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诗人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出身雅典名门，生卒年代不详，曾受教于修辞学家安提丰（Antiphon），据说曾在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和其他雅典青年共同聆听希罗多德讲述希波战争传奇，与政治家伯里克利、哲学家苏格拉底、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交游甚密。依据其著作提供的零碎信息，研究者推测修氏大致生于公元前460年。雅典与斯巴达战争（前431—前404）期间，修昔底德正值壮年，他亲历雅典瘟疫，在色雷斯地区拥有私家金矿，曾担任雅典派驻色雷斯地区的海军将领；公元前423年与斯巴达交战中因援救不力而遭放逐，转而著述自己正在经历的斯巴达与雅典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图5-1 哀悼的雅典娜
修昔底德被放逐，恰如史迁遭腐刑，皆意有郁结，发愤著作，述往事，思来者；修氏笔下的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亚西比德，恰如史迁笔下的伯夷、叔齐、屈子、韩非。著述家驰骋古今，寄寓心意，思索命运浮沉，探问邦国兴替；他们皆有良史之才：“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同样，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事实上，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可以作为广义的文学著作来读。中译本标题“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很容易使现代读者望文生义。实际上，该书本来并无标题，且修昔底德行文中也从未使用“historia”一词，只有“sunegrapse”，意为写作、记录、编纂、探究。“historia”是希罗多德较早使用的，现代英译者往往直接将该语汇转译为“history”（历史），然而希罗多德使用的“historia”却不同于后来历史科学中的“历史”，其意为“探究”（enquiry），即由科学观察和调查研究而获得的知识、有选择性的叙述（打听的情况），其词根有“看”或通过看而达到“知”的意思。为此，晚近修昔底德英译者在标题中索性去掉“history”字样，改用“The Peloponnesian War”或“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汉语学术界则有人主张用《战争志》或《修昔底德·史记八书》等，皆意在避免不必要的歧义和误会。
尽管希罗多德被尊为“历史之父”，但现代历史学者似乎更加认同修昔底德，据说是因为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更为“客观”，依据是修氏对希罗多德不点名的批评：在修昔底德看来，作为散文编年史家的希罗多德关心更多的是如何引起听众的兴趣，而不是说出事情的真相；修氏宣称自己“只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2)可惜这又是现代历史学者的一场误会，因为修昔底德紧接着就坦承，占据四分之一篇幅的演说辞大部分是自己依据特定场合的要求而替演说者创作的。这种笔法也被后学柏拉图广泛采用，如《斐多篇》中柏拉图就明示自己那天病了，未在现场，但读者并不会觉得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临终前的言谈举止与苏氏本人有任何龃龉之处；同样，我们阅读修昔底德的著作，似乎也觉察不出这些演说与特定场合有丝毫的违和感，也不会觉得叙事脉络因这些演说而中断。这一点提醒我们注意：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甚至荷马之间的差异可能更多的是文学样式上的差异，他们之间的文学精神的继承性或许更值得关注。
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荷马之间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写作主题均围绕战争展开，如果说特洛伊战争和希波战争发生在希腊人与异族人之间，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希腊人的一场空前的内耗，其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为深远。为此，修昔底德这样写道：
任何人，只要着眼于事实，这场战争的规模超过历次战争……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有些是外族军队做的，有些是希腊国家自己做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有些是在实际的战斗中，有些是在国内革命中。……广大地区受到猛烈地震的影响；日食和月食比过去所记载的都频繁些；在全希腊各地区有广泛的旱灾，继以饥馑；有严重的瘟疫，它所伤害的生命比任何其他单独的因素更加多些。战争爆发后，所有这一切灾难都一齐降到希腊来了。(3)
在古希腊叙事文学传统中，荷马史诗作为一种诵唱艺术，在形式上采用标准的六音步格律；希罗多德开创了一种新的散文叙事体，为希腊文学传统带来了一场革命，但为了便于在广场上直接向人讲述，依然保持了口头形式；而修昔底德则开始使用较为规范的书面语形式，句法严整、意味深长却略显晦涩。但读者切不可忽视他们之间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贯性，即他们都在讲述战争，却并不局限于战争本身，而是力图揭示战争这一非常状态下人性与政治的丰富图景；他们的文本都贯穿着沉郁的悲剧母题。希腊悲剧的核心是英雄与命运之间的持续性紧张，无论是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希罗多德讲述的波斯帝国，还是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帝国，均渗透着浓厚的悲剧基调。如果柏拉图的36篇对话可以被视为充满思辨的“哲学戏剧”，那么修昔底德的长篇战争叙事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政治戏剧”。(https://www.daowen.com)
修昔底德的戏剧手法使他将传统的希罗多德式“听众”转变为“观众”，而行文中大量演说辞的运用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内在思想（logos/speech）与外在行动（ergon/action）彼此彰显，人物与事件相互映衬。修昔底德将希腊本土和西西里作为戏剧舞台，而舞台的两大主角正是斯巴达和雅典，它们分别代表希腊政治的两个极端：从制度形式上看，斯巴达实行贵族政体，雅典实行民主政体；从城邦品性来看，借用梁启超先生的概括便是，斯巴达主干涉、重阶级、善保守，而雅典主自由、重平等、善改进；斯巴达尚武、刻苦，而雅典则右文、乐利。两个城邦之间彼此对应，贯穿修昔底德战争叙事始终，有关这一对衬的理论意义，笔者将在本书第六章“古典希腊‘双城记’”集中讨论。
修昔底德对宏大的战争线索的驾驭能力令人叹为观止。与希罗多德文本中不时的回转插叙式叙事方式不同，修昔底德将编年体对时间序列的遵守与纪事本末体对事件因果的强调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战争叙事采用“复调式结构”，即小事件共同推动大事件，故事从低潮到高潮逐步展开，事件、人物、场景之间依次转换，前后左右彼此烘托，战争双方战略战术选择与背后不同个人及其派系势力之间的较量互为表里。修昔底德这里采取的正是古希腊悲剧（如索福克勒斯《奥狄浦斯王》）的叙事手法，即从一开始预埋“伏笔”，设置“悬念”，逐步演进直至大事件全面爆发。例如西西里远征无疑是修昔底德整个战争叙事的转折点，这类似于悲剧的最高潮，修昔底德在第一卷就有交代，即在斯巴达与雅典正式宣战前，在科西拉与科林斯围绕伊庇丹努的争端中，雅典之所以选择与科西拉结盟，其中重要缘由之一在于科西拉的地缘优势，它是前往意大利尤其是西西里的沿海航道中转站，而西西里也是伯罗奔尼撒人从北非输入粮食的重要通道；因此仅仅从军事战略看，雅典必然会对西西里保持持续警惕。在战争进入第17年即公元前415年，战局陷入胶着状态的情况下，雅典最终选择入侵西西里，发挥自己海军的优势，寻求战略突围，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当然其中还包括各种具体因素的综合作用，如西西里城邦集团之间权力平衡被打破，厄基斯泰在本城邦于西西里处境不利的情况下采取外交欺骗手段寻求雅典支持，亚西比德个人的政治雄心，等等。如果将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视为一部悲剧作品，那么西西里远征既是悲剧的最高潮，也预示着悲剧的终结，恰如奥狄浦斯因发现真相而自残双眼。按理说，修昔底德写到第七卷雅典远征军全军覆没便可收笔，但他还继续写了第八卷，而该卷的写作风格与前七卷大相径庭；这让许多研究者颇感困惑，有关议题笔者将在本书第八章“民主帝国与政治人物”中讨论。
雅典之所以在公元前415年孤注一掷倾巢出动远征西西里，寻找战略上的军事突围，这是雅典人在老贵族尼西阿斯和政治新贵亚西比德的两种“帝国”主张激烈辩论后所做出的抉择。修昔底德对公民大会上两人的唇枪舌剑做了非常细致的描绘：尼西阿斯主张雅典应避免卷入西西里地区事务，守土抗战，通过战略消耗逼迫斯巴达主动与雅典媾和；而亚西比德固然有个人野心，对此他自己也直言不讳，他主张主动出击、以攻代守，这一策略本身却并无错处，并最终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鉴于雅典之后的远征全军覆没，后来的研究者往往认为，雅典此次远征是公民大会（甚至民主制度）做出的错误决定；他们宣称，如果雅典秉承战争初期伯里克利的坚壁清野战略，就不会导致这一无可挽回的后果。然而，细心的读者只要注意到战局的发展和雅典当时的处境，就可以明了上述论断只不过是所谓“后见之明”罢了。
事实上，西西里远征本身并非战略上的失误，这一点修昔底德也不否认，他指出雅典的失误在于未能及时援助。雅典远征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致命的在于雅典选择了最没有远征意愿的尼西阿斯担任首席将军。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极力推动远征战略的亚西比德刚刚到达西西里，便因雅典城内赫耳密神像事件而被召回受审，致使西西里远征——这一事关雅典帝国生死存亡的重大军事战略的实施，最终却交到了从一开始就对这一战略并不看好且毫无热情的尼西阿斯手里，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颇为吊诡的是，眼见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尼西阿斯转而夸大远征所需兵力，借以拖延甚至迫使公民大会取消远征计划。然而尼西阿斯这一反向策略非但未能阻止，反而使雅典为这次远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不过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不考虑其他干扰因素，雅典任命的三位远征军统帅尼西阿斯、亚西比德、拉马卡斯，在军事上应当说是一个最佳团队组合：尼西阿斯老成，亚西比德富有才干，拉马卡斯果敢，假如亚西比德未被召回并在中途叛逃至斯巴达，尼西阿斯在西西里的战术稍微积极主动一些，拉马卡斯未过早阵亡，尼西阿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及时撤军……所有这一切早已成了令人遗憾的假设，雅典帝国在雅典人的精明筹划中一步步走向覆灭的不归路，雅典人的智慧最终还是未能扛得住命运的戏弄。记得斯巴达在战争前夕曾经派人到德尔菲去求问神谕，阿波罗女祭司的回答是，只要全力以赴，胜利终将属于斯巴达人。雅典帝国就如同悲剧中的英雄，在竭尽才智与自己业已注定的命运辛苦缠斗之后，最终却戏剧性地将这一命运兑现。
鉴于此，我们不妨将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作为一部“悲剧诗”来读，修昔底德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