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帝国转型与时代人物：尼西阿斯与克里昂

修昔底德的文本在结构框架上围绕两大轴心展开：横向上对应斯巴达与雅典两种政治秩序及其背后的民情风俗，纵向上可对观伯里克利去世前后的雅典民主政治。伯里克利在世时，雅典民主政治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扬，其短处在伯里克利的英明领导下得到有效遏制；雅典国势蒸蒸日上，政治、军事、文教进入了以伯里克利名字命名的真正的“黄金时代”。而在战争第三年即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在瘟疫中不幸去世后，雅典民主却发生惊人逆转：帝国在失去这位能够统揽全局的领导人之后，国势急转直下，城邦内部派系林立，贵族与平民、富人与贫民之间裂痕日深；领导集团内部失和、勾心斗角、造谣倾轧、党同伐异，权势人物争权夺利，笼络取悦群众，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致使政策紊乱、国事蜩螗。值此国家生死存亡之秋，政治人物不能团结御侮、共赴国难，致使国家重大事务丧失了有序领导，公民大会——这一雅典民主的群众协议建制——在无形中上升为帝国事务的实际决策机构；由于缺乏有效领导，公民大会最终沦为群众起哄、派系斗争、政客弄权的舞台，直至发生革命。

战争前夕，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资源储备来说，雅典都远在斯巴达同盟之上，然而由于雅典城邦内部党争日烈、内耗不断，导致雅典对外战争最终一败涂地。对此，修昔底德痛心疾首，他这样写道：

他们忙于个人的阴谋，以图获得对人民的领导权……由于他们的不和，开始使国家的政策发生紊乱。他们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在西西里丧失之后，雅典内部发生革命，但是他们还支持了八年，对抗他们原来的敌人（这些敌人已经有了西西里人的增援）；对抗他们自己的同盟国（它们大部分已经暴动）；对抗波斯王子居鲁士（他后来帮助伯罗奔尼撒方面，以金钱供给伯罗奔尼撒人建造舰队）。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最后才被迫投降。⁽¹⁾(https://www.daowen.com)

雅典的失败很容易被归咎于民主制度的失败，随着战局对雅典越来越不利，雅典人对民主政治开始丧失信心，民主政体甚至信誉扫地；他们纷纷要求推翻民主政体，实行类似于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体。这一情绪在西西里惨败后日趋占据主导，在内部党争和外部势力彼此交叠的背景下，雅典俨然一个久治不愈的病人，急切中从制度“开刀”，渴望找到一劳永逸的政治“解药”：既然民主制度是造成雅典眼下困局的根源，因此废除民主制度才是雅典的唯一出路。

修昔底德并未对民主制度采取观念上非此即彼的褒贬，而是通过具体事实呈现该制度在不同情境下的利弊得失；他也没有像哲学家那样从理论上对民主制度提出一般性的批评，而是通过具体的决策场景、参与其中各派力量对比、政客们的个人打算等细节的描绘，揭示“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在缺乏有效领导、各派力量彼此掣肘的条件下发生的惊人畸变。

在伯里克利去世后的继承者中，有三位政治人物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他们是尼西阿斯（前470—前413）、克里昂（约前460—前422）、亚西比德（前450—前404）。三人年龄彼此相差大致十岁，属于三代人，但三人在雅典政坛几乎同时亮相，且彼此交集甚多；他们都是雅典帝国转型过程中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政治、军事上的关键角色，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承载着雅典帝国的某一侧面。本章拟集中考察尼西阿斯和克里昂。有关亚西比德，笔者将在下章集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