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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决胜之年。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的认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

其实，早在2012年11月8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就首次提出了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与“建成”，一字之差，但意义深远。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小康”，但“小康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小康社会”的概念又是怎么来的呢？在本书中，我们很有必要与神山村的乡亲们，与井冈山老区人民一起来回顾共和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段重要历史。

让我们回到1979年12月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这一天，邓小平要在这里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人厚道，重信誉，在国际上有很好的口碑。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在任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期间，主导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促进中日友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了解他，把他视为日本杰出的政治家，但其实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可他称自己为“笨牛”，终日奔波不息。人们还把他比喻成“盘磨”，因为他和盘磨一样不断地滚动向前，身后留给人们一片碾好的粮食。

在1978年访日前，邓小平从未与大平正芳有过任何接触。但是，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在已经见过大平正芳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再次专程拜访大平正芳，向他请教经济发展的问题。正是这一次拜访，大平正芳向邓小平讲述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状况。他把战后日本经济分为四个时期，即战后恢复期、奠定基础期、高速增长期和多样化时期，重点讲述了倾斜式经济发展模式。

大平正芳说，经济落后的时候，就是要抓住机遇，重点突破，把有限的钱和物用到关键的领域中去，对重点产业采取重点扶持的策略。他还介绍了日本为提高国民所得而采取的“倍增计划”。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翻两番的发展计划，就是受到大平正芳的启发。大平正芳认为，国家发展要树立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增长的具体指标。方向明确，才能不断地激励全民族为之奋斗。他还告诉邓小平，如果说日本战后有什么体会的话，那就是以经济为中心，开放门户，抓住机遇，重点突破。在这一次访问中，中日双方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合作协议。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他在赴美的飞机上临时决定给大平正芳发电报，提出几天后在东京长谈，大平正芳欣然应诺。此时，大平正芳已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他同邓小平谈话的核心内容是：日本将全面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正是这次，大平首相正式提出中国可以利用日本政府提供的日元贷款。

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日本要寻求投资市场，一衣带水的中国当然是最好的地方。但是，中国市场是否靠得住，与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关系密切。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要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具体内容和目标是什么，包括大平正芳在内的日本人并不十分清楚。这次访问，大平正芳带来了一个包括诸多金融巨子的庞大代表团，主要就是商讨向中国投资的问题。投资有没有风险、有没有效益，这是投资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大平正芳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从邓小平那里得到一个准信儿。

12月6日上午，邓小平和大平正芳进行了会谈。因为彼此都十分熟悉，且相互信任，会谈就更加亲切、轻松和愉悦。邓小平对这次会晤极其重视，按照事先拟定的议题，做了充分的准备。

就在会谈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绕开事先拟定的议题，突然问邓小平：“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想的？”

其实，大平正芳就是想探问一下中国的现代化究竟怎么搞，究竟要达到什么水平，他希望在邓小平这里摸摸底。但这个问题，确实太重要了，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

对大平正芳的提问，邓小平没有立即做出回答。他吸着烟，陷入了沉思。会谈似乎陷入了停顿的状态，大厅里鸦雀无声，只听得见钟摆的嘀嗒声，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邓小平的身上。

整整过了一分钟，好漫长的一分钟。

仅仅过了一分钟，多短暂的一分钟。

这时，邓小平表情凝重地看着大平正芳，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3]

家喻户晓的“小康”概念，就在这既漫长又短暂的一分钟里被提出来了。

邓小平的解释让大平正芳获得了满意的答案，他满脸笑容，连连点头，说：“我明白了。”

大平正芳放心了。他知道，向中国投资，可靠！

就在这次会谈中，大平正芳决心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做贡献，于是启动了向中国提供长期低息日元贷款的计划，当年即提供了数额为500亿日元的贷款，这对苦于资金匮乏的中国可谓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同时，他还决定在人才培养方面提供无偿援助，被称为“大平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对大平正芳给中国的支持，邓小平非常感激。他坦诚地说：“就我们方面来说，希望项目更多一些，数目更大一些，这是我们的希望。但第一次政府间的贷款，就实现这么一个目标也不错，而且你们的贷款都确定了具体项目，这就不一样，这反映了我们中日两国之间的合作方式更实在一些。”[4]

这天中午，邓小平设宴招待了大平正芳和夫人。大平正芳被邓小平的真情深深打动，在参观与日本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古都西安时，他挥毫写下“温故知新”四个大字。

温故知新，多好的成语啊！

中日邦交，源远流长。只有温故，才能知新。

12月8日，邓小平为大平正芳和夫人送行，两人又进行了短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中日两国领导经常接触，很有好处。现在是多事之秋，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不会越来越单纯。中日两国不仅要加强理解，还要加深依赖，你们面临的威胁不是我们，我们面临的威胁也不是你们。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很多条件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首相一行这次来中国访问不仅能够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而且对国际形势将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再过二十多天，就要进入八十年代，我希望首相阁下这次访华的成果至少要管到八十年代。”[5]

在别离中国之前的酒会上，大平正芳则引用唐诗“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表达了自己的心迹。

邓小平和大平正芳在1979年12月6日会谈的内容，后来被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目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后来，邓小平还说：“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大平首相1979年问我，要达到什么目标，步子怎么走？把我问住了，我有一分钟没有答复，接着我才说，我设想到本世纪末，那时还差20年左右，如果80年代翻一番，90年代翻一番，那么，在250美元的基础上，就可以达到800和1000美元”。

1980年，大平正芳去世，邓小平亲自去日本驻华大使馆吊唁。他对日本外相伊东正义说：“大平先生的去世，使中国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他去世了，中国人民还会记住他的名字。”

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修订了中国到20世纪末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战略，一致通过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从此，“小康”一词不胫而走，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最闪亮的主题词。

从历史渊源来说，“小康”一词，最早出自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大雅·民劳》中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学者戴圣所编的古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有过系统阐述。《礼运》假借孔子与言偃对话的口气说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记·礼运》描绘了封建社会那个历史时期人们所期望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图景。什么是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是一个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社会保障健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理想社会形态。什么是小康社会呢？小康社会的经济特征是财产、劳动力私有，政治特征表现为阶级礼制，伦理特征是等级规范制，社会保障模式是家庭赡养制，社会秩序的维持靠兵刑制。显而易见，从古代儒家思想的渊源看，“小康”是一种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从现在的观点看，它描述的是社会随着规模的扩大，由氏族社会向生产分工的文明社会转化，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下为家”的社会形态。近代以来，康有为曾经用近代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儒家小康社会思想进行了改造。孙中山也曾借用“大同”“小康”来表达其革命理想。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曾借用“小康”来表达其关注民生的工业化主张。

现在，邓小平古为今用，不仅借鉴了古代的小康社会思想内涵，也借用了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关于小康生活的概念，并在这个基础上对“小康”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小康之家”和“小康社会”。“小康之家”是指人民群众的个体经济生活水平，而“小康社会”是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小康之家”和“小康社会”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所以，“小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就具有了小康生活和小康社会的双重内涵。

实际上，邓小平对自己的小康思想解释得十分清楚。1981年4月14日，他在会见由会长古井喜实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讲到“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时说：“1979年我跟大平首相说到，在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这一表述准确地告诉我们，作为世纪末奋斗目标的“小康”，是指进入小康社会。他接着说：“经过我们的努力，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这就是说，小康社会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或一千美元的社会，那时人们也就过上了小康生活。

翻两番，奔小康。把中国建成“小康社会”，让人民拥有“小康生活”，邓小平的目标非常清晰。他深情地说：“我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1984年4月，在会见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邓小平说：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达到小康水平以后，我们还要在下个世纪三十年到五十年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此后，他又多次对这个目标进行了论述。

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谈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与西班牙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的会见中谈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时，胸有成竹地和盘托出了一幅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蓝图，具体、清晰地阐述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他深情地说：

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已经过去的八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6]

瞧！邓小平说得多好啊——“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

这是信心，也是决心，更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这是历史的嘱托，这是人民的重托；这是民族的希望，也是国家的希望，沉甸甸的。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现在的娃娃”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没有辜负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在2020年胜利完成这个伟大、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展，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7]

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正在创造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