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解放

1948年年初，国内一些工厂在无法生存之下，选择迁厂到香港谋求生路。荣家企业也陷入迁厂逃资的涡流中，荣德生在他的《乐农记事》叙述：“我到上海后，荣家的公司上下一片离沪声，非香港即台湾或出国，纷纷攘攘，终日惶惶，如同大祸临头。”

荣德生的内心是矛盾的，复杂的，50余年沧桑，尝尽了帝国主义欺压，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已感绝望。另一方面，他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够了解，心中还有怀疑和忧虑，在反复的抉择中，他说，我没做过任何非法之事，也没做过亏心事，我用不着逃到外国去，我想没有比国民党更坏的政府了，他们从茂新面粉厂购买的面粉明明是上等的白面粉，怎么运到国民党部队蒸出来就变成变了质的黑馒头？他们自己偷梁换柱，还要倒打一耙，诬告毅仁。他还说，不管谁坐江山，总是要穿衣吃饭，我是生意人，只管开厂做生意，决心留在祖国，并再三嘱咐自己的儿子、女婿和企业同仁：不要听信反动派散布的恶语谣言，同阴谋破坏的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并力阻企业内部某些资本家企图携资拆厂外跑，使企业的绝大部分机器设备得到了完好的保存。

荣德生决定留在国内迎接解放军，还想方设法给长江对岸的解放军送面粉。那时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凭借长江天险，封锁了长江航道。困难是难不倒足智多谋的荣德生的，他棋高一着，打通国民党上层人物，以经商通贸的名义，拿到了特殊通行证，把一批又一批面粉送给了江阴对岸的解放军。1949年2月，无锡申新三厂副厂长钱钟汉奉荣德生和乡绅重托，以押运面粉的身份，渡过长江与解放军商洽大军过江到无锡的相关事宜。解放军某部支队司令员管文蔚激动万分，特意办了一桌酒席，几次端着酒杯站起来敬酒，希望钱钟汉回锡后，向荣德生及无锡开明人士转达感激之情，赞扬他们支持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正义之举。

新中国成立以后，荣德生家族企业摆脱了旧的枷锁，迈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政治上有了地位，荣德生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参与国家政权建设。荣家的企业也借助国家的力量，从困难中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原与荣家合股经营的不少资本家在外逃时，抽走了企业的资金，使荣家在各地的企业出现了资金枯竭，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新中国的封锁，荣家企业原来赖以生存的外棉、外麦进出口渠道已不复存在。尽管新中国为发展国民经济，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对荣家企业予以大力扶助，但大多数企业未能扭转亏损。从1951年起，荣家在上海的鸿丰面粉厂、宝鸡的申新四厂率先接受国家订货，相继发展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到1955年荣家在上海、无锡、武汉、汉口、重庆的企业全都实行公私合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新型企业，职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异常高涨，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各厂也先后扭转长期亏损的局面。上海申新九厂公私合营的第一年，棉纱生产成本比合营前下降15％，棉布的成品率从原来的80％上升到98％。无锡申新三厂的生产成本比合营前降低15.9％，利润增加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