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帝国的“传统”与“现代”：尼西阿斯与克里昂

2．民主帝国的“传统”与“现代”：尼西阿斯与克里昂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对内确立了多数人占据主导的民主制，对外形成以雅典为中心辐射众多纳贡同盟国的帝国统治结构：一方面需要确保民众对政治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又要对外形成统一且有效的行动意志。伯里克利能够依靠自己的领导力将这两种需要结合起来，国内贵族派与平民派之间的分野通过他的意志力和判断力被暂时统一到雅典的帝国事业上。但在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内部由来已久的党争迅速浮出水面，尼西阿斯和克里昂，这两位“后伯里克利时代”的关键人物，被推上了帝国政治的风口浪尖；两人政见相悖，立场各异，政治上彼此对立，实力上又旗鼓相当，使得任何形式的妥协合作都变得极为困难，民主政治的各自为政、杂乱无章与帝国事业所要求的精诚团结、步调一致背道而驰甚至彼此消解。

雅典通过自由开放的民主制度将不同出身、不同地域的人们统合起来，但这种法理上的努力并不能抹杀人们由于世系、种族、出生地等方面的不同而带来的心理距离，反而会在相当程度上强化社会群体之间精神上的裂痕。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在享受着物质上高度丰裕的同时，其精神却往往处于高度的撕裂状态：传统贵族社会的德行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利欲、贵族政治的节制审慎与民主政治的狂躁冒进并存。

对于雅典人的这种精神撕裂状态，阿里斯托芬通过他的喜剧作品做了最为直观且生动的呈现：《云》（前423）中“正理”与“歪理”的对驳，《蛙》（前405）中“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之间的争执，既有著作家对“人心不古”的慨叹，更有对雅典政治社会病症的诊断。《云》中作为传统美德化身的“正理”一开始信心满满，但最终在争夺年轻人的辩论中败给了作为现代功利化身的“歪理”，整部喜剧最终以“苏格拉底思想所”被付之一炬结尾，字里行间充满反讽和对当下社会的绝望；而《蛙》中作为贵族时代化身的“埃斯库罗斯”在与作为民主社会化身的“欧里庇得斯”激辩后，酒神最终选择了“埃斯库罗斯”重返阳间，拯救雅典。在《云》中，阿里斯托芬借“正理”之口这样说道：

我要谈谈从前年轻人的教育是什么样的：那时代我很成功地传授正直的德行，人人知道节制。首先是学校里听不到孩子们的哭喊尖叫声；其次甚至大雪天，同区的学生都只穿着单衣，队伍整齐地，一同穿过大街前往乐师家里……学习唱歌，不是唱“远扬的战歌”，便是唱“毁灭城堡的可畏的雅典娜”，大家的声调都很和谐，这和谐原是由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我曾用那种教育来教出了马拉松的英雄，你（歪理）如今却教年轻人很早就裹上了长袍。每当他们在雅典娜节里跳舞的时候，他们总是不敬神，用盾牌来遮着他们的大腿，我看了真气得要死！⁽⁶⁾

而在《蛙》中，阿里斯托芬更是将自己对雅典民主的弊病及其救治方案做了更加直接的表达：

我经常有个梦想：我们城邦能乐意选拔任用她最优秀最高贵的公民，如同爱用古老的银币和新铸的金币。是啊，这些纯正的货币，地道的雅典铸型，被公认为一切货币中之最精美者，无与伦比的工艺，在我们希腊人中和遥远的野蛮人中普遍得到珍爱。可现在，这些贵金属我们不用，偏要选用低贱的铜币，用最低劣的金属铸造出来的。同样，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雅典市民，他们智慧、勇敢、正直，有道德，有价值，在体育学校受过训练，能歌善舞，对这些人我们却藐视他们，侮辱他们。而那些刚来的铜质外邦人，卑微的父亲所生的卑微的儿子，冒牌的公民，城邦以前甚至不屑用他们代替羊羔作祭神的牺牲，我们现在却总是选举他们。愚蠢的人们啊，是你们纠正自己的过失的时候了，重新起用贤良之才吧！今后你们倘若获胜，人们将归功于你们的明智；倘若失败，那至少也不会败得丢脸，因为那是在一棵名贵的树上吊死的。⁽⁷⁾

尼西阿斯与克里昂之间的对立不仅与两人的个性、出身、党派等现实因素有关，更与上述雅典政治社会中两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对峙有着内在的关联。作为雅典民主制度的直接受益者，皮革商出身的克里昂能够在雅典政坛赢得一席之地，在没有家族人脉和私人财富可凭借的情况下，他唯一能够倚重的就是紧紧依靠群众，及时发动群众。亚里士多德说：“是他最先在会场讲坛上言语粗俗、狂吼滥骂，并且长衫束起、裸露着身体对民众长篇大论。”⁽⁸⁾然而，在以尼西阿斯为代表的众多门第显赫、腰缠万贯的雅典政客面前，克里昂经常会觉得低人一等；而随着自己在雅典政坛地位越高、影响日隆，克里昂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非但没有稍有纾解，反而不断强化。在克里昂看来，尼西阿斯这样门第高贵、富可敌国之人无疑是自己仕途的最大威胁。对克里昂这样的“意见领袖”来说，民主政治让他既爱且恨，爱的是他可以随时仰仗“民意”寻求自保，恨的是民众情绪的多变时常让他疲于应付。如公元前427年在关于如何处置密提林的问题上，公民大会先是采纳了克里昂的处置方案，但第二天舆论却发生突变，转而否决了他的方案。可见，即便在他本人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公民大会上，克里昂也会时常感受到某种莫名的无力感：

在过去，有时我个人常常观察到民主政治不能统治帝国；现在我看见你们对于密提林人的情绪改变，我更相信这一点了。……你们经常是言辞的欣赏者；……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们像是坐在职业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像是一个讨论国家事务的议会。⁽⁹⁾

在雅典政坛，克里昂往往被视为“人民领袖”，然而事实却是，他时常被民众情绪裹挟，甚至于成为群众意见的牺牲品。尼西阿斯围攻派娄斯，迫使斯巴达求和，而他本人也极力促成和谈。克里昂当然不能坐视尼西阿斯得逞，遂提出斯巴达根本不可能答应的和谈条件，最终使该提案遭到搁浅。但随着围攻派娄斯陷入胶着，雅典日趋陷入不利境地，公民大会开始后悔当初不该拒绝斯巴达的求和。克里昂眼见舆论的矛头转向自己，因为正是他当初极力反对与斯巴达媾和的，出于自保他只有将矛头引向战役总指挥尼西阿斯，认为正是尼西阿斯的无能才导致雅典围攻陷入被动，要是他克里昂指挥可不是现在的这种局面。谁知尼西阿斯顺水推舟借力打力，表示愿意将部队指挥权移交给克里昂。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克里昂骑虎难下，而且不得不装作胜任愉快。公元前422年安菲玻里战役中，克里昂本来比较稳妥的战术遭到士兵们的嘲笑，他们嘲笑自己的统帅“懦弱无能”，而对方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却“勇敢机智”。面对这样的羞辱，生性敏感的克里昂改变了自己当初的作战计划，贸然出击，最终一溃千里，克里昂本人也在撤退途中被杀。

对于这位雅典同胞的阵亡，修昔底德仅用这样一句话敷衍：

克里昂自己没有坚守阵地的意志，他立即退走，在中途被一个密星那斯的轻盾兵赶上而被杀死了。⁽¹⁰⁾(https://www.daowen.com)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修昔底德却对自己曾经在战场上的敌人伯拉西达如何受伤、如何去世以及当地人如何爱戴并纪念他做了格外细致的描绘。这是作为史家的修昔底德对政敌怀有难以摆脱的成见，还是克里昂本来就配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无法在这里给出定论。事实却是，克里昂以及他的出身，经常成为喜剧作家戏谑的对象：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前422）中的“布吕得克里昂”意为“恨克里昂的人”；而《骑士》（前424）则通过合唱歌对克里昂直呼其名并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云》（前423）中歌队长更是毫无顾忌，对克里昂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贬低；即便克里昂阵亡17年之后在雅典公开上演的《蛙》（前405）中，喜剧诗人对他仍然不依不饶。而作为读者，如果我们能够换个角度，则不难感受到克里昂这位“零起点”的政客在民主雅典政坛所遭受的白眼和内心的落寞。

作为民主时代雅典世系贵族的代表，尼西阿斯一生戎马倥偬，功勋卓著，在伯里克利时代便已深得人们爱戴；他出身高贵，富可敌国，在他的心目中，荣誉、德行有时比生命更重要。对于皮革商出身的克里昂，他既不屑，又恐惧：不屑的是克里昂这样的出身下贱之人居然通过讨好民众攀上高位，而且与他尼西阿斯平起平坐，恐惧的是克里昂挟制所谓民意处处与自己为敌。公元前425年，尼西阿斯围攻派娄斯陷入被动，克里昂趁机对尼西阿斯大加攻击，而尼西阿斯顺水推舟，主动要求将军权移交给克里昂。然而，对于早已将克里昂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尼西阿斯来说，移交兵权是假，借机剪除对手却是真。公元前421年，克里昂在安菲玻里兵败被杀之后，尼西阿斯力促雅典与斯巴达媾和，修昔底德对尼西阿斯的动机有如下描述：

他想在自己顺风顺水且享有盛名的时候，确保他的好运，使自己和全城的同胞从艰苦困难中立时得到苏息，替自己永远留一个为国效命而始终成绩卓著的政治家的令誉。他认为只有避免一切冒险举动，尽量使自己不倚靠幸运，这个目的才有达到的可能；而冒险的事情也只有在和平的时候才能避免。⁽¹¹⁾

对尼西阿斯来说，在雅典帝国事业与个人名节之间，他宁肯选择后者；这一方面与作为雅典传统贵族的尼西阿斯个人性格有关，另一方面则基于尼氏本人对雅典民主的判断。在他看来，“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治已经被狂乱躁动的民意和唯利是图的政客所裹挟，在“大势不可为”的时局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寻求自保。公元前415年，雅典公民大会围绕是否远征西西里展开激辩，在眼见自己的主张只得到少数人支持的情况下，尼西阿斯以拒绝担任将军职相要挟，通过极力夸大远征的兵力和军需，从而迫使公民大会取消或延迟远征。然而事与愿违，尼西阿斯此举非但未能使公民大会支持远征的热情降温，反而在客观上导致雅典在西西里倾巢出动、孤注一掷，使雅典后防空虚、两线作战。当远征军到达西西里时，尼西阿斯并未采纳亚西比德和拉马卡斯积极进攻的策略，而这一策略正是他本人出征前在公民大会上要求增加兵力和军需时所许诺的。亚西比德被召回受审，中途叛逃至斯巴达，而拉马卡斯在到达西西里的第二年便战死沙场。就这样，4万大军的生命、雅典帝国的事业便交到了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这次远征且缺乏政治意志力和军事进取心的尼西阿斯手里。

克里昂阵亡，亚西比德叛逃，主要政敌的消除并未改变尼西阿斯在帝国事业上的一贯消极态度。随着斯巴达援兵的到达，雅典原来在兵力上的优势不复存在，尼西阿斯遂向雅典请援。他一改惯例，修书一封，修昔底德原文照录。尼西阿斯之所以通过书信而非使者口信，据说是因为他担心使者为了讨好舆论只报喜不报忧。而从这封信的内容和语气看，尼西阿斯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报忧不报喜，对雅典围攻叙拉古所取得的胜利只字未提，而是重演出征前夕公民大会上试图阻止远征的故伎：表面要求雅典增派大量援兵，实际目的却是迫使雅典允许他撤军，同时极力推卸自己作为将军的责任。我们这里不妨摘引这封求援信中的一段：

以这次远征的原定计划而论，你们不能说你们的士兵或将军有什么错误。但是现在整个西西里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了；伯罗奔尼撒将增派新的援兵来，这是意料中的事；而你们在这里的军队，连目前的敌人也已经不能应付了。因此，这时候你们要立刻决定，不是召回我们，就是另派一支和第一次远征军一样大的军队来，包括海军和陆军，并携带巨额的金钱来，同时另派一位将军来指挥军队，以免除我的职务，因为我有肾脏病，不宜于军事了……但是你们打算做的事，在春季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做，不要迟延……⁽¹²⁾

然而，出征前的那一幕再次上演，雅典公民大会非但没有对尼西阿斯失去信心，反而更加倚重他；不仅没有免去尼西阿斯的将军职务，反而为他增派同僚将佐，同时加紧招募新兵，筹措军需。结果，雅典在西西里压上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家底，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他们居然把这场事关帝国命运的豪赌硬塞给了尼西阿斯；此人毫无进取之心、优柔寡断、性格懦弱却极度虚荣，他在有机会撤军时却不撤军，为了个人所谓名节不惜以4万将士的生命乃至帝国大业为赌注。修昔底德写道：

因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与其被雅典人一个不公平的判决，在一个丢脸的罪名之下处死，还不如在此地碰碰运气；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他宁愿作为一个战士死在敌人手中。⁽¹³⁾

雅典人对尼西阿斯的倚重和信任并未转化为他们这位“高贵”的将军的信心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