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民主帝国与政治人物：亚西比德的“叛国”与“爱国”

图8-1　亚西比德（前450—前404）

在希腊世界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峥嵘岁月里，若要找出一个政治人物作为观察和反思个人命运和邦国兴替的“载体”，自然非亚西比德（前450—前404）莫属。这当然首先得益于我们的作者修昔底德的如椽之笔，他给我们留下了关于亚西比德行迹的生动记录。作为政治人物，亚西比德的鲜明个性以及他在重大政治关头所做的选择，不仅影响到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更直接牵动了雅典帝国的命运。

生逢非常时世，亚西比德作为“政治新星”也以非常之道在雅典政坛冉冉升起：出身雅典名门，三岁时父亲战死沙场，作为义子在伯里克利门下长大，与乃师哲人苏格拉底交游甚密，而立之年（前419）即当选雅典将军；他体貌丰伟，玉树临风，个人生活随性自为，言谈放荡不羁。在雅典甚至整个希腊世界，追捧艳羡者有之，嫉妒怨恨者有之。对亚西比德来说，无论出于众人的热爱，还是政敌的嫉恨，只要自己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就来者不拒，照单全收。从涉足政坛的第一天起，亚西比德似乎已经觉察到，雅典将是他施展个人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而与斯巴达的战争为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说雅典帝国事业在伯里克利时代已经初见轮廓，那么，将伯氏心目中的帝国蓝图全面兑现，便历史性地落在了他亚西比德肩上，而西西里远征无疑是雅典在其帝国事业征程上迈出的关键一步。为此，亚西比德摩拳擦掌、踌躇满志。

图8-2　亚西比德与苏格拉底

可是，造化弄人，远征却成为亚西比德命运发生惊人逆转的开始，也成为雅典帝国命运的转折。在个人政治抱负蓄势待发的当口，亚西比德被无端栽赃陷害，壮志未酬，在人生快达顶峰的那一刹那，重重地摔至谷底：他被雅典法庭缺席判处死刑，个人财产遭罚没，政敌对他肆意诋毁，妻离子散；曾经的雅典骄子被迫亡命敌国，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真可谓转瞬之间冰火两重天。身陷此境，亚西比德心中不能没有怨怼。对此，他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善罢甘休，认命服输，而是游走于斯巴达和波斯，想方设法报复雅典（准确地说是报复政敌）；他要让雅典人为他们的错误决定后悔不已，他要让政敌为他们的邪恶举动付出沉重代价，祖国对他不仁，休怪他亚西比德对祖国不义！叛逃之后的亚西比德遂将雅典在西西里的作战计划向敌人和盘托出，而他每一次帮助敌国的举动，对自己的祖国都构成致命一击。对此，亚西比德理直气壮、义正词严：

我所爱的雅典不是那个现在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个我常在其中安稳地享受公民权利的雅典。我现在进行攻击的国家，对我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是我的了；我要努力恢复我过去的国家。真正爱国的人不是那个当他非正义地被放逐的时候还不攻击它的人，而是那个不顾一切、努力想恢复它的人。⁽¹⁾

对亚西比德来说，“爱国”与“叛国”非但不矛盾，而且互为表里、彼此彰显。祖国雅典曾为亚西比德提供了施展个人政治抱负的舞台，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有所作为的时候，祖国（准确地说是政敌）却无情地将他赶下了政治舞台。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亚西比德无法面对更不会接受，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前415—前404）机关算尽付出的所有艰辛和努力，可以说都是意在扭转这一命运。

从亚西比德身上，我们不难发现雅典帝国的影子：优点和缺点同样显见，品行和恶行都同样突出，矜武任力、自视甚高且好走极端，他的品性似乎就是雅典城邦品性的折射。修昔底德之所以用大量篇幅讲述亚西比德的行迹，想必其心意正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