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两个联盟及其遗产
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在组织形式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公元前454年，雅典即将提洛同盟金库从提洛岛迁至雅典，同盟国捐纳完全归雅典人自由支配，雅典人用它扩充海军，修建庙宇、港口、城墙以及其他市政设施；此举遭到来自其他城邦以及国内反对派的指责，对此伯里克利曾经理直气壮地反驳称：
雅典并不欠各盟邦的钱财，雅典替他们打仗，赶走波斯人，各城邦没出一匹马、一支重甲兵，只出了些钱罢了，这笔钱已经不属于出钱的人，而是属于取用的人了，我们已经付过取用的代价，我们城邦把军费准备充足之后，应该可以把这些财富用在这些建设上。它将使雅典的名声永远流传，它将使财富变成活跃的事业，从中出现各种工作，供应各种需求，激发每一种技艺，推动每一只手，使全城邦的人几乎都能得到工资，它靠自己的资源，既装饰自己，也养活自己。(6)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修昔底德透过四场辩论生动呈现了两大战争同盟之间的微妙差异，基于雅典在其同盟诸邦中的压倒性地位，事关同盟各国对外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定都由雅典公民大会做出，同盟诸国在其中几乎没有发言权。对雅典来说，所谓的同盟国实际上只不过是雅典的附属国。这一权力高度集中的所谓同盟固然有其优势，即它能够避免同盟各国之间在战争时期议而不决、彼此掣肘，节省谈判成本并迅速做出决断。但该同盟的劣势也显而易见：由于同盟诸国在事关切身利害的重大议题上没有决定权，致使潜在的分歧经常被表面上的一致暂时掩盖；雅典同盟各国被迫承担大量贡赋，却不能参与同盟重大决策的制定，这些都是他们产生不满、伺机反叛的温床。公元前428年，密提林趁雅典遭受瘟疫无暇他顾之机，起而叛离雅典，此举无疑触动了雅典自身安全的敏感神经。公元前427年，围绕如何处置密提林，雅典专门召开两场公民大会，克里昂与戴奥多都斯展开唇枪舌剑，即是明证。雅典要维持日益沉重的战争财政，势必不断加大向同盟国征收贡赋的力度，而这反过来会强化同盟各国的离心倾向。对于雅典的这一政治“软肋”，斯巴达可谓心知肚明，在战争过程中想方设法策动雅典同盟诸国叛离雅典，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在色雷斯战区将这一战争策略发挥至极致。而随着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的战况急转直下，斯巴达也趁机加大了策动雅典盟国反叛的力度；这一战略思路使雅典疲于应付，在战事中全面陷入被动。
与提洛同盟相比，以斯巴达为核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则相对松散。同盟最高决策机构——同盟代表大会常驻斯巴达，但决策由代表大会多数议决；这一表决机制的基础在于：斯巴达与同盟主要国家（如科林斯、伊利斯、彼奥提亚等）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不像雅典与其同盟诸国之间那么悬殊。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这一相对“民主”的决策机制，使得斯巴达获得了希腊世界“自由”捍卫者和“解放者”的令名。由于雅典同盟诸国大都不愿提供军队，甚至也不愿意提供船舰，两害相权，它们更愿意提供金钱；而雅典索性利用盟国交纳的贡赋扩充海军，包括建造船舰，雇佣水手，这导致雅典与盟国之间经常因贡赋数额和缴纳期限发生争端。而对于盟国围绕贡赋而发起的任何暴动，雅典不遗余力一概残酷镇压，这就使雅典在盟国乃至整个希腊世界越来越不得人心；在他们心目中，雅典行事霸道，专断任性且贪得无厌，对盟国经常“狮子大开口”，对不俯首听命者动辄颐指气使，甚至武力相向。这样一来，雅典俨然成为提洛同盟的代名词，同盟事务成为雅典国内事务的一部分；雅典人在希腊世界行事日趋霸道，其他城邦对雅典的恐惧和敌意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情绪反应。战争前夕，希腊的舆论普遍同情斯巴达，而斯巴达也以“希腊的解放者”自居；修昔底德这样写道：
舆论的情感大致是倾向于斯巴达一方面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宣布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希腊。希腊各邦和个人都热烈地在一切可能范围以内援助他们，既用言词，又用行动。……一般的情绪对于雅典人是很恶劣的，无论那些想逃避他们的帝国统治的人们也好，或者那些恐怕受到他们控制的人们也好，其心情大概是这样的。(7)
而对于伯罗奔尼撒同盟，伯里克利的如下评论可谓中肯之论：
他们没有一个慎重考虑的中央政权可以做出迅速果决的行动，因为他们都有平等的代表权，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只关心它自己的利益——其结果，往往是一事无成，因为有些国家特别急于为它们自己报复一个敌人，而其他国家并不那么焦急，以免自己受到损害。只经过很长的间隔时期后，他们才举行会议；就是在会议中，他们也只花费一小部分时间来考虑他们的共同利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处理他们各自的事情上。(8)
公元前432年，伯罗奔尼撒同盟代表大会上科林斯代表的发言也从反面印证了伯里克利的上述论断。(9)由于斯巴达对同盟诸国实际的控制力有限，在斯巴达缺乏足够的制衡手段的情况下，一旦同盟内部诸强之间围绕核心利益发生分歧，同盟的集体行动很容易遭致搁浅，甚至将同盟推向解体的边缘。如公元前421年《尼西阿斯和约》签订后，斯巴达不少同盟国由于不满其中的相关条约义务（如交还战俘、归还城池等）而拒绝接受条约，而斯巴达迫切需要换回派娄斯一役（前425）中被雅典俘虏的120名斯巴达高级军官，转而与雅典单独媾和，自行签订《五十年同盟和约》。此举引起伯罗奔尼撒同盟诸国的强烈不满，科林斯遂策动中立国阿尔戈斯（Argos）牵头，联合门丁尼亚、伊利斯、卡尔西斯，组成新的攻守同盟，并于公元前420年抛开斯巴达与雅典单独媾和，致使伯罗奔尼撒同盟一度濒临解体。直至公元前418年，斯巴达派遣重兵，在门丁尼亚战役中大败阿尔戈斯，进而对其他盟邦形成威慑之势，伯罗奔尼撒同盟才得以勉强维持。(https://www.daowen.com)
修昔底德指出，与波斯战争相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时间更长，给整个希腊造成的痛苦更大，它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这次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价值”。(10)修昔底德这里无疑在暗示自己著述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关怀，即这场战争不仅宣告了雅典帝国的终结，也标志着希腊人通过联合缔造内部和平尝试的彻底破产，而雅典的努力也许是希腊人的最后机会，之后的历史不幸确证了修昔底德的这一隐忧。斯巴达虽然取得战争胜利，但也元气大伤。底比斯后来居上，力图称雄希腊，结束希腊世界分崩离析、兵连祸结的局面，但不久便无果而终；后来还尝试过建立所谓“近邻同盟”（Amphyction）和“阿凯亚同盟”（Achaean League），但都由于内部纷争和北方强邻马其顿的撺掇，终以失败告终。
希腊人缔造内部和平和秩序的尝试屡屡受挫，这成为18世纪北美实现新的联合的“反面教材”。1776年《独立宣言》宣布北美英属13个殖民地自此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国家”（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而新独立的13个国家共同面临列强环伺的困境：北部有英国，西部有法国，南部有西班牙。如何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美利坚联盟（Confederacy/League/Union），防止因为内部纷争被周遭列强撺掇利用、分而治之，成为摆在北美各邦人民面前的头等议题。
图6-2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
希腊政治史为合众国的缔造者们提供了更加直观的镜鉴，在《联邦论》第18篇中，帕伯琉斯（麦迪逊）引述米洛特神父的话时这样写道：
如果希腊人的智慧，能与他们的勇敢比美，他们就会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建立一个更为紧密的同盟，打败波斯军队后，便能在和平中挺立起来，实行改革，建立紧密同盟。可惜，他们没有采取这种显而易见的做法，反之，被胜利和光荣弄得飘飘然。雅典和斯巴达，先是相互争雄，后是彼此为敌；相互为害之烈，比薛西斯的破坏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相互嫉妒、相互惧怕、相互仇恨、相互伤害，结果，酿成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拉开战祸的雅典，变成废墟，人民沦为奴隶。……一位希腊命运的公正观察者说，倘若希腊能结合成一个更为严格的同盟，或许就能保住同盟，不致陷入马其顿的网中，有可能构成一道屏障，堵住罗马人的铁蹄。(11)
《独立宣言》宣布诞生的13个“自由而独立的国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共同的种族、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共同的安全需求，但缺乏稳定的制度机制将它们紧密地联合起来。1781年《联盟条款》（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旨在建立一个由北美13邦组成的“永久联盟”（perpetual Union），即“美利坚联邦”（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而1787年召集制宪会议的直接动机就在于加强并巩固这一联盟。既然旧的联盟用帕伯琉斯（汉密尔顿）的话说就是“施政乏力，没有能力维系住联邦（Union）”(12)，联盟议会（Congress）没有足够的手段确保联盟共同的安全和福利，那么《联邦宪法》将通过新的宪政机制确保上述目标的达成，正如该宪法序言所宣示的：“我们联邦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Union）、树立正义、保障内部安宁、建立共同防御、促进普遍福利、保证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自由和幸福，特此为美利坚联邦设立和奠定这部宪法。”为此，1787年北美立宪与其说是一场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实验，还不如视其为联盟建构（Union-building/League-building）的尝试更为恰当，即通过怎样的机制平衡南部与北部、大邦与小邦在联盟中的影响力，从而保证联盟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只有从这一角度观察，美利坚联邦在整个西方政治史中的重要意义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彰显，与此同时，修昔底德文本在西方政治传统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方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开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8世纪美利坚联邦的缔造是西方3000年政治传统在近代的一大创举，1787年《联邦宪法》无疑是西方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集大成作品，作为立法家的帕伯琉斯们不仅拥有苏格拉底所开创的西方政治哲学所承载的理智智慧，更不乏修昔底德以降西方政治史所蕴涵的实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