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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耸翠，泉水淙淙，花木葳蕤，翠竹挺拔。这个曾经“有女莫嫁神山郎，住的都是土坯房，红薯山芋当主粮”的穷山村，现在华丽转身变“绿富美”——村庄美、产业强、村民富、乡风好，一幅看得见青山、望得见蓝天、听得见绿水、讲得好红色故事、记得住乡愁的美丽画卷，尽情铺展在希望的田野上。

走进神山村，穿过村中心的一座小桥，在它的东南方向有一条“红军小道”。在小道的旁边，伫立着一面特殊的墙——“笑脸墙”。这是驻村扶贫工作组专门设计建造的。在这面特制的“笑脸墙”上面镶嵌着30张“笑脸”照，他们都是神山村的乡亲们，有的是一个人的特写，有的是夫妻俩、母子俩、兄弟俩、姐妹俩、朋友俩，有的是三代人，还有的是全家福，一个个美丽、可爱、亲热、甜蜜、开心、幸福的瞬间在镜头里定格，传达着神山的生机、活力和温暖。

“笑脸墙”的上方写着“中国梦”“小康梦”“神山梦”。是啊，“中国梦”也是神山村乡亲们的梦！神山村乡亲们的梦就是“小康梦”，神山村乡亲们的梦就是“中国梦”！

“笑脸墙”上还写着神山村乡亲们的“名言”——“党和政府只能扶持我们，不是抚养我们。”说得多好啊！这是“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彭夏英说的。她说出了神山村乡亲们的心里话！

“薯丝饭，木炭火，除了神仙就是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神山村当地就流传着这首客家民谣。那时候，红薯丝饭是井冈山区的传统主食。这首民谣也生动地反映了当年井冈山区的清贫生活和山区居民追求起码温饱生活的愿望，以及他们安贫乐道的乐观主义生活态度。

吃红薯丝饭的记忆，对92岁的彭长妹老人来说，那就是她童养媳时代的“神仙”生活。非常巧合的是，就在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的那年冬天，彭长妹在兵荒马乱中降生了。她出生的时候，神山村下了一场大雪。因为家里太穷，她差一点冻死；因为没有吃的，她又差一点饿死。8岁那一年，她被送到桃寮村的张家做了童养媳。1949年8月，井冈山解放了，23岁的她挣脱了封建社会的束缚，回到神山村父母的身边，勇敢地选择了自己的婚姻，自由恋爱，与同村的青年黄珍勤结婚。黄珍勤也曾担任过神山村的民兵连长、村支书。他们夫妇育有2个儿子、4个女儿，现在是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让彭长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在她90岁的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神山村。耄耋之年的她，不仅亲眼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而且还与总书记握了手。2016年2月2日那一天，彭长妹穿着红色的棉袄，站在乡亲们中间。习近平总书记走到她的面前，紧紧握着她的手。她也紧紧握着总书记的手，高兴得合不拢嘴，激动地说：“总书记好啊，我天天盼望着你来啊，总书记好啊！……”因为太激动太高兴了，她不知说什么才好。后来，她坐在电视机前，和孩子们、乡亲们一起反复观看着这个画面。这一次，她终于真真切切地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跟她握手的时候，还向她问好，跟她说：“祝您健康长寿！”[1]

在彭长妹大儿子家的堂屋里，挂着一张大幅相框，习近平总书记与她握手的照片十分清晰耀眼。这是当时记者抢拍下来的。现在，彭长妹天天都要站在这张照片前，停留一会儿，看一看，想一想，心里充满着幸福。来客人的时候，她都要带着客人来到这张照片前，乐呵呵地把习近平祝福她的话重述一遍。

彭长妹个头不高，瘦弱清癯，但精神矍铄，一脸皱纹诉说着岁月给她留下的沧桑。老人家老了，满嘴的牙齿已经所剩不多，一颗长长的大门牙倔强地坚守在它的岗位上，帮助她咀嚼人生的酸甜苦辣，咬碎贫困生活带给她的所有苦难。站在大照片前，彭长妹把她与习近平总书记见面握手的故事讲给我听。因为年纪大了，她的耳朵有点儿背了，但声音依然洪亮。她笑着对我说：“那一天太冷了，不然我还要多说几句话。总书记是个好人，好领导！好书记！”

我凑近她的耳边，问她：“你现在幸福吗？”

彭长妹笑着说：“幸福啊！幸福啊！我家里以前穷得叮当响，衣服穿了又穿，补了又补，也没有屋子住。现在，村里热闹了，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真是欢喜。”她爽朗的笑声很有穿透力，那是发自心底的幸福和开心。彭长妹还高兴地告诉我：“我们家是三代党员呢！”是的，她的丈夫、儿子和孙子都是共产党员。

彭长妹的祖籍也是湖南。她家跟李宗吾家是前后邻居，丈夫黄珍勤是李宗吾妻子黄甲英的亲叔叔，因此两家走得很近。我在李宗吾家搭伙吃饭，彭长妹有时也跟着一起吃，像一家人似的。因为祖籍都是湖南，他们的口音也都是湖南腔。在神山村采访的日子里，只要看到我，她总会不知不觉地来到我身边，在我周围静静地站着，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微笑地关注着我的访谈，好像在倾听，又好像在为我加油鼓劲。其实，我知道，她是什么也听不见的。她与我那一生与人为善、谨小慎微的母亲同龄，那一刻，只要看到她，我就一下子想起我的母亲。母亲在她88岁那年离开了我们。如果母亲健在的话，如果母亲也幸运地得到总书记的祝福的话，我想，她也会像彭长妹一样感到幸福的。

在神山村“笑脸墙”上，有一张笑脸有点儿与众不同。与其他乡亲们的笑脸相比，他的笑容虽然有些夸张，但不免有些拘谨和呆板。他是一名先天性的智障患者，名叫赖伯芳，而且肝肾也患病，无法干重体力活。他的妻子吴晓梅也是一位智障患者，骨瘦如柴，体弱多病，因此他家被评为“红卡贫困户”。为了缓解他生活的压力，村里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公益性的岗位，打扫卫生，一个月能够挣七八百元。

像赖伯芳家庭的这种情况，属于百分之百的政府兜底保障贫困户。因此，在安居扶贫时，按照“住不了的建起来”的办法，政府花费七八万元帮助他家建设了一幢爱心公寓。因为是“红卡贫困户”，赖伯芳、吴晓梅夫妇在产业扶贫中享受2万元的黄桃、茶叶两项产业的扶助基金，每年可以分红3000元。吴晓梅还可以享受政府每月280元的低保。此外，政府还替他们缴纳新农保、新农合等医疗保险，确保他们看得起病。

像赖伯芳、吴晓梅夫妇一样，不仅仅是井冈山，也不仅仅是江西，几乎全国这样的“红卡贫困户”（即特困户），他们致贫的主要原因多是病残，这样的比例几乎占90%以上。这类家庭，医疗开销大、缺乏劳动生产能力，如果没有政府的关心、帮助和扶持，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脱贫攻坚，最基本的一条是要确保每户农民都能获得基本的生存和生活保障，也就是必须要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是共产党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的责任。

2019年4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专门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这些年，他先后在延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主持召开过这样的座谈会，着力解决脱贫攻坚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在会上，他专门列举了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成效考核时发现的不少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没有把脱贫攻坚当作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责任落实不到位，思想认识有差距，落实不力。二是贯彻精准方略有偏差，或发钱发物‘一发了之’，或统一入股分红‘一股了之’，或低保兜底‘一兜了之’，没有把精力用在绣花功夫上。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像花钱刷白墙，又不能吃不能穿，搞这些无用功，浪费国家的钱！会议多、检查多、填表多，基层干部疲于应付。”[2]

在扶贫工作的实践中，的确存在着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发钱发物‘一发了之’，或统一入股分红‘一股了之’，或低保兜底‘一兜了之’”的问题。有些贫困户领了钱，不是用于生产，而只用于消费，这显然不是扶贫的目的，而是一种国家资源的浪费。这样，不仅难坏了基层干部，也惯坏了一些贫困户，教训不可谓不深。

按照中央提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的目标，国务院有关部门筹集了“资产收益扶贫试点资金”和“中央苏区产业扶贫资金”，并要求资金使用必须精准到户、到人。应该说，中央的政策非常好，要求也非常合理，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确实难以发挥其长效功能。用基层干部的话说：“扶贫，把穷人扶成了懒人。”有的说得更尖锐：“扶贫扶出了‘白眼狼’。”

“处事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在井冈山市，像神山村赖伯芳这样的“红卡户”，2015年实行“三卡识别”制度后，经挨家挨户上门调查，共精准识别出1505户。如何真正地可持续地解决这些“红卡户”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井冈山市扶贫办确实动了脑子，做了“绣花功夫”。

那么，怎么才能使中央下拨的、社会捐赠的和干部群众募捐的各项扶贫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且能长久、持续地发挥作用呢？井冈山市扶贫办的干部终于想出了一个“金点子”——井冈山市政府批准专门成立井冈山市惠农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统一整合调度、运营操作和市场化管理上述各项扶贫资金，负责“红卡户”股权证的发放、股金的运作、资产的投资和收益的分配，给每个“红卡户”发送价值10000元的股权证以此发现金。

2016年1月31日，神山村的赖伯芳、吴晓梅夫妇和井冈山市其他“红卡贫困户”的“一卡通”账户上，都收到了一笔1500元的汇款，这是他们的股权证当年所应得的分红。赖伯芳激动地说：“政府果然说到做到，给我们送来了第一份新年大礼包。”

病患猛于虎。为保障像赖伯芳这样因病致贫的“贫困户”的医疗，政府为他们全额代缴城乡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附加险和重症疾病保险，构建医疗保障“四道防线”。从2018年开始，政府还从旅游门票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中各切出10%，筹措2000多万元的特殊扶贫基金，在群众遭遇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突发事件时进行爱心救助。近年来，井冈山市本级财政自掏腰包，不断叠加实施相应保障政策，扎扎实实兜住贫困底线，并确保这部分贫困群众年年收入有所增加。

在神山村“笑脸墙”上，还有一位看上去特别淳朴、开朗的老人。这位在神山村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人家名叫左炳阳，是彭氏三兄弟的母亲。1989年，丈夫彭秋海因病离世，她只能一个人把三男两女五个孩子拉扯长大。那时候，最大的男孩才18岁，最小的女孩才3岁，她真是吃尽千辛万苦。如今，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而且三个儿子都从外面返乡创业，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左炳阳享受着天伦之乐，脸上每天都洋溢着笑容。一天到晚，她一会儿帮大儿子长良开的农家乐洗菜、洗碗，一会儿帮青良、德良两个儿子跑跑腿，忙得不亦乐乎。没事儿的时候，她就站在门口歇一会儿，享受着和谐、安宁和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来神山村的那一天，就是在左炳阳家门前的场地上接见乡亲们，发表重要讲话的。现在，她把习总书记在这里讲话的照片放大，装裱在一个大相框里，悬挂在大门口，来神山村参观的人都看得见。她和孩子们商量后，在照片上面写了一句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给全国人民拜年！”站在这幅照片的下面，她笑着对我说：“有生之年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面对面地听到他讲话，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值得了。”

和左炳阳一样，神山村“笑脸墙”上还有一位老人的笑容特别灿烂，她的名字叫左细英。左细英的丈夫葛介书1999年因脑出血去世，小儿子葛湘村天生是一个聋哑人，母子俩相依为命，是“红卡贫困户”，除了享受政府低保和扶贫兜底保障外，还有茶叶、黄桃产业扶贫的分红。

葛湘村已经40多岁了，虽然天生残疾，无法外出打工，但他勤劳肯干、聪明好学，在产业扶贫的政策引导下，参加了“井冈红”茶叶公司的培训，学会了茶叶种植。这天，因为下雨，他没有外出干活。见我走进家门，他赶紧搬来凳子，和妈妈坐在一起，始终把笑容挂在脸上。家里的母狗带着狗崽儿在他们的脚边撒欢、打闹，而主人的驱赶仿佛让它们觉得受了宠似的，玩得更欢实了。

这个时候，村里的另一名“蓝卡户”王青阳走了过来。他戴着红军的八角帽，穿着一身“红军服”，乐呵呵地站在大门口笑着。我听彭青良说起过他，他耳朵有点聋，是村里的“五保户”，独自一人生活，没事的时候就到左细英家找葛湘村一起玩耍。

别看葛湘村又聋又哑，但玩起手机来十分灵活。儿子的聪明让左细英很是欣慰，她笑着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学会的，自己一个人看一个人玩，经常自己一个人笑得合不拢嘴。”平时，葛湘村还参加村里基建工程的工作，没事的时候帮乡亲们打点零工，一年下来也能够挣到上万元。

在神山村采访的日子里，我常常远远地就能听到左细英的笑声，她是村里的“开心果”。在“神山身边好人榜”宣传栏上，我又看到了她的笑脸。她照片的旁边有这样一段文字：“左细英，神山村‘红卡户’。热心村内事务，积极参与并建言献策，为村内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邻里有什么事情，她都主动帮助，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

是啊！笑容是可以感染人的，神山村乡亲们的笑脸感染着神山，也感染着每一个来神山的人。神山笑起来了，笑得如此灿烂，笑得如此动人，这是如意的笑脸，这是幸福的笑脸。

在“神山身边好人榜”宣传栏上的最上方，是一张邹有福、罗节莲夫妇俩并肩而立的合影。丈夫的手搭在妻子的肩上，两张开怀的笑脸好似并蒂的芙蓉。这张照片同样挂在神山村“笑脸墙”上，很有感染力。邹有福会开碾米机、发电机、拖拉机，是一个多面手，但因为夫妇俩体弱多病，无劳动力，被评定为“蓝卡贫困户”。邹有福被评为“神山身边好人”，乡亲们给他的评语是：“作为神山村老村民，邹有福见证了神山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他对神山村有特殊的感情。如今的神山村成了旅游新胜地，邹有福对环境卫生格外关注，发现一处垃圾，他便顺手捡起，把神山当成自己的家来爱惜，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认可。”

是啊！邹有福，多好的名字，作为新时代的神山人，你是有福的！

是啊！神山的乡亲们，你们都是有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