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作为“希腊的救星”：新帝国的战争记忆

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一度处于全线崩溃的边缘，最终却有如神助，扭转乾坤，反败为胜，令一度气势如虹的波斯大军折戟沉沙，不可一世的薛西斯最终铩羽而归。在几场扭转战局的战役中，如马拉松、萨拉米斯、普拉提亚之战，雅典将军米太雅德、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由于地缘上被直接暴露于抵抗波斯的前线，雅典人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领土两度遭波斯蹂躏，百姓流离失所，寄人篱下。但在战后希腊世界，作为新的霸权国家，雅典却经常遭人侧目甚至敌视。即便如此，希罗多德还是大胆站出来，明确肯定了雅典在战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他看来，即便将雅典人视为“希腊的救星”也毫不为过，他这样写道：

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一个意见，虽然大多数人是不喜欢这个意见的。但是，只要我觉得是真知灼见，我决不会避而不谈。假如雅典人被迫在眉睫的危险所吓倒，从而离弃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他们虽不离开，却留下来向薛西斯投降，那么，肯定就没有人力图在海上抗击波斯人了；而如果没有人在海上抵抗波斯人，那么我认为在陆地上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无论伯罗奔尼撒人修筑多少条横贯地峡的城墙来保卫自己，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还是会离弃他们，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毫无疑问，随着同盟者的城市被波斯舰队一一攻陷，他们的同盟者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都要离弃他们。这样，孤立无援的拉栖代梦人，就势必得单独对敌鏖战一场而光荣地覆灭。这将是他们的命运；不然，在他们看到希腊的城邦一个接一个地都归降了波斯人之后，他们最终也会和国王薛西斯缔约求和了。所以，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发生哪一种，希腊都将为波斯人所征服。我无法理解的是，既然国王掌握着制海权，那他们在科林斯地峡上修筑城墙究竟还会有什么用处。既然如此，如果说雅典人是希腊的救星，那就的确是一个真知灼见了。雅典人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哪一方得到他们的支持，哪一方就会得胜。雅典人所抉择的是希腊应当保持自由；也正是他们，激励尚未归降波斯人的那些希腊人，而且正是这些人，在诸神的庇佑下，击退了入侵者。⁽¹⁷⁾

既然雅典曾经是“希腊人的救星”，将来理应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在希腊世界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雅典人的这一希波战争记忆，成为雅典帝国国民的精神支柱，而随着战后雅典国力不断增强，雅典人的上述信念日趋坚定不移。雅典与斯巴达开战前夕，在修昔底德笔下，那位普通雅典人在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上的慷慨陈词，正是上述心态的集中反映：

我们要提到波斯战争，提到你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事件，纵或你们也许因为经常听到这个故事而感到厌倦了。在当时的战争中，我们为着共同的利益，冒着一切危险；你们也分享了这一切的利益；……我们在马拉松抵抗波斯人到底，我们是单独对付他们的。以后他们再来进攻，我们在陆地上不能抵抗他们的时候，我们和所有的人民都登上船舰，在萨拉米斯交战。就是这次战役阻止了波斯人，使他们不能航海来进攻伯罗奔尼撒，使他们不能一个一个城市地破坏；……我们所表现的勇敢是无比的。陆地上没有人来援助我们；直到我们的境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被奴役了，而我们自愿放弃我们的城市，牺牲我们的财产；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共同事业中，尚且不肯遗弃我们其余的同盟者，……我们登上船舰，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对于你们不早一点来援助，我们毫无怨言。……我们的后方是一个已经不存在了的城市，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前进，为着这个似乎不可能恢复了的城市，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因此，我们和你们联合在一起，不但挽救了我们，同时也挽救了你们。⁽¹⁸⁾

随着希波战争的胜利，雅典在希腊世界名声大噪；随着雅典国家“硬实力”的提升，其“软实力”也在节节攀升：雅典民主制度成为许多希腊城邦竞相效仿的典范，雅典俨然成为希腊世界的文教中心。战争锤炼了雅典人的决心和意志，也使他们找到了真正适合雅典人的强国之道，即建立强大的海军，以确保雅典在东地中海的新霸权，对波斯势力构成持久的抑制作用。先前令希腊人闻风丧胆的波斯军队，原来不过如此，他们并非传说中的神样的存在，一样是肉体凡胎；战争使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开始重新认识自我、肯定自我，雅典人从这场战争以及对自己在战争中的壮举的不断追忆甚至渲染中获得了空前的自信。(https://www.daowen.com)

图3-6　希波战争后希腊联军用收缴的波斯盾牌熔铸的青铜蛇柱三脚祭坛残存部分（现位于伊斯坦布尔苏丹阿赫迈特广场）

正如当初克洛伊索斯发动的那场针对居鲁士的战争，希波战争结束了一个帝国，也催生了一个新的帝国。雅典人用旧帝国的瓦砾，建立起一座新帝国的大厦。恰如伯里克利在那场著名的国葬演说中所说的：

尤其是我们的父辈，更加值得我们歌颂，因为除了他们所继承的土地之外，他们还扩张成为我们现在的帝国，他们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经过流血和辛勤劳动的。⁽¹⁹⁾

维持帝国的庄严感和帝国公民的优越感，必须时刻将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必然会遭到他人的嫉妒甚至仇视；在以伯里克利为代表的雅典政治家眼里，这些都是经营帝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新帝国公民必须对这种嫉怨勇于担当，受之愉快。在雅典人看来，帝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荣誉和利益采取非常手段是再正常不过的举措；这不是雅典人的发明，之前的斯巴达、波斯都是这么干的，雅典人只不过是奉行久已形成的帝国统治法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