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修昔底德《战记》：学术志业与帝国事业
霍布斯生于1588年4月5日，据说母亲因听到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的消息，受到惊吓意外早产。对此，霍布斯曾以略带调侃的口吻回忆，“恐惧”是自己的双胞胎兄弟；显而易见，“恐惧”也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关键词之一，即对知道曾经有损于自己或不知道是否有损于自己的事物的嫌恶、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正是促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主要激情。可以说，“恐惧”作为自然状态中人们的主导性情感，是进入政治社会的核心动力。
从1588年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到1602年英格兰接受西班牙军队投降，经过14年的海上争夺战，英国这个一度偏安一隅的贫弱小国，在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2）的领导下迅速成长为欧洲强权国家。然而，对外战争的胜利并未换来国内政局的稳定。事实却是，英国国内陷入了长期的内讧动荡：王权与议会、政治与宗教、教派与教派之间纷争不断，英国在内战的漩涡中越陷越深。而就霍布斯所身处的时世来看，其与修昔底德有着惊人的类似：在新的海上帝国开始崛起的同时，国内党争却日趋白热化，民主革命导致国内政局陷入紊乱。新兴的英吉利帝国能否避免重蹈两千年前雅典帝国的覆辙？这或许正是霍布斯在众多古典著述家里由衷青睐修昔底德的直接缘由。而对霍布斯来说，英译修昔底德《战记》既是其政治思考的起点，也是英帝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629年，正值英王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双方的政治裂痕也日趋明显之时，修昔底德《战记》新的英译本问世。霍布斯在第一版扉页即明示，这个译本是直接依据希腊文翻译的，其准确性显然超越了业已印行于世的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olls）1550年的译本，后者据说是从法译本转译的，而法译本又是从拉丁译本转译的。
要理解霍布斯翻译修昔底德的用意，自然需要关注霍氏本人的叙述，即“献词”“致读者”以及作为附录的“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与历史”(2)。而对于当时已届不惑之年的霍布斯来说，翻译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向英语世界非希腊语读者介绍修昔底德的著作，而是译者与原作者即霍布斯与修昔底德之间更为直接的对话过程。在“致读者”中，霍布斯毫不讳言自己对修昔底德的钟爱，在古典著作家中，修昔底德于历史，恰如荷马于史诗、亚里士多德于哲学、德摩斯提尼于修辞学，他们在相应领域内所树立的高度令后人高山仰止。在霍布斯看来，修昔底德代表了历史著述的最高典范：
图2 《战记》霍布斯英译本扉页
历史著述的首要职志在于：通过关于过去行动的知识，教育人们，使他们能够在当下智虑明达，对未来深谋远虑，只有修昔底德堪当此任。……修昔底德是最有政治头脑的历史著作家（the most politic historiographer）……他遴选事实，甄别次第，凌云健笔，力透纸背，正如普鲁塔克所言，修昔底德把听众变成观众……修昔底德的上述诸品质让我对他钟爱有加，使我油然而生与他进一步交流的冲动：这一下子促使我投入翻译工作。(3)
在霍布斯看来，那些明智好学之士，若能够仔细研读修昔底德，必将大有收获，而修昔底德本来的写作对象正是这部分人。在呈递给自己的保护人威廉·卡文迪许伯爵（Sir William Cavendish）的“献词”中，霍布斯这样写道：
向阁下举荐修昔底德，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并非因他出身王族；修昔底德之所以值得阁下垂青，在于他的著作，缙绅将从中获得良师益友，学会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尽管阁下从小深受英雄品行的熏陶和训诫，我仍然可以信心满满地向您推荐这本书，它将会对您的成长助益良多，尤其是在您即将步入成年自立自为之时。因为在历史上，荣耀与羞耻判然两立、界限分明；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混淆不明，而不为所惑的明辨之士却寥寥可数。(4)(https://www.daowen.com)
可见，霍布斯的学术志业即面向实践的经世之学，其核心旨趣在于培养堪当治国安民之大任的士大夫和立法者。
在晚年完成的拉丁文诗体《自传》中，霍布斯写道，在他所接触的所有古典作家中，最使他倍感亲切的还是修昔底德：
他向我揭示了民主政治如何无能，一个人的贤明远在群众之上。我之所以翻译这位著作家，是想让他直接向英国人发话，提请他们警惕那些滔滔之士的华丽言辞。(5)
在这里，霍布斯显然在暗示英国议会下院那些借民主、自由、权利之名，煽动群众造反趁机浑水摸鱼、争权夺利的阴谋家们。在霍布斯心目中，英译修昔底德《战记》将为英国人提供自我审视的“窗口”，作为他们反观自身的一面“借镜”。阿提卡半岛曾经的闹剧似乎正在英伦半岛重演，只不过新的舞台有了新的演员登台：群众陶醉于民主幻觉，政客摇唇鼓舌，煽动民众情绪，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民众纵情任性，蔑视一切权威，政客专意于私人野心、个人打算；党派醉心于阴谋诡计，为消灭对手不惜孤注一掷，宗教成为阴谋集团争夺权位、消除异己的挡箭牌；雅典政坛最终沦为庸众与掮客的竞技场，致使帝国内力遭遇釜底抽薪，国势横遭凌夷……霍布斯在让希腊人修昔底德说英语的同时，也在通过修昔底德向英国人传达某种政治教诲；在这一过程中，两位哲人实现了智性上的高度默契。修昔底德热爱雅典，但他首先热爱的是真理，只有热爱真理才使他不为党见左右，直接面对事实本身，不自欺欺人；才使他的著作与天地久长，与日月同辉，具有了恒久的教育价值。在修昔底德那里，热爱真理正是热爱祖国的前提。为此，霍布斯引述罗马哲学家兼修辞学家琉善（Lucian）的《历史应如何书写》一文说：
历史书写者在著述中应当使自己成为局外人，他没有祖国，只遵奉自己的律法；他没有国王，他只关注事情本身，无论人们喜欢还是厌恶。(6)
与修昔底德遭际类似，霍布斯一生颠沛流离，其著述言论志在有益于国是，却横遭各个政治派系攻击、迫害，甚至几度命悬一线，被迫流亡异国他乡。民主派认为他为专制君主辩护，保王党人认为他别有用心；旨在“使数以千计的绅士们可以安心地服从现政府”的《利维坦》被指控宣扬“无神论”，有“反宗教和渎神嫌疑”，而作者本人则被指控为“叛国分子”。在“修昔底德的生平和历史”一文中，霍布斯以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苏格拉底的遭遇自况；修昔底德虽然未遭到类似的厄运，但从他对尼西阿斯行迹的描绘中，霍布斯发现，修昔底德能够做得既不那么迷信，也不让人觉得自己是无神论者。对于那些提醒人民面对自身缺陷、提出审慎建议以利国是者，人民往往咬牙切齿，欲迅速除之而后快；而对那些为谋取权位和私利不惜将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鸡鸣狗盗之徒，人民却将他们奉为贤明。与个人相比，群众（multitude）往往是非不分、自以为是且胆大妄为。失去了“第一公民”伯里克利的雅典民主，逐步堕入无序，进而走向疯狂，最终自我毁灭。(7)
对霍布斯来说，如果说英译修昔底德的现实意图仍然略显委婉的话，那么，他耄耋之年写成并在去世后最终公之于世的《狴希莫，或长期议会》，则是对英国内战这一紧迫问题更为直接的回应和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