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的世界：和谐的田园抑或血腥的战场
对一般读者来说，一提到古希腊，脑海中浮现出的不是深邃的哲学、机智的戏剧、刚健的竞技赛会，就是共和城邦的有机整体、城邦公民的美德懿行，以及以“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为旗帜的民众对城邦公共事务的持续关切和参与……然而，上述种种更多的是希腊尤其是雅典著作家之智力创造的“理想国”，这一“理想国”尽管不失其永恒的智性光辉，但现实的城邦政治世界绝非“理想国”的对应物，它远非充满哲学和诗歌的“和谐田园”。
事实却是，在希腊世界，城邦之间战争频仍，彼此虎视眈眈，城邦集体经常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领土被觊觎、民众遭奴役的悲惨时有发生；而在城邦内部，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内讧不断，城邦时刻有可能滑入内战泥潭而无法自拔，城邦政权频繁易手，政体屡屡更迭。哲学家探讨城邦正义的可能，立法家寻找能够消弭城邦内讧的法律手段，通过合适的政体设计实现城邦的长治久安……诸如此类的努力恰恰折射出现实的城邦政治世界并非和谐的田园，而是潜在的或显在的政治角斗场，其中始终弥漫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血腥斗争。柏拉图《理想国》开篇智术师色拉叙马霍斯的如下言论“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正义就是助友攻敌”“不正义的事只要干得大，比正义更有力，更如意，更气派”“不正义既明智且有益”，梭伦有关“人不到临终的那一刻别轻言自己是幸福的”之慨叹，等等，毋宁说是城邦集体政治处境在观念上的最直观反映。
在希腊诸城邦中，雅典城邦内部党争内讧不断，其为害既深且远：贵族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平民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铤而走险；贵族傲慢贪婪，平民怨恨嫉妒，双方势同水火，彼此虎视眈眈。城邦政事废弛，公益不存，乖戾之气弥漫朝野。为此，时任执政官（前594）的梭伦为此悲叹道：
我举目四望，满怀悲伤地看着。伊奥尼亚人最古老的家园被蹂躏得毫无生机。(2)
梭伦上任伊始，便颁布新法，变革政体，推行新政，旨在消除分歧，弥合党争。梭伦颁布“解负令”，减轻民众负担，根据财产划分社会等级，同时依照等级分配公职，赋予政治权利……梭伦将新法刻于“库尔贝斯”（kyrbeis），立于王者柱廊（Stoa Basileios），宣誓百年不变，冀望雅典从此摆脱纷争，协和城邦，国泰民安。
图3-2 从卫城俯瞰战神山遗址
梭伦力图超越派性，弥缝裂痕，无奈两头不讨好，无论是匹夫匹妇，还是寡头权贵，都对他横眉冷对、恶语相加：贵族因新法而受损，自然心生怨怼；平民因新法有所得，却贪心不足、得寸进尺。为确保新法落地，消除党争，梭伦本可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以僭主意志支撑共和法权，但他最终拒绝僭主位，转而远走海外，自我流放，云游四方，而这正是希罗多德在《历史》一开篇即安排梭伦与克洛伊索斯的那场对话的历史依据。对话本身的意蕴既深且远，耐人寻味。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两人的对话中发现梭伦拒绝僭主位的深刻原因：城邦社会礼崩乐坏，富人贪得无厌，穷人乖戾嫉怨，法纪不尊，若退而求其次，以一个人的僭主威权平抑多数人的僭主人格，只能是彼此抄底，以恶制恶。据普鲁塔克说，梭伦晚年一度计划完成一部关于“已沉沦的大西洲”的故事或寓言的巨著，其意在讽喻雅典，无奈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只好放弃。后世哲人柏拉图著《克里蒂亚》，重拾这则有关“已沉沦的大西洲”的寓言，其意味深长且关怀深远。(3)
雅典城邦内讧并未因梭伦立法而稍有缓解。事实却是，梭伦离开后，雅典党争变本加厉，之后雅典城内局势持续动荡近50年之久（前593—前546）；最终，极端民主派（即“山地派”）领袖皮西特拉图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希罗多德叙事至克洛伊索斯攻打波斯前夕派人前往希腊寻找盟友之时，将目光转回希腊，这时的雅典正是僭主皮西特拉图初次当政，希罗多德这样写道：
雅典人在当时雅典的僭主、希波克拉底之子皮西特拉图的统治之下，正在遭受悲惨的压迫，内讧不断。(4)
皮西特拉图的夺权之路险象环生，“两落三起”，且几度命悬一线：两次被逐（前559/前556），最终在公元前546年第三次入主雅典，从此雅典政局才渐趋稳定。
皮西特拉图保留了梭伦的大部分立法，在位期间勤政爱民，雅典市政建设全面提升，民生事业得到全方位改善（如兴修饮水工程），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如《荷马史诗》的编纂）。为此，希罗多德写道：(https://www.daowen.com)
他原封不动地保留此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变更任何法律。他根据既有的制度管理城邦，他的政策措施不仅是贤明的，也是有益的。(5)
公元前527年，僭主皮西特拉图去世，其子希皮亚斯（Hippias）继位，二代僭主延续乃父一贯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作风。对于皮西特拉图僭主家族的统治，亚里士多德曾评价说，表面上这个家族在雅典推行的是僭政，其实际表现却与宪政无异。公允地说，雅典国势日隆，乃至后来的崛起，僭主家族的统治功不可没。
图3-3 刻有僭主家族纪念铭文的祭坛
然而，可惜的是，雅典城邦在僭主家族统治下的这一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终因公元前514年那场著名的“弑僭”密谋戛然而止，名为僭政实为宪政的僭主家族统治一转而成虐政，直至四年后被彻底推翻。后学修昔底德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仔细考证。(6)希罗多德的叙事进行至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格拉斯到希腊请援，雅典当时正值僭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时期。由阿里斯托斋吞与其小情人哈摩狄阿斯策划的这场暗杀活动，本是一场因性嫉妒而引起的私人仇杀，却被后来夺取政权的阿尔克麦昂家族标榜为“民主革命的先驱”，为他们树碑立传，人们纷纷将他们歌颂为“自由男神”；雕刻大师安特诺尔（Antenor）为两人铸造青铜像，立于雅典广场，供人们瞻仰；还设立由城邦监管的祭仪；流行歌谣将两人等同于史诗英雄阿喀琉斯和狄奥麦德斯，传扬其刺杀僭主、解放雅典的丰功伟绩；两人的后嗣被赋予在城邦公共食堂免费就餐的特权。
在以克里斯提尼为首的新的民主政权的官方历史教科书中，这起本来令人啼笑皆非的阴谋却被传播为一场充满家国情怀的浪漫革命爱情剧，而“僭主”“僭政”“皮西特拉图家族”从此成为“专制”“暴政”的代名词。实际情形却是，这场“弑僭”闹剧本身非但未直接推翻僭主家族的统治，且使希皮亚斯因此变得偏执多疑，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对任何可能与暗杀活动有关的人格杀勿论，这就在事实上使本来一直推行善政的僭主政权转而变得空前残暴。直至四年后，即公元前510年，一直流亡在外的阿尔克麦昂家族在斯巴达的鼎力支持下，最终推翻僭主家族统治；希皮亚斯辗转流亡波斯，并跟随薛西斯远征军攻打希腊，力图复辟，这当然是后话。
僭主统治被推翻，雅典再度陷入内乱，以克里斯提尼为首的阿尔克麦昂家族与伊萨哥拉斯集团展开新一轮的夺权斗争：其间，克里斯提尼先发制人，采行一系列带有民主色彩的新政举措，迎合普通民众的需求，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威：例如他重新设计雅典行政区划，推行10部落、30组德莫（demos）、“三一区”（Trityes），以五百人议事会取代四百人议事会，借以取得平民的支持(7)；克里斯提尼还推行陶片放逐律（Ostracism），据亚里士多德说，此法最初是为希皮亚斯的外孙希帕科斯“度身定做”的，而此后该法名义上是为防止野心家复辟僭政，实际上却沦为政客借以剪除政敌的堂皇利器。
眼见克里斯提尼日益得势，伊萨哥拉斯当然不甘示弱，转而寻求斯巴达的支持，而斯巴达也力图另立伊萨哥拉斯为僭主；与此同时，克里斯提尼则向波斯人寻求支持。这一时期由于雅典内讧不断，斯巴达因之获得了干预雅典城内事务的绝佳时机；据希罗多德记载，其间斯巴达先后四次入侵阿提卡，其中“两次是作为敌人来到这里的，两次是来为雅典平民提供有益帮助的。第一次入侵是发生在他们在麦加拉建立一个殖民地的时期，把这次出征放在科德鲁斯统治雅典的时期肯定是确当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他们从斯巴达出发，前来驱逐皮西特拉图家族；第四次也就是这一次，克列奥蒙尼统率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进抵埃琉西斯”(8)。
克里斯提尼当政后，雅典内政渐趋稳定，国势不断上升，而雅典与邻国之间的战争也日趋频繁，雅典先后与波奥提亚人、卡尔基斯人、底比斯人、埃吉那人、阿尔戈斯人发生激烈战争。城邦世界时刻面临的生存危机使雅典人认识到，城邦的实力才是一切，所谓“正义”乃是强者的特权，弱者从来就没有资格要求“正义”。雅典人曾经遭受强权的任意宰制，到自己有朝一日获得强权，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地宰制别人。雅典人的历史记忆使他们坚信，政治世界的运行法则从来就是强者理当颐指气使，弱者自当愉快承受；修昔底德笔下发生在公元前416年即雅典远征西西里前夕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弥罗斯人的辩论”，正是雅典民族生存记忆长期形成的精神积淀。对雅典人来说，政治世界从来表现为强者与弱者、胜利者与失败者、敌人与朋友、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对立：
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的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老早就存在，我们将让它在后代永远存在。我们不过照这个规律行事，我们知道，无论是你们，或者别人，只要有了我们现有的力量，也会一模一样地行事。(9)
波斯人的两次入侵，雅典人所遭遇的灾难和屈辱在很大程度上印证并强化了雅典人的上述观念主张，而这恰恰构成了战后雅典帝国主义的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