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战争：雅典帝国事业的动力与羁绊
薛西斯的波斯大军大举入侵，使希腊各主要城邦暂时搁置彼此嫌隙，先后在斯巴达和雅典的带领下，艰苦奋战，最终迫使波斯撤军。这让曾经威震四方、不可一世的波斯人颜面扫地，波斯帝国的锐气遭遇重挫，其在东地中海的威势也被大大削弱。而对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来说，击败之前一直令他们望而生畏的波斯，从最初的喜出望外，到之后的踌躇满志甚至矜夸骄慢，雅典人开始调整并确立自己在希腊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地位。希波战争后50年里，随着雅典实力的增长，雅典人也在心理上逐步自我调整，他们开始以大国公民自居，并很快确立了本邦在希腊世界的“三个自信”，如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所宣示的：雅典海军勇毅果敢、无远弗届、所向披靡，其威名令敌人闻风丧胆；雅典民主选贤与能、自由公开，成为其他城邦争相效仿的典范；而在文化上，雅典人独立自主、温文尔雅且多才多艺，雅典已然成为“全希腊的学校”。(1)
萨拉米斯海战使雅典人认识到，海军在雅典未来帝国事业中将是决定性的，谁控制了海上，谁将拥有地中海的霸权，而整个希腊的命运也将取决于海军。在与波斯人的战争中，雅典人以巨大牺牲换取了最为辉煌的胜利，战胜波斯成为雅典人时刻引以为傲的政治“桂冠”。在雅典，从政治精英到普罗大众，他们在心理上普遍形成的刻板印象是，雅典在战争中蒙受的巨大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是雅典人为整个希腊人的自由事业所付出的代价；雅典凭一己之力使希腊人避免了波斯人的奴役，它是整个希腊的“救星”。在雅典人看来，其他希腊城邦本应对雅典心存感激，有亏欠之意。然而事实却是，其他城邦对雅典非但不知恩图报，反而嫉怨仇视，指桑骂槐，甚至宣扬所谓“雅典威胁论”，而这种“雅典威胁论”反过来投射在雅典人心理上便会被本能地转化为“威胁雅典论”。在希腊世界，雅典人顿感自己陷入了普遍的敌意之中，而为自身安全计，雅典采取任何出于自卫目的的举动（强迫同盟国捐纳、镇压同盟国暴动、加固城防、扩充海军等）都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对于雅典人的这一心态，修昔底德通过伯罗奔尼撒同盟代表大会（前432）上雅典人的“声明”做了最为充分的揭示：
在当时的战争中，我们为着共同的利益，冒着一切危险；你们分享了这一切利益……我们在马拉松抵抗波斯人到底，我们是单独对付他们的。以后他们再来进攻，我们在陆地上不能抵抗他们的时候，我们和所有人民都登上船舰，在萨拉米斯交战。就是这次战役阻止了波斯人，使他们不能航海来进攻伯罗奔尼撒，使他们不能一个一个城市破坏。……这就是那次战役的结果。这证明希腊的命运依靠它的海军。对于这个结果，我们有三个重要方面的贡献：我们提供了最多的船舰，我们提供了最有才智的将军，我们表现了最大无畏的爱国精神。(2)
这里，雅典人对本邦为希腊人的共同事业所做贡献的枚举，与其说是一种事实描述，还不如说是雅典人借助所谓“历史”对雅典人当下政治地位某种宣言式的自我评价。而随着雅典综合国力的上升，这种自我肯定最终使雅典人变得傲慢骄横、矜武任力。希波战争的胜利成就了雅典人曾经的军事荣耀，也成为雅典人当下的精神羁绊。在出征西西里前夕的辩论中，当有人提出远征将使雅典后防空虚，导致两线作战的危局时，亚西比德随即引述波斯战争的经验：“我们的父辈，当他们同时和波斯人作战的时候，也同样留着敌人在他们的后方，因而建立了帝国，当时他们所依赖的只有他们海军的优势。”(3)
希罗多德笔下波斯帝国的盛衰非但未成为雅典人的镜鉴和不断反省的素材，过去的胜利反而不断促使他们迷信权势，放弃节制，自以为是，傲骄浮夸，正如上述那位雅典人在自己的“声明”中所进一步宣称的：
我们所做的没有什么特殊，没有什么违反人情的地方；只是帝国被献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以后就不肯放弃了。三个很重要的动机使我们不能放弃：安全、荣誉和自己的利益。我们也不是首创这个先例的，因为弱者应当屈服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同时，我们也认为我们有统治的资格。(4)
希波战争之后的50年里，雅典人因缘际会，在获得权势的同时，他们也开始迷信权势。公元前416年，雅典征讨弥罗斯，修昔底德通过那场令人瞠目的辩论将雅典人这一对权势的迷信暴露得淋漓尽致。也正是在这一年，雅典人开始筹划西西里远征，雅典帝国也自此走上覆亡的不归路。正如当年在雅典广场向希腊贵族青年讲述希波战争传奇的希罗多德所忧心的，雅典帝国最终还是未能避免重蹈波斯帝国覆辙的悲剧命运。(https://www.daowen.com)
将希腊世界归于一统，在成就帝国霸业的同时，结束长期以来城邦或城邦集团之间的纷争，树立“永久和平”，斯巴达早在希波战争期间便已在事实上放弃了这一雄心，不图外务，专事内政，尤其是防止希洛人随时可能发起的暴动；关于斯巴达的这一战略定位，公元前424年伯拉西达在色雷斯战区劝降阿堪修斯人时不经意间透露出来：“我们没有建立帝国的野心；我们努力的目的是推翻帝国。”(5)雅典后来居上，活力尽显，摩拳擦掌，不仅有称霸之雄心，也具备称霸之实力；波斯战后50年雅典的迅速崛起，文治武功堪称翘楚，在希腊世界建立的“雅典治下的和平”——类似后来“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在当时雅典人的脑海里已经初显轮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伯里克利在几次演说中，已经大致勾勒出未来雅典帝国的基本蓝图。然而，斯巴达却成为雅典帝国事业的巨大障碍，而雅典也最终未能逾越斯巴达这道坎儿，长达27年的消耗战将希腊世界推向灾难的深渊；斯巴达、雅典在希腊世界上演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双城记”，最终两败俱伤，各城邦继续四分五裂，彼此虎视眈眈，以邻为壑，希腊世界分崩离析，战乱频仍。
从军事对比来看，对于雅典来说，要战胜斯巴达其难度极大，斯巴达可以说是雅典针锋相对的劲敌。而这场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且规模空前，首先在于战争双方实力旗鼓相当，优势与劣势相权：斯巴达属于传统的陆上强国，其重装步兵在希腊世界闻名遐迩，而雅典则是新兴的海上强国。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雅典已经取代了科林斯、埃吉那成为新的海上霸主，正是这一力量对比决定了战争过程中双方的战略抉择。无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他们都极力发挥各自的军事优势：战争一开始，斯巴达即派遣重兵从陆上大举入侵雅典本土，骚扰乡曲，毁坏土地和庄稼；而雅典则避其锋芒，将乡间人口迁入城内，坚壁清野，加固城防，同时派遣海军沿伯罗奔尼撒半岛巡航，伺机登陆并骚扰斯巴达后方。
图6-1 伯里克利（前495—前429）
雅典于公元前425年占领派娄斯（Pylos），公元前424年攻陷锡西拉（Kythera），公元前416年占领弥罗斯（Melos），而斯巴达于公元前422年攻占色雷斯要塞安菲玻里（Amphipolis）。在这样的战略对抗格局下，战争双方互有胜负：雅典在海上获得优势的同时，却在陆上不断陷入被动；斯巴达占领色雷斯给雅典致命一击，而雅典在派娄斯让斯巴达一蹶不振。正是这一僵持不下的战争形势，才使《尼西阿斯和约》（前421）得以签订。
随着本土战争日趋陷入胶着，雅典不得不从海上进一步寻找战略突围的可能，远征西西里正是在不得已的情势下雅典主动做出的战略转移。在本土战事相持不下的情况下，雅典冒着同时两线作战的危险，开辟第二战场，这对财政状况日趋吃紧的雅典来说，无疑是一场豪赌式的军事冒险，成功所带来的回报与失败所要付出的代价都格外巨大。对战争双方来说，要在战争中率先赢得主动，则要看哪一方在维持自己已有的军事优势的同时，能够弥补自己的劣势；而斯巴达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胜利，在于从战争一开始，便想尽一切办法建设自己的海军。到了战争后半程，在科林斯、叙拉古以及波斯资金的支持下，斯巴达的海军实力得到大幅提升，并逐步在海战中赢得主动。
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来看，雅典帝国的兴衰留下了太多值得总结和反思的素材；雅典帝国事业的中辍不仅是雅典人的灾难，也宣告了希腊世界缔造内部和平尝试的破产。修昔底德是雅典人，也是希腊人；他为雅典人扼腕，更为希腊人痛心。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修昔底德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绝望：这场战争或许是希腊人“通过战争结束战争”的最后机会。而这一契机一旦错过，希腊人所要遭受的灾难非但不会随着雅典的失败而结束，恰恰相反，他们面临的不幸和劫难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