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花Edith Maude Eaton（1865—1914）
Edith Maude Eaton（1865—1914）
北京外国语大学 潘志明
伊迪丝·伊顿（Edith Maude Eaton，1865—1914）被公认为第一位华裔美国短篇小说家。她以笔名水仙花（Sin Sin Far，早期拼作Sui Seen Far或Sui Sin Fah）发表描写华裔美国人生活的短篇小说，被认为是华裔美国文学的精神之母。伊顿出生在英国麦克莱斯费尔德，在十四个兄弟姐妹中排名老二。伊顿的父亲爱德华·伊顿出生于英国丝绸商人家庭，母亲格雷丝（Grace A.Trefusis，又名Lotus Blossom）是中国人，幼年为英国传教士收养，接受过英国教育。伊顿七岁时，爱德华携妻子儿女移居纽约，但最终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利尔定居。由于家境不佳，伊顿十岁辍学，帮助母亲操持家务，维持生计。19世纪80年代开始，伊顿先后做过排字工、速记员、新闻记者，同时还坚持不懈从事文学创作。
1880～1890年间，伊顿发表了早期的8篇短篇小说和小品文（包括“A Trip in a Horse Car”、“Misunderstood： The Story of a Young Man”、“A Fatal Tug of War”、“The Origin of a Broken Nose”、“Robin”、“Abermarle’s Secret”、“Spring Impression： A Medley of Poetry and Prose”以及“In Fairyland”）。这些作品署名Edith Eaton，写的是英裔或法裔加拿大人的故事，与华裔北美人的经历无关。1896年，她访问纽约唐人街，并开始以“Sui Seen Far”这一笔名发表一组以唐人街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内容涉及赌博（“The Gamblers”）、属性错误（“Ku Yum”）、文化反抗的代价（“The Story of Iso”）和爱情悲剧（“A Love Story of the Orient”以及“A Chinese Feud”）。除了“The Gamblers”只涉及华人男性之外，这些故事描写的都是华裔女性的生活悲剧。比如，“The Story of Iso”讲述的是主人公反抗文化习惯，拒绝包办婚姻，跟着外国人漂洋过海，最终客死他乡的故事。
1896年，伊顿前往牙买加首府金斯顿，接替其妹妹温妮弗蕾德·伊顿成为《高尔时事通讯》（Gall’s Daily News Letter）的记者。1898年，伊顿到了美国西海岸，先后在旧金山、西雅图和洛杉矶等地靠速记、教书艰难度日，同时创作、发表以华裔美国人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并撰写以唐人街为主题的文章，其中包括1903年发表在《洛杉矶快报》上的一组文章（“In Los Angeles’ Chinatown”、“Betrothals in Chinatown”、“Chinatown Needs a School”、“Chinatown Boys and Girls”、“Leung Ki Chu and His Wife”、“Chinese in Business Here”、“Chinese Laundry Checking”）。这些文章怀着同情的态度，描写华裔美国人的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动，与当时对华人的偏见有着天壤之别。这个时期伊顿的短篇小说探索华裔个人的生活经历，同时也涉及社会焦点问题。《水仙》（“Sweet Sin”）所描写的女主人公与伊顿一样是欧亚裔混血儿，甚至主人公的名字“Sweet Sin”也与伊顿笔名中的“Sui Sin”音似，所不同的是水仙的父亲是华裔商人，母亲是美国人。水仙违抗父命，不肯嫁给华人，在前往中国前夕自杀了。《林强》（“Lin John”）则描写主人公林强省吃俭用想从妓院为其妹妹赎身，把她送回中国去，但她偷走了林强省下的钱，使他的计划落空了。《华人以赛玛利》（“A Chinese Ishmael”）牵涉到唐人街的暴力问题，讲述了一对恋人翟雷和女奴苦玉为了逃避华人恶棍的迫害，迫于无奈而跳海自杀的事。这些小说中的华人移民不同于美国主流文化对华人的刻板形象，都是社会环境造就的普普通通的人物。
1909年，伊顿在当时著名的纽约报纸《独立者报》上发表自传性文章《一位欧亚裔的回忆书笺》（“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该文记述的是作者的生活片断，其中包括因为保姆认为她说瞎话而被母亲搧耳光、因为母亲是华人没有人跟她讲话、一个英国老头发现她是华人而称她为有趣的小东西、受白人儿童欺侮、多子女家庭的烦恼、在某中部城市因为是华人而被上司K先生看不起、在牙买加被英国水手当成轻浮的中国少女而感到的侮辱，以及在美国西海岸受到华人欢迎的经历等等。这些从一名欧亚裔女性心灵深处择取的生活片断，展示了作者对父母双方文化背景的公正态度；其独特的欧亚裔身份使伊顿不仅看到白人对华人的偏见，也让她洞悉她母亲的民族与她父亲的民族一样有文化偏见。同时，这一独特的视角也让伊顿抱着欣赏的态度看待两个民族。她与华人的交往使她认识到，偏见是可以通过交流消除的。文章还表明，伊顿理解不同的欧亚裔个人面对自己特殊身份时的不同选择，并对他们报以同情。她认为个性高于民族性，并在东西方之间持中立态度：“我把右手伸给西方，把左手伸给东方。”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记述的也并非都是事实。例如，既然K先生不知其华裔混血身份，他就应当以伊顿的学名称呼她，而不可能称之为“花小姐”（“Miss Far”）。
1910年，伊顿移居波士顿，谋求文学创作事业的更大发展。1912年5月，伊顿在《波士顿环球日报》上发表《水仙花—华裔混血作家职业生涯自述》一文，回顾其生平，并预告《春香夫人》以及另一本书即将出版。前者当年由A.C.McClurg & Co出版，后者的手稿也许毁于火灾，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春香夫人》共347页，采用预印装饰的纸张印刷，每页的上方印的是梅花和鸟，单数页的下方还竖印着“福禄壽”三个汉字，全书共37篇，包括“春香夫人”标题下的17篇短篇小说和“华人儿童故事”标题下的20篇儿童故事。该书共收录旧作11篇，收录时个别篇目稍有改动，如短篇小说《春香夫人》文本上的细微修正和《嫁给中国人的白人妇女》以及《和平儿童》标题上的变化，其它作品则是第一次出版。这些短篇小说涉及华裔美国人生活的诸多方面，故事以鲜活、深刻的笔触和人物形象对形形色色的刻板形象提出质疑。第一篇《春香夫人》和第二篇《低人一等的女人》（“The Inferior Woman”）以略带诙谐的笔调讲述华裔古董商人的妻子春香夫人。春香夫人很快学会了英语，帮助邻居家的女儿摆脱了包办婚姻，还想学着美国妇女写一本书，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人。《新世界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New”）展示了发生在吴三贵和宝琳夫妇身上的文化冲突，前者很快适应了美国生活方式，而后者死守中国传统，甚至于为了不让亲生儿子受到“新世界智慧”的影响而把他杀害。《嫁给中国人的白人女子》（“The Story of One White Woman Who Married a Chinese”）和《她的中国丈夫》（“Her Chinese Husband”）颠倒种族通婚中白人男性对华人女性的固定模式，描写华裔男性刘康喜和白人女子明妮的婚姻。《偷渡铁哥》（“The Smuggling of Tie Co”）和《天山的心上人》（“Tian Shan’s Kindred Spirit”）是两篇与众不同的小说。这两篇小说不仅正面描写“排华法”带来的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偷渡华人的活动以及遣返移民的事，而且两者都讲述的是女扮男装、逾越性别界限的故事。前一篇故事中的华裔加拿大洗衣店老板铁哥为了照顾蛇头冷清的偷渡生意，让他把自己偷渡到美国去，被发现后投河自尽，结果人们发现他原来是女儿身。后一篇故事中，华裔加拿大店主的女儿因为听到自己的心上人天山即将被遣返回中国，穿上父亲的衣服，设法让警察抓住自己，以便与天山一起被遣返回中国。另一篇直接描写“排华法”的小说是《在自由的国度》（“In the Land of the Free”），小说讲述一位妻子带着两岁的儿子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不料在旧金山入境时儿子被扣留。十个月后，儿子回到他们身边，但他却不认母亲了。
从总体上看，伊顿短篇小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小说主要描写华裔美国人、加拿大人或带有华裔血统的欧亚裔人物，大多以20世纪之交旧金山、西雅图、纽约等唐人街为背景，反映的是北美社会背景下华人的经历。二、小说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力图以理解、同情的笔调描写华人社会，以文学形式对有关华人的刻板形象提出质疑，向读者展示华人在本质上与白人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个人，而不是不可理喻、无法同化的外来者。三、伊顿的小说世界以女性人物为主，而且这些女性人物大多不是弱女子，她们敢于与男性社会的习俗和观念抗争。从女性视角来看，她们是生活的强者，也是作者对华裔单身汉社会结构的想象和反拨，体现了对男权社会秩序的批判。四、伊顿独特的混血作家视角使她能够以公正的眼光看待中西方文化。作品强调人物个性，突出文化和身份的流动性，弱化种族生物学属性的作用。五、伊顿小说的语言虽然也略带程式化的华人英语风格，但人物刻画并不依赖于扭曲的英语词汇与语法，语言风格表面上显得直白，但直白之中不乏深刻之处。
本节的四个选篇分别是短篇小说《春香夫人》和《摇曳的影子》、儿童故事《帕特和潘》以及自传性散文《水仙花—华裔混血作家职业生涯自述》。短篇小说《春香夫人》是《春香夫人》一书的开篇之作，作品以轻松、略带幽默的笔调描写了华裔古董商的妻子春香夫人的美国生活。春香夫人初到美国时一句美国话也不会说，但五年之后对美国话已经无所不知，甚至还能读懂英语诗歌，引用丁尼生的诗句。春香夫人的邻居秦原一家固守中国传统，在女儿劳拉十五岁时为她订下一门婚事，对方是旧金山教书先生的大儿子孟友。婚期将至，但劳拉却爱上了美国出生的优秀棒球手凯祖，正为此事发愁。春香夫人用丁尼生的诗句“只要爱过，哪怕分手了，也比没爱过强”安慰劳拉。为了帮助劳拉，春香夫人借口走亲戚，前往旧金山，结果发现孟友已经爱上了一位当地姑娘。在春香夫人的周旋下，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小说中与此并行的另一条线索是春香先生对妻子的猜疑。他无意间听到春香夫人引用的诗句，以为妻子接受了西方的爱情观，怀疑她逗留旧金山是因为另有所仪。为此，他不思茶饭，妻子回来后他的态度也不冷不热，直到听到春香夫人和劳拉的对话才恍然大悟。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却切合了众多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不同的爱情和婚姻观念的冲撞，美国化和坚守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移民的理想和美国现实之间的差异，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借劳拉、孟友、凯祖等人物的故事，特别是春香夫人语言上的美国化，驳斥了华人不可同化的观念。同时，小说的一些细节也反映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如理发师为白人刮脸只收15美分，却要收春香先生1美元，春香先生的弟弟来美国看望他，却遭拘押。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唐人街并不完全是一个单身汉社会，其中虽然有年迈的单身汉，但小说中也描写了春香夫人在旧金山唐人街看到比她上次来时多了十几个婴儿，这显然给华人社会带来了希望。
《摇曳的影子》讲述的是混血姑娘潘和白人记者马克·卡森之间的恋爱故事。潘的母亲是个白人，但已经去世，父亲是华人。潘与父亲生活在唐人街，与华人融为一体，没有任何种族意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与其他华人有什么不同。卡森为一则新闻设法接触潘，向她灌输种族思想，证明她是白人，骗取她情感上的信任。在卡森的开导下，潘逐渐产生了种族意识，情感上陷入对卡森的依恋和对华人忠诚的纠缠之中，甚至有时在内心里更认同自己的白人身份。卡森在潘的帮助下得到了华人的信任，获得了华人的内幕，但他背叛了潘对他的信任，把内幕登上了报纸，并溜之大吉。潘觉得自己出卖了华人，同时也被卡森出卖了。两个月后，当卡森再次找到潘时，她对他说，“就是给我整个世界我也不愿意做白人女人。你是白人，而诺言对白人来说啥都不是！”小说探索了文化在种族意识中的建构作用。开始时，潘没有种族意识，那是因为她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华人文化，自然地对华人文化认同。卡森强调文化的种族特性，坚持认为她是白人。卡森的背叛行为使潘意识到种族特性不过是摇曳的影子，并使她最终回到华人文化中来。小说在种族和新闻报道两个方面与伊顿自己相切合。在一定程度上，潘就是伊顿的影子。潘与伊顿一样是混血儿，也与伊顿一样认同华人文化。同时，小说对卡森出卖华人内幕的指责既显示了伊顿对新闻报道的反思，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伊顿本人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对待华人文化的态度。
《帕特和潘》是《春香夫人》一书中的一篇儿童故事。帕特是白人男孩儿，在母亲临死前被一对华人银匠夫妇收养，夫妇俩虽然后来有了亲生女儿潘，但两人把帕特视为亲生儿子。帕特在唐人街成长，只会讲汉语，除了肤色，俨然是个华人。帕特和潘相处甚笃，关系融洽。白人女教士安娜·哈里森在唐人街上发现帕特和潘两人相拥睡在寺院门口，对白人孩子竟然只会讲汉语感到不可思议，决心让他学会讲母语。她邀请帕特上她开办的学校，可帕特坚持要潘跟他一起去。于是，帕特和潘一起去上学。出乎哈里森意料的是，帕特无心学习，而旁听的潘却学得很好，并引起帕特的不快。此后，哈里森决定收养帕特，准备以培养美国男孩儿的方式抚养帕特。帕特离开唐人街之后，很快接受了白人的生活方式，逐渐疏离华人。潘最后一次见到帕特时，他让潘走开。潘看着离去的帕特，伤心地说：“他不再是中国人了；他不再是中国人了。”从故事的内容上看，《帕特和潘》的主题是文化的流动性和种族特性的建构性。在帕特幼小的心里，不同种族之间其实并没有区别，他与潘一家相处无隙，只会讲汉语，这说明文化和语言与种族的生物特性没有关系。哈里森力图去除帕特身上的华裔文化特性，表现出种族歧视和白人种族优越感。在这一点上，这则儿童故事其实与《摇曳的影子》相差不大，完全可以算作小说。伊顿把这则故事当作儿童文学作品，其实也不无道理。故事开头所描写的帕特和潘一家相处融洽的景象犹如伊甸乐园一般的童话世界，种族平等，没有尊卑之分。哈里森闯入这个童话世界，就像撒旦闯入了伊甸园，把种族差别的知识带给了帕特和潘，打破了童话世界的秩序，把帕特带向种族主义的邪恶之路。
《水仙花—华裔混血作家职业生涯自述》是一篇回忆录，除了引子部分，全文分为“到达美洲”、“卖花边的小女孩”、“成为速记员”、“华人教会学校教师”和“移居波士顿”五节，回顾了作者走上文学道路的全过程。“到达美洲”一节回顾伊顿6岁时随家人移居美洲，最终定居蒙特利尔，开始上学。他人对华人混血儿品头论足使她在8岁时立下雄心，要写一部关于华人混血儿的书。由于家境贫困，伊顿10岁时不得不辍学，幸亏被一位威廉·得令女士看上，开始学习音乐和法语。伊顿从小身体虚弱，但她受到得令夫人的启示，坚信精神比躯体更重要，正是这个信念陪伴她走过了儿童时代沮丧的时刻。伊顿11岁时开始操持家务，但内心还是怀着文学梦想。“卖花边的小女孩”描写伊顿为父母分担家务和经济压力，勾花边出售，并因此而获奖。另外，作者还帮着销售父亲的画作，直到18岁成为一名排字工人，学会了速记。“成为速记员”和“华人教会学校教师”两节讲述作者在律师事务所做速记员的同时，坚持文学创作，作品受到赞许。同时，作者开始接触华人。27岁时，伊顿前往牙买加做新闻记者，但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回到加拿大，然后又为了生计到了美国西部，一边做速记员，一边历尽艰辛创作以华人为主题的作品。“移居波士顿”则讲述作者在朋友的推荐下前往波士顿，潜心文学创作，在众多主流杂志上发表作品，并在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创作《春香夫人》一书。伊顿的文学创作经历与其混血身份和女性身份紧密相连。其一、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欧亚裔通婚的家庭中，是家中的长女，从小培养起了责任感和正义感，并对种族问题十分敏感，这一切使她立志要为华人和华裔混血儿说话。其二、伊顿文学创作生涯更是女性的奋斗历程。作为女性，谋生困难，文学创作更其艰难，但她相信女性要有思想，女性之间要相互支持。作者写道：“我也与女性交朋友，这些女性支持我、给我启发，她们在乎心灵和智慧；她们是独立的个人，而不仅仅是父母的女儿，丈夫的妻子；这些女性让我知道，与那些值得交往的人做朋友时，民族根本不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