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之窗

“文化大革命”中，荣毅仁身陷逆境，英雄无用武之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三顾茅庐之礼数，邀请荣毅仁“出山”。可以说，荣毅仁参加邓小平召集的 “五老座谈会”，只是敏锐察觉全国范围一场大革命、大发展的大趋势已经到来。座谈会结束后，荣毅仁率代表团出访欧洲，他带着“时不我待”的急迫心情返回国内，卷起了袖管，夜以继日投身到筹建中国中信信托投资公司中，他要抓紧为中国对外开放建起“一扇窗”。

荣毅仁在访问欧洲时，一连访问波恩、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日内瓦、巴黎等20多个城市，并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参加，每年促成数以亿计的产品和技术交易。然而过去的32年中，中国人一直是缺席者。直到1979年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荣毅仁带领中国代表团去了那里，这些国内工商界的人士才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世界级水准，看着一台台不同的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在场的中国人无不震惊，不自觉地张开了嘴巴。一种酸涩的被世界远远甩在后面的落寞感油然而生，不仅是对以往岁月的不安，更是对家国境遇的深切同情。

巨大的落差冲击下，可以想象当时荣毅仁的心情有何等的焦急，一种责任和担当也同时在他心中升起。

筹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场所，荣毅仁将自家的四合院辟出一部分作为临时筹办处。筹办资金不能按时到账，荣毅仁同夫人杨鉴清商量，自掏腰包1000元，交办公室购买必要的信笺、信封，安装电话等。

1000元人民币，在如今庞大体量的中信集团面前渺如尘埃，但当时这笔钱却不是小数，在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普通人家称得上“巨款”。无论中信集团日后如何财大气粗，不可否认，正是荣夫人慷慨解囊，它才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这也印证了高楼大厦起于平地的真理。

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挂牌成立不久，荣毅仁飞往美国，拜访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地的金融机构，寻找合作伙伴。

在旧金山美国银行总部，荣毅仁听到“飞机出租、汽车租赁”等新鲜词汇。美国银行的人员告诉他：“在美国，很多企业的大型设备，包括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可以从银行开办的租赁公司租赁得到的，这对企业和金融业是双流的，等航空公司付清租赁费后，可以象征性的价格获得飞机产权，然后出售旧飞机赚些钱再租新飞机。”

听完飞机租赁的介绍，荣毅仁对融资租赁业务兴趣大增，开始计划在中信公司设立相关部门，开展类似业务。这年年底，荣毅仁率队出访日本，发现租赁业务在日本也异常盛行，亲眼看到日本租赁业务发展势头，荣毅仁不禁联想起国内的窘况：一方面企业设备严重老化，甚至仍在使用100多年前洋务运动时期引进的西方机器，生产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困难，无钱顾及企业更新设备。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79年在北京挂牌成立。图为中信集团总部大楼概貌。

但是，在中国开展租赁业务开始时并不顺利，毕竟那个年代思想保守，多数中国企业还不能接受这种租赁模式。1980年秋天，荣毅仁决定以改善城市交通为试点，以融资租赁模式从日本引进400辆轿车，供北京开展出租车业务。试点成功后，又以同样方式引入200辆丰田轿车。

600辆出租车在北京街头跑起来，极大地方便了在北京办事和旅游的中外人士，同时也激起无端的质疑声，指责中信公司引进出租车是“变相进口”“变相走私”。就在北京出租车业务面临搁浅的紧要关头，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开展租赁业务，随着质疑之声平寂，出租车业务在全国各大城市也开展起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