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战争与和平的悖谬

修昔底德既有戏剧家的叙事技法，也有哲学家对政治世界的深入洞见，因此，有研究者将修昔底德视为足以与柏拉图比肩的政治哲学家。不过与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家相比，修昔底德独树一帜的地方在于：叙事过程中在个人判断方面保持足够节制的同时，将自己的政治理论潜隐在大量的事实描述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细节，对文本结构保持足够的尊重，对作为著述家的修昔底德保持充分的信心。

在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中有两条重要线索：一条是斯巴达与雅典两个战争同盟之间的正面交锋，另一条则是希腊世界大多数城邦内部贵族派与平民派之间的党争；如果前者可以被视为“正面战场”，那么后者则可以被称为“背面战场”。正面战场叙事旨在揭示战争背后权力与恐惧之间的循环，城邦出于自我保存被迫先发制人，为了和平被迫发动战争。修昔底德的正面战场叙事向读者传达的正是如下洞见：战争并非通常认定的发生在偏好战争的一方与偏好和平的一方之间，而是经常发生在力图避免兵戎相见、维持和平的两造之间；因此，战争是否发生往往并不取决于战争双方各自的主观意愿，而是经常取决于双方对彼此力量对比和动机的判断。修昔底德从一开始就对此做了概括：战争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被当代学者概括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无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双方都希望维持现状，相安无事，然而双方在战争的漩涡中却越陷越深，这与修昔底德文本呈现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即“背面战场”密切关联。公元前435年，伊庇丹努城邦发生革命，平民党驱逐贵族党，后者转而在邻近蛮族的支持下试图复辟；而城内的平民党政权在寻求科西拉的援助遭拒的情况下，转而向科西拉的夙敌科林斯求援，并得到后者的鼎力援助。然而就在伊庇丹努平民党政权宣布臣服于科林斯的当口，科西拉坐不住了，迅速派遣舰队进攻伊庇丹努，声称要恢复流亡贵族的权力。对此，科林斯立即做出反应，装备舰队驰援城内的平民党，双方交战，科西拉完胜，伊庇丹努投降。科西拉此时便得陇望蜀，借助新获得的制海权，破坏科林斯殖民地琉卡斯，袭击科林斯同盟国。作为琉卡斯的殖民母国，科林斯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遂扩充海军，以图一雪前耻。面对这一形势，此前在斯巴达同盟和雅典同盟之间一直保持中立的科西拉倍感恐慌，于是向雅典寻求支持。科林斯见势不妙，也派使者前往雅典，试图说服雅典保持中立，若有可能将雅典拉到科林斯一边来。双方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公民大会经过两轮投票，最终决定与科西拉结盟。为了避免与斯巴达的已有和约发生龃龉，雅典将其与科西拉的同盟明确为防御性的，即只有当雅典、科西拉及其同盟国遭到外敌攻击时才有效。雅典参加了之后科西拉与科林斯的第一场海战，双方打成平手。

尽管雅典认为自己的介入只是履行与科西拉防御同盟的义务，并未破坏与斯巴达同盟已有的和平条约，但在科林斯人看来，雅典此举实属破坏条约的挑衅举动。雅典深知科林斯人不会就此罢休，必会伺机报复，因此索性化被动为主动，以期占得先机。位于色雷斯地区的波提狄亚本是科林斯的殖民地，却是雅典的同盟纳贡国，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防止科林斯人趁机策反波提狄亚以及附近城邦叛离雅典，雅典索性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要求波提狄亚拆毁城墙，交纳人质，驱逐科林斯委派的地方官员。波提狄亚一面劝说雅典不要改变现状，同时和科林斯人前往斯巴达，寻求后者的支援；在斯巴达和科林斯的鼎力支持下，波提狄亚公开叛离雅典。雅典派兵镇压，初战告捷，转而围攻波提狄亚。科林斯在雅典面前屡屡受挫且颜面尽失，自然情绪激烈，在科林斯人看来，雅典围攻波提狄亚，破坏了已有的和约；而雅典也不甘示弱，认为科林斯和斯巴达策动自己的同盟国暴动，属公然挑衅之举。双方在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常会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外交辩论，最终斯巴达同盟决议认定和约已遭破坏，应即宣战。(https://www.daowen.com)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斯巴达仍然希望能不通过战争达到遏制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的目的，为此向雅典提出如下三项和平条件：解除波提狄亚之围；埃吉那脱离雅典控制获得独立；撤消对麦加拉城邦实行经济封锁的“麦加拉法令”。针对斯巴达提出的条件，雅典内部产生意见分歧。伯里克利认为即便雅典接受这些条件，那也不应在斯巴达的命令下接受，否则斯巴达会认为雅典出于害怕才做出让步，会提出进一步的非分要求，因此他提出反要求：雅典可以撤消“麦加拉法令”，但条件是斯巴达应解除针对雅典及其同盟国人员入境的禁令；雅典可以允许在双方签订和平条约之后加入雅典同盟的城邦独立，但条件是斯巴达也做出相应的让步；双方目前的争执应按照当初条约的规定在平等基础上通过仲裁解决。看来在这种外交氛围中，双方除了进行战争，似乎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至此，双方此前订立的《三十年和约》仅仅维持了14年（前445—前431）。

公元前431年，斯巴达的同盟底比斯趁夙敌普拉提亚发生内讧之机，与城内党派里应外合，偷袭普拉提亚，妄图在《三十年和约》正式解除且双方公开宣战之前占领该城邦。但底比斯的先头部队在城内遭遇重挫，普拉提亚向雅典寻求支援，而底比斯则向斯巴达寻求支援。自此，斯巴达与雅典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战争成为一场代价高昂的豪赌，双方不断压上更多的赌注以期弥补先前遭受的损失。战争的粉碎机转速越快，给双方造成的损失越大，停战的难度也就越大，如战争第9年（公元前423年）的休战和约和第11年（公元前421年）的《尼西阿斯和约》，前者一开始便由于未得到有效遵守而形同具文，而《尼西阿斯和约》声称有效期为50年，实际只维持了6年时间，其间双方同盟国之间的战争也从未间断过。战争本身获得了自我运转的动力，这时的战争似乎与战争参与者无关。事实上，所有战争参与者都被战争机器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

通过对希腊世界这场空前规模战争得以发生的因果链条的细致描绘，修昔底德向读者提出的问题是，究竟谁应当为战争负责？在政治世界，人们渴望和平，但战争却成为常态，和平成为战争的间歇。两个同盟之间的战争与城邦内讧彼此交织，伊庇丹努发生平民派与贵族派党争进而发生革命，科西拉和科林斯介入；普拉提亚内讧让底比斯有机可乘，进而雅典和斯巴达被卷入，而雅典和斯巴达最终到波斯人那里寻求支持，城邦内部革命引发地区冲突，地区冲突最终在东地中海世界演化为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而随着战争的迁延，雅典自身也陷入了党争内讧的漩涡。西西里远征前夕，雅典城内赫耳密神像遭毁容事件引发的党争，不仅葬送了政治新星亚西比德的政治前程，更是通过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将雅典帝国的霸业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