习主席会来我们神山村，走到我的家门口。现在，路好了，交通也方便了；屋子也不漏水了，下大雨也不愁了，晚上睡觉不用担心了。”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走进神山村，你就能远远地看到，左从林家的大门口悬挂着一个大相框，那里面写着父亲左光元的生平简历。而每一个来神山村的人都会在这里驻足停留，阅读这位革命先辈的故事，接受心灵的洗礼。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们阅读父亲的故事，左从林的心里就特别温暖，特别欢喜，周身都感受到一种无上的荣光。在他家的堂屋中，左从林还把二姐保留下来的父亲的革命残疾军人抚恤证、工作证、党费证、诊疗证的原件一一装裱在竹制的相框中，悬挂在洁白的墙壁上。这既是向父亲表达敬意，又是向来神山村参观、旅游的人们讲述着先辈的峥嵘往事。几十年过去了，那一枚枚县级、省级乃至国家级的红色印章依然鲜艳夺目，仿佛在告诉人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先辈们用流血和牺牲换来的。

如今，左桂林和左光元父子的革命故事已经成为神山村的红色名片，是“红培”的好教材，昭示着历史，也启迪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