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主与帝国

在雅典，民主与帝国彼此为伍，民主关涉内政，帝国则涉及外交，两者依据情势之不同，时而相生，时而相克。克里斯提尼推行“民主”新政，通过抑制贵族豪强进行“国家建设”。克里斯提尼“民主化”最终完成了僭主统治在雅典长期未完成的政治任务：即建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强大城邦国家。民主化将个人与城邦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希罗多德说，正是民主化促使雅典国势不断增强，雅典在波斯战争中发挥出奇迹般的战斗力；而地米斯托克利这样非名门出身的杰出将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前雅典的民主化。

到伯里克利时代（前460—前429），雅典民主发展至最为激进的阶段：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事务均由公民大会议决，主要官职由抽签产生，“十将军”采取选举制，设立陪审津贴、观剧津贴等。伯里克利对这一时期的雅典民主有如下概括：

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³⁾

事实却是，对雅典人来说，民主化更多的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的同时，却以在政治上排挤打压传统世家贵族为代价。我们知道，对任何政治共同体来说，贵族精英集团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压舱石”；他们如果免于腐朽，便是共同体教养的载体、德行的化身、民众的表率。民主政治释放出多数人强大的政治激情，这种激情如果得到有效的约制和引导，无疑会成为一个社会巨大的“正能量”，否则民主政治必然会堕落为群众意见的“秀场”、党派倾轧的舞台，最终转化为政治体内狂暴的“负能量”。(https://www.daowen.com)

在缺乏必要的制度性轨范的情况下，雅典只能退而求其次，更多地依托于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借以有效地引导民主。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且能对民主激情构成有效平衡和引导，那么在他去世后，雅典政坛可谓陷入空前紊乱。种瓜得瓜，这一祸端的种子早已埋下并滋生发芽，伯里克利的去世最终使这一恶果“瓜熟蒂落”。不难发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被打上了过深的伯里克利的人格化烙印，而一旦民主政治丧失了这样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其运转便显得无所适从、举止失措，雅典政局因此也陷入空前紊乱，其倾覆实在难以避免。在与斯巴达那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中，雅典非但丧失了从容调整的余裕，反而随着外患日迫，而陷入一系列重大政策性失误的怪圈，雅典帝国事业最终令人遗憾地“胎死腹中”。

将雅典帝国事业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使其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在希腊世界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是伯里克利一代雅典政治家的最高使命，也是他留给身后雅典政治家的政治遗产。而作为伯里克利的义子、苏格拉底的门生，亚西比德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他本可主导“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坛，继承伯里克利的衣钵，兑现伯里克利的帝国蓝图。无奈他年纪太轻，资历尚浅，面临克里昂、尼西阿斯等政坛大佬的重重掣肘和阻挠，冲出重围谈何容易？而在出征西西里前夕，亚西比德横遭国内政敌栽赃陷害，进而叛逃至斯巴达。最终，亚西比德的这一雄心非但未成为雅典帝国事业的助力，反而被用来反噬雅典自身。

希波战争后几代雅典人苦心经营的帝国基业，最终在西西里的沼泽地和采石场里灰飞烟灭，雅典人的帝国梦的破灭最终成为雅典人乃至希腊人的政治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