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帝国路线图：从伯里克利到亚西比德
希波战争结束后的50年里，得益于雅典政治的自由开放，杰出政治家不断涌现：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泰德、米亚泰德、喀蒙、伯里克利；他们既有为政之才，又不失为政之德，顾全大局，审时度势，推动雅典国势迅速上升，冀望在地中海世界树立雅典的帝国新秩序，在希腊人中间建立所谓“雅典治下的和平”。
这一帝国路线图在伯里克利的脑海中已初具轮廓，而在雅典实现这一蓝图的征程中，斯巴达是雅典无论如何必须克服的障碍，为此雅典人必须周密部署，果敢应对。公元前431年，面对斯巴达的所谓“最后通牒”，伯里克利反对做任何让步，因为任何小小的让步都会使斯巴达得寸进尺，漫天要价，而雅典也会因之前的让步信誉受损，政治上不断陷入被动、受制于人。作为政治家，伯里克利强烈意识到雅典即将面临的严峻考验，以及自己作为“第一公民”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他向雅典人明确指出这场战争对于雅典未来将意味着什么：
你们必须认识到，这场战争难以避免，我们愈能受之愉快，敌人向我们施加的压力会愈少，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最大的荣耀源自最大的危险。请你们时刻铭记，当我们的祖辈抵抗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资源，即便手中的那一点资源，他们也放弃了。他们驱逐了外族的入侵，把我们的城邦建成现在的样子，这是由于他们的贤智，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幸运；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他们的实力。我们应当学他们的榜样：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抵抗我们的敌人，努力把与以往一样伟大的雅典遗留给我们的后代。(5)
在伯里克利看来，雅典帝国将是继迈锡尼帝国之后，希腊政治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她的业绩将超逾人们的想象；如果说阿伽门农的帝国得益于大诗人的歌颂，那么雅典帝国则无须诗人的誉美，她自在自为，自成一体。在公元前431年冬发表的著名国葬演说中，伯里克利就做出了如下宣示：
我们所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是巨大的。不但现代，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表示惊叹。我们不需要一个荷马的歌颂，也不需要任何他人的歌颂，因为他们的歌颂只能使我们娱乐于一时，而他们对事实的估计不足以代表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冒险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我们到处对我们的朋友施以恩德，对我们的敌人给予痛苦；关于这些事情，我们遗留了永久的纪念于后世。(6)
在希腊世界，建立帝国新秩序的重任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雅典人的肩上。对雅典人来说，帝国意味着特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责任；经营帝国事业赋予雅典人巨大荣耀的同时，也会使他们面临因此而来的嫉恨和危险，雅典人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
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7)
维持和扩张帝国需要暴力，而暴力必然招致仇恨和不得人心，即便雅典帝国与历史上的帝国一样最终可能依然难逃衰败的命运，但她业已且将要树立的丰功伟绩会成为不朽的丰碑。战争初期，雅典城内瘟疫肆虐，城外斯巴达大兵压境，在雅典人精神上发生动摇的危急时刻，伯里克利提醒自己的同胞说：
所有那些以统治别人为自己责任的人，暂时会引起仇恨和不得人心；若有伟大的目标去追求的话，这个被人嫉妒的负担是应当接受下来的；同时，接受这个负担也是聪明的。仇恨是暂时的，但是目前的显耀和将来的光荣会永远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你们要保卫将来的光荣，不要现在做出不光荣的事情来。(8)
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因瘟疫突然离世，这让雅典帝国的事业遭受沉重打击，而在“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能够将这一帝国蓝图付诸实现的，自然非亚西比德莫属。从伯里克利过世到亚西比德当选将军（前419），雅典帝国政治领导人的新旧更替经历十年的调整期。亚西比德虽然在个人品行上无法与伯里克利匹敌，但其才具绝不在伯氏之下，其政治雄心在当时的雅典也无出其右者。时移世易，如果假以时日和适当的历练，亚西比德完全有可能将雅典帝国事业带上新的高度；而亚西比德之所以热衷西西里远征，在于他不仅意识到这次远征对于雅典帝国树立地中海霸权的决定意义，而且对其个人政治生涯也是关键的一步。亚西比德心里明白，他个人政治野心的实现已经与雅典帝国事业命定地捆绑在了一起。在出征西西里之前的激辩中，亚西比德指出，要维持雅典帝国，尼西阿斯主张的守成策略不仅没有出路，甚至会将雅典引上绝路；在他看来，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才是帝国事业的经营之道，也是帝国实现自保的必然逻辑。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亚西比德与伯里克利在帝国战略思想上的连续性：(https://www.daowen.com)
一个人不但要在受人攻击的时候抵抗占优势的强国，以捍卫他自己；而且要预先采取手段，防止敌人进攻的实现。我们很难准确估计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多么大的帝国。事实上，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我们不得不计划征服新的地方，不得不保持我们所已经取得的，因为如果别人不是在我们统治之下，我们自己就有陷入别人统治的危险。……我们确信，往国外去会增加我们在国内的力量……我们很可能利用我们在西西里所取得的，变为全希腊的主人翁……让我们遵守我们父辈的老制度，他们无论青年人或老年人，意见一致，把我们的国家提高到现有的地位。所以现在你们也要同样努力把这个城邦提高到更高的地位。(9)
这似乎就是当年伯里克利政治主张和帝国蓝图的重新表述，对于亚西比德来说，远征西西里将是雅典帝国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开始，其成功与否将决定雅典能否从“伯里克利时代”成功进入“亚西比德时代”。
可叹的是，远征前夕发生在雅典城内的赫耳密神像被毁案，最终成为亚西比德个人政治生涯的噩梦。他的政敌没有给他任何机会，也间接地将雅典帝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亚西比德，这头被雅典人一手养大的“狮子”，在遭到雅典人致命一击的情况下，其“兽性”因受到强烈刺激而反噬一口，雅典人为此也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本来亚西比德完全有可能帮助成就帝国事业，现在他却反过来利用敌人之手将这一事业白白葬送。被雅典人缺席判处死刑的亚西比德，转而不惜用一切手段报复自己的祖国。为了说服斯巴达援助叙拉古，他将雅典帝国军事路线图及其推进方案向斯巴达人和盘托出：
我们航往西西里的目的首先是征服西西里人，如果可能的话；征服西西里人之后，就征服意大利的希腊人；其次，我们想进攻迦太基帝国和迦太基本身。最后，如果所有的计划或者大部分计划成功的话，我们将带着我们在西方所获得的一切希腊军队，并雇佣大量的土著军队……来进攻伯罗奔尼撒。除我们现有的舰队外，我们还要建造更多的三列桨战舰，因为意大利富于木材；利用全部舰队，我们将封锁伯罗奔尼撒，同时我们的陆军将在陆地上进攻你们的城市，有些用袭击的办法，有些用围攻的办法，把它们攻下来。我们希望这样就会很容易地使战争获得胜利的结束，以后我们将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主人翁。(10)
雅典人的这一政治算盘无疑是斯巴达人的噩梦，他们必然会不遗余力援助叙拉古，以阻止雅典的这一军事战略图谋。
亚西比德遭政敌栽赃，率领远征军到西西里落脚未稳，即被迫交出兵权，召回国内接受所谓审判；这对于一向争强好胜的亚西比德无疑是一记闷棍，在自知只能选择中途逃脱并开始流亡生涯的情况下，亚西比德即将麦散那（Messana）城内准备与雅典远征军里应外合的势力暴露给亲叙拉古党人，致使雅典围攻麦散那进而扼守海峡的战略意图被搁浅，13天的围攻非但毫无收获，士气也遭遇重挫。远征军被迫回撤至那克索斯（Naxos），尼西阿斯也不得不向雅典国内请援。应斯巴达人的请求，流亡途中的亚西比德在得到生命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前往斯巴达。他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通过暴露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战略意图，力劝游移中的斯巴达派兵援助叙拉古；而吉利普斯及其援兵的到达使本已准备投降雅典远征军的叙拉古人重拾信心，雅典因此丧失了陆上优势，远征军也被迫退守普利姆密里昂（Plemmyrium），通过把军事重心转向海上，寻找新的战机。然而，普利姆密里昂要塞最终在叙拉古人海陆夹击下沦陷（前413），雅典为此丧失了大部分军需物资，海军状况急剧恶化。也是在亚西比德的极力劝说下，斯巴达在狄西里亚（Decelea）建筑要塞，夺取雅典银矿；亚西比德此举可谓“一箭双雕”：既使雅典在陆上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也使政敌尼西阿斯损失了他的私人矿产。对斯巴达人来说，有了这个要塞，入侵雅典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长途奔袭，如今他们可以在要塞定期轮流换防，将其作为“根据地”不断侵扰雅典乡村，重创雅典“后院”。为此，修昔底德写道：
狄西里亚的被占领，事实上引起很多财产的被蹂躏和人力的丧失，这是雅典势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11)
这实在是充满反讽意味的一幕：正是这位当初雄心勃勃梦想把雅典帝国带上新的高度的亚西比德，最终却成为将雅典帝国推向覆亡的“幕后总导演”和主要推手。而在亚西比德看来，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促使雅典人有朝一日将他从放逐中召回国内，从而使他有机会恢复“他常在其中安稳享受公民权利的雅典”。可惜的是，这个在他一手策划下元气大伤的帝国已经失去了重新振作的任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