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坚贞的悲歌——看《上邪》的爱情悲剧色彩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一曲汉乐府民歌以其感情的坚贞热烈、想象的新颖奇特，激引着无数代的痴男怨女写下海誓山盟的爱情乐章。《孔雀东南飞》中“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与其近相呼应，唐五代无名氏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今日之流行歌曲中仍有其不绝之余响。《上邪》的影响可谓深远。然而，透过其坚贞热烈的表面，我们似乎可以隐隐感觉到它隐含着的一层不幸与悲伤的气氛——诗歌所用的五种自然现象在现实中确实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一旦出现，便意味着世界末日，意味着人类的灭顶之灾，此其一悲；其二，在艺术虚构的世界里，不可能的也可以变成可能，岂不闻苌弘化碧，望帝啼鹃，“飞霜六月因邹衍”，窦娥的三桩不可能的誓愿也最终得以实现（这些可都是悲剧性的）。所以说，艺术的世界里没有绝对的必然，《上邪》的誓词本身就已包含着前途未卜的成分。
不管是女子自誓也好，还是男子假托女子口吻自誓也好，总之是女子“自誓”。问题在于：为什么诗词开篇就是一个呼告“上邪！”向天发誓，这一方面反映了汉时人对天（神）的态度，另一方面却并非如此简单。汉初，人们崇视天（神），方士迷信活动一度猖獗，《史记》记载：“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但是正如彭卫先生在《汉代婚姻形态》中所说的：“汉代婚姻思想中的神学色彩是极为淡薄的。”何况，自董仲舒出现以后，汉代最为流行的乃是“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的“天”概念，有三层含义：神灵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统言之，天是有目的有意志有道德的人格神。正是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讲“天人同类”“天人相副”“同类相动”，认为天和人、人和物之间能互相感应。“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既然天能和人相互感应，而天又是如此之“仁”，那么上天当能感应这一女子内心的衷情从而降福于她吧。如此一来，这个女子的指天发誓便有了求天赐福、求天垂怜的意味。求天垂怜，向天发誓，而不是向男子发誓或与男子同誓，表明潜意识里对于男子并没有绝对的信任。这一点疑问在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冬歌中有明白的表示：“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考察一下历代爱情诗表现出来的男子对爱情的态度，可知这一疑问并非无的放矢。
纵观封建社会历代写情诗，男子对爱情的大体态度不外乎以下三种：
一是名物的玩赏，即仅仅把女子（爱情）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来品鉴、玩赏，带有很明显的轻薄意味。梁陈迄至初唐宫体诗的繁盛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试看萧纲《咏内人昼眠》：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娼家。
这是一首很典型的宫体诗，诗人根本没有写男女双方的感情交流，而是用一种类似静物写生的方法，分别从女子的面容、发髻、肌肤、内衣等方面对女子的睡态作了精细的描摹，与咏物并无多大的差别，“或者竟可以说是咏物诗之一种”，与爱情毫无关系。
二是对女子确有喜爱，但却只是单纯的慕色。曹植《洛神赋》、张华《情诗》、花间词甚至二晏词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此种倾向。后代才子佳人小说的泛滥从侧面也反映了这一点。“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几成模式。男子的爱来得如此之肤浅，《西厢记》中红娘一语道破天机：“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兵之策？”
黑格尔说：“爱情中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是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示出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反之，缺乏这种精神内涵，只是为满足感官的享受，如慕色，如名物玩赏般的泄欲，就不是真正的爱情。
三是确有真情迸发者。“人生来是平等的”，人类社会之初，男女相爱尚比较自由，《诗经·国风》中爱情题材一度繁盛，且风格大多明朗欢快。汉乐府大体继承了这一传统。随着阶级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封建意识日趋浓厚，礼教束缚甚多，爱情题材相对消歇。自南北朝乐府民歌之后，反映平民爱情生活的作品少之又少。直到唐诗的繁荣，爱情诗才又重新得到健康的发展。但这些爱情诗或爱情主体的命运如何？我们且来看其代表人物元稹和李商隐。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哀艳”，已见其悲情特质，何况元稹的这些诗立即遭到了两个方面的贬损。一方面，卫道者（他们不也是男子吗？）因他们违背礼法而粗暴地加以否定。如李戡说：“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另一方面，一些浅薄轻狂的士人没有元稹的真挚感情而竞相学习写艳诗，走上了淫靡的歧途（这也正好说明了我前面所说的一、二种情况），从而使诗人的声誉大大受损。“元轻白俗”的评价与此不无关系。
再看李商隐。李商隐可说是唐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最优秀的爱情诗人，但正如大多数研究者所看到的，他所描写的爱情，都是“悲剧性的爱情”。如他的《无题》诸诗中有下列诗句：“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第一句写长夜漫漫，默默等待，消息断绝的无限惆怅与绝望的心情。强烈的对比中，深含难以言说的哀痛。第二句用“已”“更”的反情理组合，将爱情间隔的距离推向无穷远，从而揭示出执着追求无望爱情者的悲剧命运。第三句用“莫”警示自己，不要让“春心”与春花“争发”，因为最终的命运只能是相思成灰，毫无希望，写出了承受相爱却不能相守的悲剧重压的深重慨叹和因追求导致幻灭的悲哀。
李商隐，这个被时人指责为“无行”的情种，的确是一个“深情绵邈”的歌者，但毕竟是一个悲苦的失败的歌者。
总而言之，封建社会的历代男子，要么仅仅把女子作为玩赏的对象，要么单为贪恋其花容月貌，真正产生纯粹爱情的绝少，偶尔有之，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因自身的问题或客观的压力陷入幻灭的悲哀。比如《长恨歌》，写得固然缠绵动人，但“爱江山更爱美人”只能是一句口头的话语（其实是只爱自己），任他唐玄宗刻骨相思，又怎能挽回杨妃的一缕幽魂？“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女子的痴情誓言，大多是一厢情愿的呼声，极少能得到真情的回应，即使有，也只是几声或长或短的叹息。找遍《上邪》，此女子所爱恋的对象始终不曾出现，他的形象模糊乃至虚无，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而且遍观汉魏逮至明清的爱情诗，我们看不到男子有过这种坚贞痴情的誓言（表白）。或许，这只是女子的一个爱情理想，而那个假想的恋人，不过是她心头的幻影。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就是这样的执着与深情。再读《上邪》，在为誓者的这种坚贞痴情感动的同时，细心的读者不免会发出另外一个疑问：这个女子为什么要发誓要表白？“不平则鸣”，可见这种表白意味着他们的爱情正承受着外界的巨大压力，有着客观的种种隐患，恐怕正有什么要阻止或拆散他们，她才这样信誓旦旦的。这种种的压力或隐患包括：封建家长制对男女爱情自由的限制；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给妇女带来的侮辱和不幸；繁重的徭役、兵役导致相对稳定的爱情或婚姻关系出现振荡；封建士子的远行、出游、求学、求仕，造成的恋爱双方的生离死别。诸如此类，不容赘述。
总之，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影响，封建社会女子的爱情多难如愿。偶有少数幸运者，能排除万难，与心爱的男子顺利结合，由于“三纲”“五常”“六纪”“七出”等封建礼教的野蛮压制，其婚姻前景也不容乐观。
爱情愿望既难实现，即使实现，也极有可能被送进不平等婚姻的坟墓，无怪乎《上邪》的这位女子要破釜沉舟，指天为证，发出如此重誓了！
这是一曲坚贞的悲歌。历代封建社会男子对爱情的态度让人是如此之失望，外界的客观压力又是如此之巨大，男女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又是如此之不平等，所以，封建社会女子的爱情命运只能是悲剧的结局。一曲《上邪》呼天抢地，唱出了几多坚贞，几多无奈，几多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