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沾奢华

荣德生懂得奢华必衰的道理，在企业兴旺，日进斗金，富得流油的岁月里，他与哥哥荣宗敬一起，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企业不分红，把盈利不断用到扩大生产规模和造福百姓的公益事业上。新建企业犹如“滚雪球”，更新设备速度更是达到“无月不添新机”。其中无锡申新纺织三厂从1927年至1929年，先后添置英国赫华特细纱机6000锭，织机300台；1931年又从瑞士引进细纱机8800锭，织机600台。没有多余的钱可用于奢华，震撼全国的荣德生绑票案，也能从反面印证了这个事实。

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在上海乘自备车外出办事，刚开到弄口转角处，被一辆“淞沪警备司令部”字样的警车拦下，几个军警手持逮捕证，以“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要到局里走一趟说清楚”为由，押上荣德生绝尘而去。

荣家觉得很蹊跷，通过高层人士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答复——绝无此事，也根本没人签发逮捕令，这下大家才意识到荣德生遭绑票了。

报界获知荣德生被绑票的消息，下午出的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发这条消息，大街小巷还传出军匪一家合谋这起惊天大案的流言。这让上海的富豪无不感到心惊肉跳。一时间，舆论哗然，群情激愤，上海警备司令部成为众矢之的。

蒋介石怒了，认为此案不破，会导致民众对政府治安能力的怀疑，在国际上也会大失脸面，严令上海市政府限期侦破。当天就派出600军警、探员到处搜查，在车站码头布置便衣监视，蒋介石还不放心，又秘密派遣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单兵作战，彻查绑票案真相。毛森认为，绑匪要钱不要命，有了钱必定去享乐，因此，他安排人员在酒楼、茶馆、浴场及风月场所注意动静。

荣德生此时被软禁在上海近郊一座普通的民房里，绑匪一开口就要赎金100万美元，口气很凶：“拿不出就别想活着出去。”

荣德生边听边连忙摇手：“我清楚自己的家底，荣家眼下确实拿不出这么多的赎金，原来赚到的钱用到正在新建的企业和为民办学校以及造桥铺路上了，我出门都两手空空，没有多余的钱能带在身边啊！”

绑匪不信，对荣德生搜了身，没有寻找到一分现钞，却搜出一本荣家收支记录，上面记录着开支大于收入的明细条款。这下让绑匪大吃一惊，还派人对照着收支记事本调查核实。也许是绑匪良心发现，主动将荣德生赎金砍掉一半，要求荣德生写信告诉家人，交足50万美元立即放人。

荣德生的亲笔信寄出后，绑匪的恐吓电话又迅速跟上。面对绑匪的凶残，荣家人整日心急如焚，派人到各厂摊派赎款救人，各厂都不得不压缩生产流动资金凑足50万美元，送到绑匪指定的地点。关闭43天，受尽折磨的荣德生才被放了出来。

脸色憔悴、苍白、胡须长长的荣德生刚被接到家，毛森那边就开始有收获了，正像毛森预料的那样，绑匪分赃后及时享乐，有的穿上刚买的时髦丝绸衬衫，衬衫上的口袋里还装着隐约可见的绿色美钞，有的抽起了美国香烟，更换了家具，更有的在吃喝玩乐场所耍起威风。毛森迅速出击，连夜审讯，顺藤摸瓜，牵出了幕后指挥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吴志刚，以及上海帮盗匪头目骆文庆等16人，其中15人落网，主犯之一黄阿宝闻风而逃，一直没有抓获。经法庭审判，吴志刚、骆文庆等8个为首分子被判处死刑，枪决令是蒋介石亲自画的圈。

让荣家哭笑不得的是，绑匪案侦破后，警备司令部一次又一次向荣家索取30万美元的“破案酬金”。荣家迫得无奈，不得不再度向各厂摊派，再一次受到洗劫。两次劫难，使荣家企业受到重创，荣德生身心遭到摧残，他看清了这个社会的腐朽和无道，一颗雄心渐渐衰减。不久后便卸去了荣家纺织、面粉生产经营和管理上的一切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