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子创业

令子创业

荣宗敬14岁，荣德生15岁时先后被母亲送到上海，分别在一家铁锚厂和一家钱庄当学徒，当时，荣巷的村民有议论：兄弟俩还幼嫩呢，就送到外头去打工，石氏也太狠心了。其实，石氏是个心中有大目标的人，她心中的盘算是，荣巷地处穷乡僻壤，求学困难，不如到社会上去闯荡一番，兄弟俩今后要立足社会，不经历磨难和锻炼不会成器。

石氏选择放手让荣氏兄弟到外面经风雨见世面，舍得让孩子品尝生活中的苦，才能教会他俩今后珍惜手中的甜。俗话说：能吃苦，苦一阵子；怕吃苦，苦一辈子。为人父母，千万不要在孩子该吃苦的年纪，替他们选择了安逸。有些家长心疼孩子，怕孩子吃苦受累，舍不得让孩子劳动，更不想让家务劳动占用孩子宝贵的学习时间，久而久之，孩子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坏习惯。石氏舍得让孩子吃苦，放手让他们去历练，这才是对孩子人生的负责啊！

后来，荣宗敬从铁锚厂转行到上海永安街豫源钱庄当学徒，满师后到南市森泰蓉钱庄当跑街。荣德生随父亲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任账房助理。兄弟俩在承揽生意和联系客户中，扩大了视野，开阔了眼界，在调拨资金、产品买卖等方面增长了不少见识。

然而，好景不长，中日两国爆发了甲午战争，1894年，日本海军对驻扎在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突然袭击，清军仓皇应战，短短10余天，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留下了无尽的耻辱。

清朝海军实力并不输于日本海军，北洋舰队更是清朝耗重金建立的一支近代海军，是水师中最精锐部队，北洋舰队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赔偿2.6亿两白银。

清政府为支付巨额赔偿，大肆盘剥百姓，以各种名义征收苛捐杂税，商业生态迅速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出经商者无心经营，纷纷回家。[1]

荣氏兄弟和父亲也都先后失业了，回到无锡闲居家中。荣熙泰回家后重病卧床，荣德生常为自己的前途惴惴不安，一度迷上算命占卦，曾专心翻阅奇门问卜书籍，想当阴阳先生。后来，他陪父亲去医院就诊时，看到那里门庭若市，又想学医当医师，日夜攻读医书，还到医院联系有关学医事宜。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父母看在眼中。

一天夜晚，卧床养病的父亲把荣德生叫到身边，边开导边劝告他：“学医并非易事，需要10年以上功夫方能成名，成名之后才会有病人前来求医，不如经商致富来得快。”正在照料丈夫的石氏也接上了口：“我看呢，两个儿子都是创业的料，老大敢想敢干，有胆识，有魄力，老二你呢，冷静沉着，胸怀韬略，有计有谋，只要兄弟俩能同心协力，你俩创业定能成功。”

荣德生听着听着，心胸豁然开朗，眼睛也放射出光彩。心胜则兴，心败则衰。有的时候，父母一句强大孩子内心的话语，将会深刻影响他们的一生。

父母的眼界，决定孩子世界的宽度。养育孩子，不是只有“养”，更重要的是“育”。拥有大格局的父母，能创造各种可能，引导孩子看到自己的能力，发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内心变得强大起来。如果父母的眼界和格局受到限制，孩子的眼界和格局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有眼界和格局的父母，才能打开孩子光明的未来。

自从母亲劝其创业后，荣德生改看各种实业杂志等书籍，对西方国家十大富豪传奇的书，更是爱不释手，还经常跑书店和报摊，选购创业新书和当天报纸，了解时局动态。一有空就和哥哥一起商量如何创业。1895年，国内形势出现微妙变化。甲午战争失败后，民间燃起一股救亡思潮，尤其在江浙乡间，实业复苏的热情日益高涨。这里历来是手工业重镇，家庭作坊众多，税赋虽重，却不足以扑灭求生的本能。

南通人张謇荣登状元后，带头回乡大兴实业，创办大生纱厂，一时名震天下。在张謇的带动下，江苏、上海呈现商业、实业复苏之态。催生资金需求和汇兑繁荣，钱庄生意异常火爆。

看到同乡好友中不乏开钱庄发财者，荣氏两兄弟颇为心动，认为开钱庄本小利大，而且又是自己最熟悉的老行当。1896年春，荣氏兄弟与父母合计商议后，决定荣熙泰带病和两个儿子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设一家广生钱庄。资本额3000银圆，荣氏兄弟出资1500银圆，其余招股，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管账，这是荣氏兄弟合作自营事业的开端。

钱庄取名“广生”，寄托着财源广进的美好愿望。在某种程度上，经营钱庄的诀窍在于资金流动效率，荣氏兄弟自幼研习此道，经营钱庄后无不围绕这个重点。

广生钱庄开业后生意兴隆，由于业务在无锡、宜兴、江阴有发展，钱庄在无锡设立经营分部，荣德生任经理。可惜的是，在广生钱庄经营半年后。荣熙泰病情加重，临终前，他给两个儿子留下一条经商遗训：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还念念不忘平生造福乡里的夙愿，谆谆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实现他的未竟之志。他还气喘吁吁地指着桌子上的一把紫砂茶壶，对荣宗敬和荣德生说，你们兄弟永远不要分家，更不能相互拆台，要像这把茶壶一样，盖子和壶身不可分离。并且要他俩当面发誓，兄弟俩含泪信誓答应了。[2]

荣熙泰要俩儿子当面发誓，因为他懂得兄弟俩团结创业的重要。《礼记》中说：“兄弟睦，家之肥也。”意思是，兄弟之间同心同德，齐心合力，财富才会滚滚而来，家业才能兴旺发达。一个家族真正的富有不是金钱的多少，而在于关系的和睦。如果兄弟俩相互拆台，谁也见不得谁好，再富有的家族也会败落。

《红楼梦》中，在抄检大观园时，也有这样一段话：“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多少家庭的兴旺，都是因为“祸起萧墙”，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窝里”斗起来，即使是富甲一方、红极一时的富豪家族，都逃不过衰败的命运。

荣德生终生践行在父亲临终之前做出的誓言，身边一直珍藏着那把紫砂壶，看到壶他就想起父亲的话，始终与哥哥荣宗敬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由于兄弟俩相互成全，取长补短，后来事业如日中天，荣熙泰的光芒渐渐被他两个儿子的万丈光芒掩盖了，现在很多人只知道荣氏兄弟，荣熙泰的名字早已被人遗忘。然而，荣氏兄弟怎能忘记父亲临终前的遗训？1916年春，荣氏兄弟迎来为父亲立铜像、不忘父亲教诲的一次好机会。

那年，上海交通大学建校20周年，1916届全体毕业生发起共同捐款建造图书馆的倡议。1917年4月，学校成立图书馆筹备会，并精心绘制设计图纸报送北京审核，预算建造经费6万银圆。大总统黎元洪批准交通部拨款3万银圆，其余建造不足部分依靠社会各界及历届师生、校友捐款筹措。

荣氏兄弟1912年起，把创业舞台从故乡无锡转移到上海，与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结下深厚友情，但当时荣氏兄弟为扩大再生产，在上海等地不断新建面粉厂、纺织厂10多个，背负着巨额债务，但获悉交通大学筹资建造图书馆的消息后，仍秉承父亲荣熙泰的遗志，慷慨解囊，向交通大学捐赠1万银圆，还购买大量图书捐入馆藏。

1919年10月，交通大学图书馆建成，由于荣氏兄弟个人捐资最多，根据筹建章程，建荣熙泰铜像于图书馆东侧，并由唐文治校长写碑文镌刻在基座上，以作纪念。碑文中写着“荣熙泰两子团结一心，兴办事业，不为一己之利，惠及社会兼及天下”等内容。

抗战时期，上海一度沦陷，交通大学被日军侵占，荣熙泰铜像被日军毁坏，只剩下石质基座幸免厄运。但校史博物馆中，保存着1919年图书馆和铜像落成时荣氏兄弟同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在铜像前的珍贵合影。[3]

荣熙泰英年早逝，离开妻儿，离开用一生积蓄开办的广生钱庄，尽管没有给荣氏兄弟留下大笔资产，但他为家族的兴旺尽心尽力地打下了基础。

广生钱庄失去荣熙泰长者的坐镇，很快迎来一场接一场的风波。上海各家钱庄为拉拢储户花招百出。他们利用市民爱图便宜的特点，专门针对无知妇女和下层民众，许以丰厚利息，吸引存款，为抢夺客户，钱庄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

当时上海地区钱庄最高存款利率为10％，不少钱庄为招揽客户，纷纷挂出利率12％、15％，甚至20％的招牌，许多市民唯恐错失发财机会，有的拿出毕生积蓄，甚至不惜砸锅卖铁，举债存款。

异常的繁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但疯狂的市民已将风险置之度外，或者根本没有想到会遭遇劫难。

1897年11月，一些高利率吸储的钱庄由于资金周转困难，不能按时向客户兑现，消息传出，持有票据的市民上门挤兑，导致钱庄破产。挤兑风潮很快扩散，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挤兑。于是，在短短1个月内，上海数十家钱庄倒闭。许多市民半生积蓄无法要回，寻死轻生者数不胜数，官司、口角和械斗层出不穷，高利率吸储风波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

荣氏兄弟由于受父亲弥留之际“决不投机”遗训的影响，没有陷入高利率吸储的泥潭，广生钱庄幸运逃过一劫，成为沪上钱庄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危机过后，兄弟俩才真正体会到父亲遗训的深意。这段经历，也成为他俩日后经商的一面镜子。

高利率吸储风波之后，上海钱庄大萧条。广生钱庄与荣氏兄弟合股的三个股东认为俩兄弟过于年轻，尽管躲过了高利率吸储危机，但不足以支撑局面，唯恐赔本，联合起来抽回了他们的股本。身在无锡的母亲石氏担心年纪才20出头的两个儿子在大上海遭遇不测，决定盘掉钱庄，回到无锡另谋创业新路。当时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日商获得了在华投资办厂的权利，随后外国资本和商品也乘机大规模侵入中国，国内开始出现反对外人在华办厂和“实业救国”的呼声。

荣氏兄弟目睹国势颓危，对国人兴办实业也日益关心，俩兄弟在商量投资什么实业时，荣德生讲到他在广东省任厘金局账房时，发现国外面粉产品进入中国的数量日趋剧增的情况，促使荣氏兄弟萌发筹办面粉厂的想法，并且得到了母亲的赞许和肯定。

1901年3月，荣氏兄弟与他人合股，从法国购买回四部石磨，厂址选在水陆交通便利的无锡西大门太保墩，创办了无锡保兴面粉厂。谁知好事多磨，当地乡绅认为面粉厂的高烟囱和石磨的隆隆声，会有碍无锡的风水，串通无锡知县，下令限期迁走。消息传出，原来与荣氏兄弟合股的三个伙伴，丧失了继续办厂的信心，纷纷纠缠荣氏兄弟，最后把资金撤走了。

幸好无锡一家开麻油食锅店的王禹卿，看好荣氏兄弟开办面粉厂的前景，他希望兄弟俩不要退缩，今后工厂生产出面粉后，他有销售渠道，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荣氏兄弟感激知遇之恩，希望他入股携手，共谋发展。后来，荣家企业兴旺后，王禹卿先后担任销售经理、集团公司总经理等要职。在他人生辉煌的时刻，受荣德生建造梅园的启发，在五里湖畔购买了一片滩涂地，凿池引水，叠石为山，建埠植梅，长廊抱水，土岭建亭，起名蠡园。

蠡园之美在于秀丽雅致，桃红柳绿，微风拂面，所有江南水乡的记忆都在这里呈现。长长的柳堤，临水的长廊，细巧的小桥，绚丽的轩亭，好一幅“层波叠影，雪浪烟绿”的图画！如今成了无锡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原先非要从保兴面粉厂撤资的几个伙伴后悔不已，怨恨自己目光短浅，没有王禹卿那样豁达的心胸。

王禹卿助力荣氏兄弟，受惠荣氏企业那都是后事。话说回来，当时乡绅阻挠、知县勒令、股东撤资三重威胁，犹如乌云密布、暴风骤雨，压得荣氏兄弟喘不过气来。这时，不同寻常的石氏又一次挺身而出，支持兄弟俩理直气壮排除千难万险，一路将官司打到两江总督府，幸好总督刘坤是一个主张实业兴国、实业救国的开明人士，把无锡乡绅上告的诉讼书驳回，荣氏兄弟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无锡本地有个洋行的买办，得知荣氏兄弟打赢了官司，继续办厂资金不足，提出有意高价收买保兴面粉厂，让他独资经营面粉生产，那位洋行买办没有料到，荣氏兄弟继续办厂的信心比原来更坚定了。只允许对方买入他人撤走的股份。石氏更是克勤克俭，拿出全部积蓄扩充工厂资本额，厂名改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

茂新面粉厂开工生产后，石氏每天早晨用自己厂里昨天生产的面粉制作面疙瘩，作为一家人的早餐，用自己的舌尖检验面粉质量，随时在餐桌上提出改进的意见。随着面粉质量的不断提高，销路畅旺。茂新面粉厂每天产销的面粉达到300袋。

1905年，日本与沙俄为争夺我国东北地区开战，战火从黑龙江蔓延到鸭绿江，俄国商人原来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被迫停产，交战双方都急需茂新面粉厂增加供应量，为迅速改变茂新面粉厂规模小、产量低的局面，一时拿不出多余资金扩充生产能力的荣氏兄弟，与洋商协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及时订购英制钢磨6部，面粉产量立刻扩大到每天800袋。茂新面粉厂迅速跻身全国面粉大厂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