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抗艾之路最初的日子里
1987年，在云南省昆明市，首次发现了一例艾滋病患者，该患者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旅游者。当时，此事在整个云南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对于云南民众而言，这只不过是个一时热议的新闻而已。在大多数人看来，艾滋病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堕落生活方式的结果，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然而，负责云南省艾滋病监测工作的云南省卫生防疫站病毒科马瑛等防疫人员，却是由此真真切切感受到艾滋病来袭的威胁。1987年9～10月，他们在全省范围内，对人口在5万以上的10个主要民族展开抽样检测，共采集205份血清标本，其中部分人与缅甸跨境而居。检测结果，未发现HIV（艾滋病病毒）感染。1989年，马瑛大夫利用同学关系，与地处中缅边境的瑞丽市戒毒所取得联系，几经沟通，得到配合，进而展开了针对吸毒人群的血清标本采集工作，其后送回省卫生防疫站病毒科。此行动，前后共采集175名吸毒者血清，从中发现HIV抗体阳性79人。随着艾滋病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的进一步展开，发现的感染者不断增加，至1990年2月初卫生部公布这一重大疫情时，云南边境地区发现的HIV感染总数增加至146例。这标志着艾滋病已由从国外输入发展到在国内播散。也首次证实了静脉注射吸毒传播艾滋病成为艾滋病传入我国的重要渠道之一。
于是，艾滋病监测行动迅速扩展开来。1990年，在昆明市，也从静脉吸毒者中发现了4例HIV感染者。其后，昆明市发现的HIV感染者逐年增加，传播扩散速度明显加快。那时候，我在昆明市传染病医院工作，担任感染科科主任。从1990年开始，陆续有HIV感染者通过卫生防疫站、医院，或通过熟人，悄悄来找我咨询。说实话，我当时对艾滋病也知之甚少，加之当时没有任何治疗手段，对感染者实在不能提供什么有效的帮助，只是想当然地建议他们服用一些据说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中药。由此，我也开始学习与艾滋病有关的系列知识。国内可供学习的资料甚少，我就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国外资料进行研读。通过学习逐渐掌握了艾滋病诊断、治疗知识。
大约在1995年，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了昆明市第一例艾滋病病人，那个患者姓李，是一名职业驾驶员，感染途径为注射吸毒，因为出现了严重的机会性感染而入院治疗。收治那例患者后，在我们医院内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当时的宣传把艾滋病妖魔化了，绝大多数医务人员都对艾滋病极度恐惧和歧视。当时，医院里从领导、医务人员，到一般职工，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医院也没有一套关于艾滋病收治的流程和相关工作规范，完全处于无准备的被动状态。
那名李姓患者的入院首先引起了医院内其他患者的极度恐慌，病房里所有能够走动的患者都争先恐后地自动出院了。病房中的护士们也纷纷躲避，除了护士长外，所有护士集体罢工，拒绝上班。当时医院院长也急了，放出了狠话：“不来上班就开除！”然而，没有任何效果。因为当时大家对艾滋病的恐惧远远超过被开除。无奈中，医院只好临时抽调行政部门干部来顶班。后来经过反复做思想工作，护士们陆续都来上班了，但是恐惧并没有消除，终日战战兢兢，接触那个患者时都是全副武装披挂上阵，就连脚上都穿了长筒雨靴。对那个患者也没有好言好语。记得当时昆明市政府还专门出了一个关于管理艾滋病的文件。文件内容大多忘记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是，要求对艾滋病病人严加管理，不能让其自由行动。所以，无论那个患者到哪里去，都有专门的医务人员跟着他。
说起来，那个患者真够不幸的。自从被确诊感染HIV后，他的单位抛弃了他，不承担他的治疗费用。他的妻子与他离了婚，家人中除了他母亲还对他有所关照外，所有的亲人都将他拒之门外。对艾滋病的恐惧，对生命的绝望，社会的歧视，使他就像一支逐渐填满了炸药的火药桶，随时都会被引爆。那些日子，他每天都手持一个注射毒品后的注射器，在病房里转悠，还喃喃自语说“我死也要拉一个垫背！”于是，医务人员每天都提心吊胆地工作。
看到那个艾滋病人的无助、绝望，看到医务人员的恐惧和歧视，我陷入了沉思。我想，作为一名医生，面对艾滋病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说实话，最开始时，我对艾滋病也恐惧也歧视，从心里不愿意与他们接触。但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敬畏生命是医生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医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患者。随着与艾滋病人和感染者接触逐渐增多，我慢慢地对他们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也深深感到他们都是受害者，无论什么原因被感染，都应该得到救治。同时，我也看到，艾滋病传播已经逐渐成为燎原之势，感染者越来越多，传播面越来越广，艾滋病必将会成为严重影响我国人群健康的一大疾病。作为医务人员，应该做好迎击艾滋病的准备。
于是，我开始对感染科病房里的医生、护士进行艾滋病知识培训，讲授如何面对和接触艾滋病患者。通过一系列培训和与患者的不断接触，他们渐渐地也不再恐惧了，态度也由歧视渐渐转变为同情和理解。为了减轻那位李姓患者的寂寞，医生护士们有的从家里给他带杂志，有的给他带水果、糕点。最终，那个患者被感动了，他热泪盈眶地说：“你们太好了，整个社会都遗弃我，只有你们像亲人一样关怀我。感谢您们！”
自此之后，入院的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越来越多。我们充满爱心地为他们服务。每个前来就诊的患者和感染者都得到了很好的关怀和帮助。云南省第一支艾滋病治疗队伍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这为我们随后于国内首批开展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于国内率先开展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奠定了基础。
回望踏上抗击艾滋病之路最初的日子，以及其后二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我感慨万千。云南是我国最早发现成批HIV感染流行的地区，我目睹了艾滋病传入流行对生命的摧残，亲历了救治患者与控制艾滋病传播一个个艰难战役。由于我们的努力，艾滋病病人的病死率直线下降，许许多多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许许多多感染HIV的妈妈产下了健康的宝宝。予人玫瑰手有余香。虽然这一路上充满艰辛，但我同时受益匪浅，从中收获了快乐，自身也得到了升华。现在我仍然在这条路上行进着。我乐意一直走下去。
借此机会，我深切缅怀对1989年首次证实HIV传入我国云南边境静脉吸毒人群立下大功的马瑛大夫。这一重大发现，使我国艾滋病防控重点区域与总体防控策略都发生了重大调整。此前，国家高度戒备的是艾滋病经性途径传入国内，艾滋病防控重点地区为东南沿海地区。此后，静脉注射吸毒传播被确认为艾滋病传入我国的重要渠道之一，云南边境地区成为艾滋病防控最前沿阵地与主战场。马瑛虽英年早逝，但她对艾防事业倾力付出，工作中永远充满激情，留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中国艾滋病防治史册上将永远记下她光荣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