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两种制度及其意义
如果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视为一部史诗悲剧，那么斯巴达和雅典无疑是这一悲剧舞台上的两大主角，他们彼此对立却又相互反衬。斯巴达人尚武轻文，不著一字，却留下了许多不断激发后人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传奇：重装步兵、温泉关、列奥尼达(13)……耐人寻味的是，在雅典著作家笔下，斯巴达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经常被奉为典范，借以反思雅典，进而探讨理想城邦现实可能性的实证素材。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们都不难发现当时斯巴达城邦的影子。
斯巴达推行寡头政体；雅典则实行平民政体，基于各自同盟稳定性的考量，他们分别强迫各自的同盟国也实行与本邦一致的政体；而随着战争日趋白热化，雅典到处破坏寡头城邦，斯巴达则到处压制平民城邦，希腊世界因此分裂为以雅典代表的“民主阵营”和以斯巴达为首的“寡头阵营”。从政治、军事到意识形态，这一两极对峙格局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被强化。修昔底德并未直接列举两大城邦宪制的具体条文，也未如哲学家那样从概念入手条分缕析现实和理想的政体类型，而是从它们各自的实际运转中呈现政体的现实样态：寡头政体守成审慎，平民政体则趋新急进。如同样是私通波斯案，斯巴达监察官在处理国王波桑尼阿斯叛国案（前478）的过程中行事格外审慎，这与雅典公民大会在处理地米斯托克利过程中的草率躁进适成对照。斯巴达社会等级森严，斯巴达人（Spartiates）、边民（Perioikoi）、希洛人（Helots）彼此界限分明、等级森严；希洛人被迫作为城邦奴隶，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斯巴达人对他们实行铁腕统治，对其暴动进行残酷镇压。斯巴达不筑城墙，其目的在于培育公民的勇武精神，对外敌入侵时刻保持警觉。为了保持传统风俗，斯巴达严格限制人员出入国境，在他们看来，外界的奢靡之风往往对斯巴达人构成诱惑，极易败坏斯巴达人的淳朴民风。与此相对，雅典社会崇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分配公职首先依据一个人的才德而非出身；雅典城墙高厚，却能开放包容，通过不断降低公民权资格标准，广招天下英贤，鼓励社会竞争，多能多得。斯巴达人强调个人对城邦的绝对服从，公民谨守祖宗礼法，不越雷池半步，组织纪律严明；人民性情单纯，寡言内敛，不事张扬，行动尚武果敢，民风敦厚朴素。而雅典人则趋新顺变，与时俱进，高扬个性，崇尚自由，注重文教；人人能言善辩，民风安逸奢侈。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政治人物个个栩栩如生、表情丰富、个性鲜明，读之如在眼前、活灵活现，如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德摩斯提尼、克里昂、尼西阿斯、亚西比德；而斯巴达政治人物包括监察官、国王、将军在内，大多（其中伯拉西达例外）形象刻板，拒人千里。修昔底德在描绘战争双方时虽然篇幅上相当，但雅典无疑处于更加显要的位置；修昔底德的著述立场不偏不倚，但细心的读者总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著述家对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前途命运深深的忧患意识，而雅典民主制度在伯里克利去世后所发生的迅速畸变更是令修昔底德难以释怀。
图6-3 斯巴达遗址
任何制度的运转，一方面取决于该制度在建制上的权力分配机制，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作为制度操作者的人的状况；而一种制度的长处背后往往隐藏着它的短处，其长处发挥到极致的时刻，也正是该制度的短处迅速暴露的时刻。修昔底德通过对伯里克利去世前后雅典民主制度截然相反的表现的细致描绘，为读者思考这一复杂且微妙的政治学理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伯里克利时代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其影响力执希腊世界之“牛耳”，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雅典自由开放、兼收并蓄的民主制度；对于这一点，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国葬演说中做了最为直观的描绘。但修昔底德同时提醒我们注意，雅典民主制度要发挥其固有的长处，离不开伯里克利这位贤明练达且廉洁奉公的领导者，他为雅典民主制注入了理性和明智，使公民大会不被多数人一时的激情和任性所左右。斯巴达大军压境，身为国王兼统帅的阿基达马斯派使者前往雅典城，试图威逼雅典屈服。伯里克利将斯巴达使者拒之城外，不让其接近公民大会。斯巴达军队入侵阿提卡，破坏雅典郊外财产。伯里克利早有预判，斯巴达国王无论是出于私人交情还是政治计谋，在经过自己的地产时若不予破坏，这无论如何都会引起民众对自己的恶感。伯里克利深知雅典民众的脾性，为了提前消除民众对自己固守城垣战略的怀疑，他在公民大会上宣布：假如自己的财产未被斯巴达军队破坏，他愿意将其捐献国家。眼见斯巴达军队驻扎在距雅典只有约十公里的阿卡奈，雅典城内群情激愤，民众开始对伯里克利指责谩骂，认为他们目前的困境都是伯氏消极防御策略的苦果。伯里克利对自己的军事主张坚信不疑，为了避免雅典人由于恼怒而误入歧途，他不召集公民大会或其他形式的会议。斯巴达第二次入侵阿提卡，在战争和瘟疫的双重困境下，雅典民众再次将愤怒转向伯里克利。对此伯氏早有预料，他及时召集公民大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消除民众的愤激情绪，将他们引向温和和自信。可以说，雅典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及其自身开放性优势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伯里克利这样的“哲人王”式的领导者。职是之故，修昔底德说雅典在名义上实行民主政治，但实际权力掌握在第一公民手里，“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14)。在民众面前，伯里克利既不会媚俗逢迎，更不会倨傲自大；在他们盲目自信时他提醒他们保持谨慎，而在他们灰心丧气时他不失时机恢复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对于伯里克利这位雅典民主不可或缺的领导者，普鲁塔克这样评论道：
他那招人嫉妒的权力，曾被称为专制独裁，如今看来，却是政体中的中流砥柱。他能使城邦当时所遭受的种种败坏和邪恶缓和下来，减到很低的限度，把它们掩盖起来，不让他们成为不可救药的祸害。(15)
在战争第三年即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因身染瘟疫突然离世，这意味着雅典民主从此失去了其长期赖以凭借的支柱。“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自身的优势非但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其劣势却在政客们的私人打算和个人野心的推动下随着战争进程不断放大。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政治家们要么结党营私，彼此倾轧，不择手段，携私报复，要么为了个人或集团的好处不惜牺牲城邦公益。尼西阿斯德行高贵却胆小怯懦，性情内敛却格外虚荣，致使他在战时汹涌的民主声浪中骑虎难下，疲于自保。他通过夸大所需兵力以阻止西西里远征的下下策略，非但未达到目的，却在客观上促使雅典倾巢出动，导致后防空虚。皮革匠出身的克里昂笼络民众，纵横捭阖，操弄民意，利用各种机会为自己在政治上寻找进身之阶。亚西比德野心勃勃，公开贬低民众，自我标榜吹嘘，自视甚高，不懂节制，处处树敌。在民主政治面前，雅典新一代政治家进退失据、措置失当，不仅个人政治前程被葬送，雅典一度近在咫尺的帝国事业也在他们手里被毁于一旦。(https://www.daowen.com)
图6-4 伯里克利去世（前429）
鉴于雅典民主制度在雅典帝国事业中的失败记录，18世纪的帕伯琉斯们在缔造美利坚合众国的实验中将其引为“前车之鉴”。麦迪逊指出，以雅典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制经常成为党争的温床：
直接民主，从来就是骚乱和对抗的竞技场，个人的安全和产权，从未得到保障。总体来说，直接民主制，都是短命的，而且死得暴烈。(16)
而美利坚人拟议中的共和政体将开辟与纯粹民主制完全不同的政治前景，它实行代议制，即“政府的所有权力，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人民大众；由胜任官职的人执政，任期有一定的限制，或行为良好得继续任职”(17)。通过将大共和国与小共和国、人民主权与各邦主权结合起来，麦迪逊认定，在控制党争方面，新的美利坚联邦将会比民主政体更加有效，其原因有二：代议制能够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提炼和扩大公众意见，在选择公共福利的合适保护人方面，大共和国要比小共和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野心家或阴谋家更难成功；共和政府比民主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广阔的领土，能够包罗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使得不讲正义和图谋私利的多数难以形成，难以采取一致行动。
然而，遗憾且耐人寻味的是，帕伯琉斯的这一空前系统的理论反思和立法实践，并没有使新的美利坚联邦完全摆脱党争甚至内战的阴霾。在帕伯琉斯之后不满百年，作为党争的直接后果，南方与北方长达四年（1861—1865）的血腥战争一度使美利坚联邦濒临崩溃的边缘，国父们冀望的“更加完善的联邦”又一次面临再造共和的严峻挑战，这一任务最终落在了林肯这样的伟大政治家肩上，这当然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