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题“戒欺”
荣德生挂在书房的“戒欺”匾额，因年代久远损坏了。荣毅仁为了让父亲立下的“戒欺”家训世世代代传下去，想请人重新书写。终于机会来了，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工商业者吃涮羊肉。
邓小平特意选择在福建厅会见“五老”，体现了邓小平很深的考虑。福建沿海，与台湾地区隔海相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大部分是从福建沿海出去的。邓小平以此暗示原工商业者充分发挥海外联系面广的特点，积极与外界沟通，内引外联，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当年邓小平与“五老”的会面和谈话，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不能忽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往来合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就是在邓小平与“五老”火锅宴后的第十一天，1月28日，农历的大年初一，邓小平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访问，这让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深为感动。1月30日，农历大年初三，邓小平走进白宫，在卡特椭圆形办公室里，与总统先生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谈话，从而拉开了中美贸易的新纪元。
1979年1月17日上午，5位老人早早来到会见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同志也准时来了。五老都是有备而来，事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多人。
针对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统战干部不敢讲话和不能发挥专长的情况，胡子昂进言：“现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摘掉了，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也应该摘掉。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搞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古耕虞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补充。他说：“中美建交以来，我接到不少在美国的朋友来信。那里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我看首先要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统战干部在‘文革’中冲击得厉害，说是投降主义，统战政策是毛主席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邓小平听后干脆地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这时，听了邓小平讲话异常兴奋的荣毅仁马上接上说：“只要国家给我工作我就做，白天、黑夜，什么时候找我都行，我才60出头，80岁前还可以做点工作。”
谈到具体工作，荣毅仁对引进外资问题提出建议，他说：“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荣毅仁讲完，邓小平表态说：“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邓小平停顿一下，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业、轻工业、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旅游业，我看可以扎扎实实地搞50亿美元收入，我们地方大，名胜古迹多，要千方百计赚外汇。旅游业有50亿美元收入，发展石油工业再搞50亿美元收入，加上一些别的项目，大约共计150亿美元的收入……”
邓小平继续说道：“到那时，在偿还能力这个问题上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人都很聪明，千方百计选择快的来搞，不要头脑僵化，党中央对你们原工商业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
福建厅里暖洋洋，大家谈兴甚浓，有很多话要向邓小平说，也想听到邓小平更多的指示。谈话一直进行到了12点钟，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5位老人中，古耕虞也是四川人，他事后用一口四川话回忆这顿意义不同寻常的涮羊肉宴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是啊，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指示下，广大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舞台上神采焕发，献智出力。
没有了资本家的包袱，以“五老”为代表的工商业者仿佛重新焕发了青春。针对邓小平同志希望原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观点，在这次会谈后不久，三家由原民族资本家领衔的公司先后成立，即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光大实业公司、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信”和“光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作用，目前已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1]
邓小平题写的“戒欺室” 顾祚维 摄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这次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史的“五老火锅宴”，不仅在当时生动地消融了“大跃进”和“文革”以来中国对个人资本和市场经济的冰封，也使助推非公经济发展的伟大战略决策初露端倪，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中国民营经济从此开始书写出辉煌的篇章。
那次“五老火锅宴”上，邓小平嘱托荣毅仁：“你来带头办实体，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人由你选，业务由你管，事情由你负责，如果遇到麻烦，就直接找副总理谷牧。”谈话结束时，邓小平问荣毅仁：“你的生活上有没有困难需要我帮忙啊！”荣毅仁想到了损坏的家训匾额，灵机一动说：“家传的‘戒欺’匾额损坏了，能否劳驾您重新题写？”邓小平一听来了兴趣，欣然挥笔，题写了“戒欺室”三字，后来醒目地置于荣毅仁北京居室客厅上方。那匾额像父亲一样时时提醒后人，影响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