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雅典帝国与雅典民主

公元前508年至前404年，雅典城邦以克里斯提尼“民主”革命发其端，直至在与斯巴达长达27年的持久战中遭遇惨败，建立“三十僭主”统治而告结束。之后不久，尽管民主制度得以恢复，但随着国力衰微，该政体的实际表现也乏善可陈。“民主”作为一种具有雅典特色的政治秩序，先后延续约100多年的时间。希罗多德发现，雅典在公元前510年摆脱僭主统治后，国势日隆，成功挫败了波斯帝国的两次大举入侵，并在战后30年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为希腊世界足以与斯巴达抗衡的霸主。与此同时，雅典城邦也开始向雅典帝国转型，这一转型过程至伯里克利时代（前460—前429）基本完成，即对内采行大众式民主政治秩序，对外通过军事威慑和军事保护确保附庸国对雅典的顺从，同时通过军事手段扩张并巩固帝国霸权。然而，就在雅典人信心十足、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时刻，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在瘟疫中意外去世。此后雅典帝国事业便急转直下，雅典政坛陷入空前混乱：权势人物彼此掣肘、相互拆台，致使内讧不断，内忧与外患彼此叠加、雪上加霜。民主政治的弊病积重难返，民主非但无法弥合分歧，消除冲突，凝聚共识，反而成为城邦政治紊乱的温床；国势横遭凌夷，帝国事业遭遇重挫，最终在公元前404年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在西方政治史上，雅典帝国满打满算维系了70多年的时间（前479—前404），“民主”一度成为雅典走向富强的基石：它在政治上抑制了豪强权贵，给予普通民众参与国事的制度化管道，个人与城邦之间通过各种民主举措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众在城邦公共事务中的“主人翁”意识空前增强；然而，如果“民主”一旦失去了外在的制衡和引导力量，如伯里克利这样的杰出领袖，民主政治便如同脱缰野马，恣睢任性，其中政客要么唯唯诺诺、明哲保身，如尼西阿斯（Nicias），要么别有用心、妖言惑众，如克里昂（Kreon）。

民主与帝国，从最初的相得益彰到最终的彼此掣肘，这其中的“症结”究竟何在？问题本身关系重大，不可不察，且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更是值得细细玩味。

克里斯提尼推行“民主”新政：诸如打散原来的部落建制，代之以完全按照地域划分的“德莫”体制；同时依照新的行政区划组建五百人议事会，取代原先根深蒂固的以世家贵族为基础的四百人议事会；推行陶片放逐律，等等。对克里斯提尼来说，上述新政首要的动力当然是维持个人及其家族的权力，而新政的客观后果则在于：在政治上极大地抑制了传统贵族的势力，“民主化”使公民个体与雅典国家的联系更为紧密。之前僭主家族的统治虽然一直努力与民众结盟，但传统贵族势力始终横亘在僭主与普通民众之间，地方豪强势力在雅典根深蒂固，也正是这些势力后来成为推翻僭政的核心力量。也就是说，通过抑制贵族豪强进行国家建设，克里斯提尼通过“民主化”完成了僭主统治在雅典长期未完成的政治任务，即建立有高度凝聚力的强大城邦国家。从此，雅典人首先认同的是作为国家人为组织建制单元的“德莫”，民众的国家意识得到空前强化。(https://www.daowen.com)

“民主化”激发起民众的权力感和参与国家事务的巨大热情，与此同时却对如何防止民众政治激情冲决堤岸进而转化为破坏性力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如何在民众参与和精英领导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民主雅典在之后的百年实践中始终左右摇摆、进退失据；而从克里斯提尼到伯里克利，雅典在政治上打压贵族的直接后果便是，对于民主政治释放出的强大的多数人的政治激情，未能建立起更为有效的制度性轨范，最终只能退而求其次，转而仰赖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人物。对雅典政治史稍做考察便不难发现，雅典城邦长期为内讧（stasis）所困，如何通过树立法律权威结束党争，正是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的核心目标。可惜这一改革以失败告终，之后雅典再度陷入内战，最终建立了皮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

图4-1　克里斯提尼政治区划组织建制示意图

若以克里斯提尼新政为界将雅典内讧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之前雅典城邦内部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各个世家大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两大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而之后随着贵族的政治影响力的削弱（如战神山议事会逐步失势，公民陪审法庭日益得势），此后困扰雅典城邦的则主要是政治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彼此倾轧：从克里斯提尼与伊萨格拉斯、地米斯托克利与阿里斯提德、桑西波斯与米亚太德，到伯里克利与喀蒙、伯里克利与修昔底德⁽¹⁾，再到尼西阿斯与克里昂、尼西阿斯与亚西比德……可以说，政客之间的权力角逐成为民主雅典政坛的常态。与先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彼此掣肘相比，发生在政治人物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将不明真相的群众卷入其中，决定个人在权力斗争中成败的，往往不是他自身的品行，而是他迎合并利用多数的能力，这对城邦公民的德性无疑具有潜在的腐蚀作用。有关民主政治中雅典社会的民情状况，有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为证。而且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胜出者本身的品行往往更不确定；遇到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这样的政治家，自然是雅典人的幸运；若是碰到如克里昂、尼西阿斯这样的政客，也只能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当然产物。城邦秩序的安危、帝国事业的兴衰，就这样在无形中被寄托于政治人物个人之间的角力及其成败上。

希波战后年代，雅典帝国事业正值关键的战略机遇期，雅典政坛却倾轧不断，政局危如累卵。有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这样的政治家，雅典能够有效克服民主政治自身的诸多弊端，同时借助他们个人的聪明才智，将民众激情引上良性轨道，也正是在他们主政时期，雅典国势日隆，帝国事业蒸蒸日上；而一旦帝国事业被交到尼西阿斯这样的人物手里，等待雅典人的只能是一败涂地。

本章聚焦地米斯托克利（前524—前459）。在雅典帝国史上，有两个时代至关重要，且分别与两位政治家的名字紧密相连：一个是地米斯托克利时代（前493—前471），另一个则是伯里克利时代（前460—前429）。如果说地米斯托克利是雅典帝国事业的奠基者，那么伯里克利则是雅典帝国事业的积极推动和巩固者。两位政治人物作为两个时代的“缩影”，他们的品格和行迹无不折射出雅典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透视出雅典帝国与雅典民主背后的成败利钝以及可资反思的政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