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1957— ）

黄哲伦
David Henry Hwang（1957— ）

北京外国语大学　周炜

黄哲伦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剧作家，以剧作《蝴蝶君》（M.Butterfly，1988）蜚声国际剧坛。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创作题材广泛，主要作品有描写华人归属问题的《刚下船的人》（FOB，1979），反映早期华人历史的《舞蹈与铁路》（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1981），以家族史为素材的《家族奉献》（Family Devotions，1981）和《金童》（Golden Child，1996）、揭示演艺界种族歧视的《黄面孔》（Yellow Face，2007）以及刻画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蝴蝶君》和《中式英语》（Chinglish，2011）。除话剧之外，黄哲伦还进行歌剧、音乐剧的创作，如《屋顶上的1000架飞机》（1000 Airplanes on the Roof，1988）和《航行记》（The Voyage，1992）等。

黄哲伦1957年出生于洛杉矶一个华人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来自上海，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是一位银行家；母亲是来自菲律宾的华裔。因为母亲是钢琴家，黄哲伦很早就接受音乐教育，七岁开始拉小提琴，高中时为学校音乐剧演出伴奏。他的音乐修养为他日后创作、改编音乐剧打下了良好基础。高中毕业后，黄哲伦进入斯坦福大学主修英语，对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1978年夏天，他参加了第一届帕杜亚山戏剧家节（Padua Hills Playwrights’ Festival），师从萨姆·谢泼德（Sam Shepard）和玛丽亚·艾琳·福恩斯（Maria Irene Fornes）学习创作。1979年春天，黄哲伦自编、自导的《刚下船的人》在他宿舍楼里的休息室上演。他随后把剧本寄给了奥尼尔戏剧中心举办的1979年度戏剧家大会（1979 Playwrights Conference of the O’Neill Theater Center）。1980年，《刚下船的人》在纽约的约瑟夫·帕普公众剧场首演，受到好评，同年获奥比奖（Obie Award）。这部剧的成功奠定了黄哲伦成为杰出华裔剧作家的基础。

1980年秋季至1981年春季，黄哲伦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他的创作也随之进入第一个高峰期。1981年，他创作了反映早期华工生活的《舞蹈与铁路》和带有喜剧色彩的《家族奉献》。这两部作品和《刚下船的人》也被称为“美华三部曲”，集中探讨华人移民美国后的经历。1983年，他创作了两部以日本文化为背景、反映两性关系的戏剧，即《声之音》（The Sound of a Voice）和《睡美人之家》（The House of the Sleeping Beauty）。大约在这个时期，黄哲伦发生了所谓的“身份认同危机”，评论界过分强调他的少数族裔背景使他颇为苦闷。1985年，他创作了《阔亲戚》（Rich Relations）。这部剧不涉及种族问题，首演时所有角色均由白人演员扮演，但演出并不成功。这次失败使他开始严肃思考自己作为华裔艺术家的使命和职责。他于1986年开始创作《蝴蝶君》，此剧的成功为他带来了创作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蝴蝶君》于1988年2月10日在华盛顿的国家剧院首演，同年3月20日在纽约的百老汇公演，并获得巨大的成功。黄哲伦凭借《蝴蝶君》摘取了托尼奖的年度最佳剧作奖、纽约剧评人奖（The New York Drama Desk Award）、外评奖（Outer Critics Circle Award）和约翰·加斯纳年度杰出戏剧家新人奖（John Gassner Award for the Season’s Outstanding New Playwright）。他也凭借这部剧成为美国百老汇舞台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黄哲伦的作品主题主要包括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对种族主义的批评及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探询。他通过作品表明，不论成功还是失败，人类对自身本质、命运的探询是亘古不变的、甚至是一种宿命式的活动。黄哲伦在戏剧创作中大胆运用中国戏曲的表现手法，中国戏曲和西方戏剧的结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跨文化戏剧倾向。

《刚下船的人》的英文题目FOB是“fresh off the boat”的首字母缩拼词，特指那些初到美国的中国人。剧中故事围绕三个年轻人展开。史蒂夫是刚从香港来到美国的留学生，戴尔是第二代华裔，格雷丝是第一代华人。他们的经历体现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不同的文化移植方式。戴尔是所谓的ABC，即American Born Chinese。他的父母试图把他塑造成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而他却排斥中国文化，想通过不断的反抗成为独立个体。格雷丝是一个介于戴尔和史蒂夫两者之间的人物。她十岁时来到美国，经历过孤独和身份认同的困惑，她和白人女孩儿交往，但是她并没有忘记中国的传统文化。史蒂夫是FOB，即“刚下船的人”。从外表上看，史蒂夫穿着入时，温文尔雅，坐着加长的卡迪拉克来同格雷丝约会。他自信、派头十足的风度虽打动了格雷丝，却引起了戴尔的妒忌。戴尔用各种言辞来刺激他，他提醒史蒂夫，不要以为开名车、穿名牌就可以把自己等同美国人了。史蒂夫自比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公。他强调关公是战神，而他自己正是一个充满了斗志的武士。但在和格雷丝的谈话中，史蒂夫很快就意识到在美国关公并不广为人知。在格雷丝的反复提醒下，史蒂夫终于认清了现实，他现在是在美国，是在美国的华人。在白人占据主流的社会，成功的华人依然是华人，他们所处的边缘地位短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而他需一切从头开始，等待他的是一场无形的战斗。在他的再次邀请下，格雷丝同意和他约会，而戴尔也不介意退出这场三人约会。三个年轻人之间的冲突暂时得到了解决。

《舞蹈与铁路》是一部独幕剧，以华工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的历史为背景，彰显华工们勇于抗争的精神。剧中只有两个人物，龙和马仔。龙到美国大约有两年，而马仔是新移民，才到美国四周。他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到美国，但残酷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华工们从事繁重的筑路工作，但收入微薄。这个剧开始时，华工们为了缩短工时、提高待遇正在罢工。龙和马仔虽然都是华工，但因为在美国待的时间长短不同，两人之间有些隔阂。本剧结尾处，华工们经过妥协同白人工头达成了协议，马仔和龙对自我的身份均有了新的认识。这部剧虽然是在《刚下船的人》后创作的，反映的时代早于后者，但两部剧的主题基本是一致的，都刻画了华人的梦想、生存的艰难和新老移民团结抗争的不屈精神。

黄哲伦还创作了以自己的家庭作为素材的两部剧——《家族奉献》和《金童》。前者描写一个华人家庭中三代人对所信仰的基督教的不同态度。对代沟的描写使该剧具有喜剧的色彩，而家族秘密的揭开又打击了老一代人的信仰。这部剧微妙地传达了黄哲伦对基督教的态度。他本人在大学二年级时放弃了基督教信仰。《金童》基本上是一部“记忆剧”。这是黄哲伦根据祖父辈的故事创作的。主人公是吴庭彬，背景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吴在菲律宾做生意，家中娶有三房太太。剧情围绕着他回家探亲时和三房太太之间的故事展开。吴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挣扎的人。他把留声机带回家，送给心爱的三太太。他不让自己的女儿缠足，和来华的传教士交往；但是为了挽救难产的三太太，他却在祖先的牌位前烧香祈祷。这部剧通常被认为是黄哲伦在戏剧结构上最传统的一部。

《蝴蝶君》为黄哲伦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这部剧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该剧的“后记”中，黄哲伦提到了创作此剧的来龙去脉。1986年5月的一天，在同朋友的闲谈中，他得知一个法国外交官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为中国政府传递情报。这位外交官爱上了一位京剧演员（一位男旦），而这位演员是一个间谍。在他们同居的二十年间，他从不知道这位演员是一个男人。后来黄哲伦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这则消息，报纸上转引了这位受到指控的法国外交官伯纳德·布里斯科（Bernard Bouriscot）的话：“我认为她非常谦恭。我一直以为这是中国的传统。”而黄哲伦当时就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习俗问题。他意识到这位法国外交官的观念同大多数西方人心目中对亚洲人的刻板描写是吻合的。黄哲伦以作家特有的敏感抓住了这个真实事件中的戏剧化成分，随即构思了故事的框架。

《蝴蝶君》以前法国外交官加利马尔的回忆为主线，追溯了他与京剧演员宋莉龄的交往。该剧的主题涉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两性关系以及同性恋等比较复杂的话题，但最突出的主题是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全剧的故事颠覆了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情节。《蝴蝶夫人》中的巧巧桑是西方舞台上最广为人知的东方形象。她美丽、温顺，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美国情人的一片痴心。这部剧在西方的普及使西方观众对东方女性逐渐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谦恭、温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评论家林英敏（Amy Ling）在《蝴蝶图像的起源》一文中写到：“虽然蝴蝶在每次演出中都自杀，却永远活在西方舞台及西方想象中，一再被人处理，一再死去。这种殖民式的、帝国主义式的图像至今百年，为时已久。如今该是让它永远安息、允许亚裔女人主动、倾听她的声音的时候了。”[1]

《蝴蝶君》从文化意义上对《蝴蝶夫人》进行了解构。宋莉龄的出现颠覆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亚洲人的刻板形象。在《蝴蝶君》中，宋莉龄是一个京剧男旦演员，身兼多重角色。首先，他是一位男旦，在舞台上反串女性角色；其次，在生活中，他喜欢男扮女装，以女性身份出现。最后，他是一个间谍，受中国政府委托，向他的外交官情人刺探军事情报。他的多重身份数年后才被揭露出来。这同《蝴蝶夫人》中巧巧桑怨妇的角色迥然不同。从认识加利马尔那一刻开始，宋莉龄就对传统的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女性刻板形象发出了挑战。在二者的交往中，宋多次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姿态。他多次主动邀请加利马尔去观看他的京剧演出。在两人感情出现危机的关头，宋也是略施巧计，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可以说，在两人长达20年的交往过程中，宋莉龄一直把握着主动权，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而加利马尔在信息的拥有上始终处于下风。所以在两人的关系真相大白时，宋莉龄不会像巧巧桑那样殉情，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法庭上，藐视地看着加利马尔。

在黄哲伦的所有作品中，《蝴蝶君》无疑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深刻的作品。我们节选了《蝴蝶君》第一幕中的第一场至第三场、第五场、第六场和第八场以及第三幕。在第一幕第一场中，加利马尔已是65岁的老人，因为间谍案而身陷囹圄。剧情随着他的回忆而展开。在京剧音乐锣鼓点的伴奏声中，宋莉龄身着华丽的京剧服装，翩翩起舞。接着，京剧音乐被歌剧《蝴蝶夫人》中的抒情歌声所代替，宋的舞蹈也变成了带有芭蕾特点的动作。第二场展现的是外交酒会，衣冠楚楚的外交官们谈论着加利马尔的被捕，他们无法理解加利马尔的无知。第三场，场景又迅速转换成《蝴蝶夫人》中的一幕，扮演加利马尔的演员化身为歌剧中的男主人公平克尔顿，他正为只花了100日元买下了一座房子和巧巧桑而得意洋洋，言谈间嘲弄着巧巧桑对他的一片真情。第五场，加利马尔继续讲述《蝴蝶夫人》的故事，巧巧桑得知平克尔顿抛弃她的消息时切腹自杀。第六场和第八场，加利马尔的回忆把我们带到了1960年的北京，在德国大使家中的晚会上，加利马尔第一次遇见了宋莉龄。当时，宋表演的恰好是《蝴蝶夫人》最后一场巧巧桑自杀的那一段。宋的美貌让加利马尔震惊，她的表演也激起加利马尔的无限遐想，宋莉龄饰演的巧巧桑美丽、痴情，和加利马尔对东方女性的想象吻合。两人随后开始亲密交往。第三幕的时间是1986年，加利马尔的间谍活动暴露，受到指控，宋莉龄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法官对宋莉龄如何能够20年掩盖自己的真实性别感到不可思议。宋不无嘲讽地指出，在西方人的眼中，所有的东方人都是阴柔的，都被视为女性化的。多年来，加利马尔始终不知道宋莉龄的真实身份。在他的心目中，东方女人永远是《蝴蝶夫人》中的巧巧桑——美丽、温柔、谦恭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他沉湎于《蝴蝶夫人》的故事不能自拔。和宋莉龄初次相识时，就认定宋是他幻想中的“蝴蝶”。在想象中，他把自己和平克尔顿合二为一，就像平克尔顿以100日元购买了房子和巧巧桑一样，他也希望以同样的手段获得宋莉龄的爱。他的行为囿于《蝴蝶夫人》对东方人的刻板描写，而最终自己则成为这种意识的受害者。当宋莉龄最后在法庭上以自己真实的身份面对他时，加利马尔选择了逃避。在剧中，《蝴蝶夫人》的片段和剧情紧密交织，扮演加利马尔的演员同时扮演平克尔顿，黄哲伦借此提醒观众，对东方女性的幻想不仅在加利马尔的脑海中，也在某些西方观众的脑海中延续，只不过在此有一种讽刺意味，那就是，在《蝴蝶君》剧终，自尽而死的是加利马尔，而不是宋莉龄。这个剧的结局颠覆了《蝴蝶夫人》的故事，加利马尔和宋莉龄的角色发生了对调。加利马尔穿上了巧巧桑的和服，至死抱着对东方的幻想，呼唤着“蝴蝶”的名字而自杀；而宋莉龄则穿上了男服，叼着烟卷，用鄙夷的眼光冷漠地看着这一幕。这种角色的对调颠覆了西方人想象中东方女性的形象，通过加利马尔作茧自缚的可笑结局，犀利地讥讽了历时已久的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

《蝴蝶君》体现了黄哲伦高超的创作技巧。黄哲伦在剧中运用了西洋歌剧、日本的和乐和中国的京剧。京剧元素全方位地起到了烘托气氛的作用。宋莉龄本身就是京剧演员，他在京剧中反串旦角，表演《贵妃醉酒》。京剧音乐总是伴随着宋莉龄的身影而出现。伴随加利马尔的是歌剧《蝴蝶夫人》的音乐，饰演加利马尔的演员同时分饰平克尔顿。京剧音乐和西洋歌剧的交替出现渲染了贯穿全剧的东方抗衡西方的主题，丰富了舞台表现力。黄哲伦运用娴熟的跨文化戏剧的表现手段，把一个长达20余年的故事讲述得条理清晰、栩栩如生。在学习这部戏剧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关注《蝴蝶君》对东方主义的解构，也可以关注黄哲伦在这部剧中运用的跨文化戏剧的创作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