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政制：从“城邦共和制”到“帝国民主制”

1．雅典政制：从“城邦共和制”到“帝国民主制”

民主制度是雅典从城邦向帝国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开始到“伯里克利时代”（前460—前429）基本定型，这一转型过程大约经历了150年的变迁。

雅典所处的阿提卡半岛地形多山，土壤贫瘠，粮食无法自给，所需物资主要依靠海上航路从地中海沿岸各地输入；对外贸易是雅典城邦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雅典也成为东地中海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商业的发达、外来人口的不断输入、海军建设以及对外战争，要求具备足够的兵源储备，这就使雅典不可能如斯巴达那样维持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政体形态。具体表现为不断降低公民权准入门槛，传统世家贵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逐步下降，社会不断趋向于平等，财富而非血统成为划分社会等级的主要标准；不具有本地氏族世系的多数平民由于人数上的优势，通过民主机制，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表现在政体层面即是，战神山议事会（Areopagus）的权威逐步式微直至最终被废除，而公民大会逐步上升为关键性的决策机构；民众陪审法庭实行薪给制，除“十将军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外，主要公共职务实行抽签制，有公职津贴鼓励平民参与公共事务。可以说，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制度已经发展至最为激进的阶段，甚至逼近其自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这一制度的有效运转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伯里克利这样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而这一制度本身也被深深地打上了伯里克利的人格烙印。公元前443年至前429年，伯里克利连续当选15任将军。

梭伦立法总体上提高了平民的地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特性，如废除《德拉古法》，推行“解负令”，设立民众陪审法庭。但梭伦的目标绝非建立由多数人主导的民主制度，而是通过立法重新确立贵族与平民各自在城邦事务中的本分。如他同时设立由历届执政官组成的元老会议即战神山议事会，作为法律的监护者；4个部族分别选出100人组成“四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预备会议，用以制衡平民的力量。梭伦念兹在兹的是通过立法结束长期困扰雅典的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实现阶级调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他理想中的共和政体。对此，梭伦有诗为证：

我给予民众如此的地位，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我既不剥夺他们的荣誉，又禁止他们贪婪；
然而，对待权贵和富人，
我也同样不使不相称之礼加诸其身；
所以，我手擎巨盾，庇护双方，
不使任何一方遭受不义的侵凌。⁽²⁾

梭伦试图通过立法结束雅典城邦党争，但事与愿违，持续的内讧使执政官人选几度难产，政事几乎陷入瘫痪，最终由“山地派”领袖皮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前600—前527）建立僭主统治。

皮西特拉图保留了梭伦的大部分立法，施政温和开明，勤政爱民，从贵胄豪富到平民大众，都对皮西特拉图拥戴有加。在公元前561年至前527年的34年时间里，他虽两度遭到流放，但都得以回归政坛，重掌政权。得益于皮西特拉图超越党派利益的主导性权威，雅典大局底定，国库殷实，各种公共工程纷纷启动，带来大量就业机会，民众安居乐业，社会矛盾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皮西特拉图的政治生涯波折不断，且几度命悬一线，但凭借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出色的政绩，终得全身而退、寿终正寝。长子希皮亚斯（Hippias）继承父业，皮西特拉图家族在雅典政坛权倾一时，成为雅典举足轻重的政治望族。皮西特拉图生前玩弄阴谋，剪除政敌，夺得政权，但他上位后却能奉行天下为公的原则，服务人民，也许正是由于考虑到自己权位来路不正，在夺取政权后才能够简政爱民，急民众之所急，想民众之所想。为此，亚里士多德在评论皮西特拉图的施政时说它“不像是僭主统治，倒更像是宪法统治”⁽³⁾。修昔底德在谈到皮西特拉图家族的统治时也指出：

事实上僭主们表现出高度的德行和智慧。他们对雅典人所征的税不过财产的二十分之一，但是他们大大地改善了雅典的面貌，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举行了一切正当的宗教祭祀。在其他一切方面，城邦还是依照过去的法律管理，他们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家族成员总是担任执政官而已。⁽⁴⁾

然而，这一安静团结的大好局面却因一场针对僭主家族成员的暗杀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https://www.daowen.com)

修昔底德对公元前514年那场影响深远的暗杀活动的前因后果做了仔细考证，发现该事件并非如后来雅典官方教科书宣扬的那样是一场意在推翻僭主统治的“民主革命”，刺杀者也根本不是雅典人后来推崇的“民主革命斗士”。而是纯粹出于性嫉妒在“愤怒的冲动”情绪下实施的一场私人仇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僭主希皮亚斯有位内弟名唤希帕库斯（Hipparchus），此人游手好闲，但酷爱文艺且风流成性。他被美男子哈摩狄阿斯（Harmodius）的色相深深吸引，两次企图诱奸遭拒，希帕库斯便恼羞成怒伺机报复。本来希帕库斯和他的僭主哥哥安排哈摩狄阿斯的妹妹在一次节日游行时担任提篮少女，然而当后者兴致勃勃赴约时，希帕库斯却以对方不洁因而没有资格且从未被邀请为借口，使其败兴而归。妹妹遭希帕库斯如此羞辱，自然让哈摩狄阿斯寝食难安，他便将希帕库斯如何企图诱奸自己、遭拒后又如何羞辱自己的妹妹等事项向自己的老情人阿里斯托斋吞（Aristogeiton）和盘托出。后者当时正热恋着哈摩狄阿斯，听到此事大为恼怒，由于担心希帕库斯利用家族权势夺取自己的小情人，于是阿里斯托斋吞决意先发制人，遂与哈摩狄阿斯等人谋划利用泛雅典娜节的机会通过行刺推翻僭主家族的统治。然而行刺当天，由于担心阴谋提前暴露而操之过急，最终只杀死了希帕库斯，僭主希皮亚斯侥幸逃过一劫。此后，希皮亚斯疯狂报复，许多被怀疑参与阴谋的人被处决或流放，而希皮亚斯也一改僭主家族一贯推行的仁政，视雅典人为寇仇，对任何可能危及其家族安全和统治的势力大肆清洗、残酷打击。僭主政治自此在雅典人的心目中也成为压迫、残暴的代名词，最终在该事件之后的第4年即公元前510年，在斯巴达的鼎力支持下，皮西特拉图家族被驱逐。

公元前508年，与僭主家族势不两立的“海岸派”阿尔克迈翁家族（Alcmaeon）从流放中返回雅典，该家族领袖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成为雅典政治的当然主宰。克里斯提尼随即推行了一系列抑制世系家族、提升平民地位的改革：将原来4部落打散重新划分为10部落，每部落选出50人组成“五百人议事会”；全国划分为30组“德莫”，城市、海岸、山地分别为10组，每个区域通过抽签选出一组再组成一个“三一区”，每区选出一位组成“十将军委员会”，公民名籍以德莫名称取代传统的家族名称；推行陶片放逐律，对那些名望日隆且被疑有个人政治野心者放逐十年，十年后可返回雅典，其目的旨在预防僭主统治，从而维护民主政治。有关克里斯提尼“民主”新政，本书第四章已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

在新的民主时代，曾经的僭主政治因为晚期的虐政而在观念上被雅典后来的官方教科书彻底妖魔化，雅典人对僭主政治歇斯底里式的恐惧、对民主政治教条式的信仰，成为后来发生的众多政治事件的精神土壤：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泰德、米亚泰德、修昔底德、喀蒙等名将被以所谓“僭主”嫌疑放逐，公元前415年雅典远征西西里前夕，雅典城内赫耳密神像遭破坏，立即被怀疑有人阴谋推翻民主政治、恢复僭主统治。在这种舆论氛围中，政客之间的栽赃陷害、造谣中伤借机大行其道，雅典城内人心惶惶，人人疲于自保。

事实却是，僭主政治与民主政治看似不共戴天，实际却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即表现为平民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如果说僭主政治在法理上主张“为民做主”，那么民主政治的法理依据则是“让民做主”；无论是僭主个人还是作为集体身份的民众，若缺乏更高的法律权威或开明领袖（如皮西特拉图、伯里克利），均可能走向虐政，晚期皮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如此，“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是如此。至于民主政治如何堕落为虐政，亚里士多德曾有如下洞见：

平民群众的“命令”有如僭主的“诏敕”，“平民领袖”（demogogue）就等于、至少类似僭主的佞臣；在这种平民政体中，好像在僭主政体中一样，政权实际上落在宠幸的手里。⁽⁵⁾

梭伦力图通过政制改革，给贵族和平民各自应得的，将少数人的才德与多数人的力量结合起来，从而使雅典成为某种带有贵族精神的共和国，其政体形态不妨称之为“城邦共和制”。然而，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新移民的不断涌入、财富的不断易手，与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相伴随的是社会矛盾的日趋加剧，反映在政治层面就是雅典持续不断的党争，后者恰恰是雅典从梭伦到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基本动力以及所要克服的对象。如果说雅典城邦内部党争在皮西特拉图和伯里克利这样的杰出领导人主政时能够得到有效抑制，那么在缺乏这样的领导人的情况下，党争便很容易走向失控。

雅典的帝国事业要求不断吸引外来移民，政治权利不断下移至社会的大多数普通民众，这就使“城邦共和制”越来越不合时宜，而“帝国民主制”力图将国内政治的不断民主化与国际政治的对外扩张有效结合起来；从梭伦到伯里克利，雅典用了15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这一脱胎换骨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