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综上所述，《论语》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家的名利观，包括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财富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并与《大学》《中庸》中“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素其位而行”等思想一以贯之。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的名利观，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亟须在现代社会继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条件下，创造性继承发展传统儒家君子的名利观，温润公民个体的精神世界、涵养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对于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意义重大，是思想文化资源，更是日常行为规范。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君子指代在位者，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即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吹向哪边，草便向哪边倒。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7页。又如“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子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7页。后文仅注基本篇目及具体页码，版本信息从略。
[2]《论语译注·里仁》，第38页。
[3]《礼记·中庸》，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05页。
[4]《礼记·中庸》，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05页。
[5]浦立昕：《论儒家思想对梭罗的影响——从“安贫乐道”到“自愿清贫”》，《孔子研究》2012年第3期。
[6]《论语译注·雍也》，第58页。
[7]《论语译注·雍也》，第56页。
[8]以颜渊之父颜路为代表，曾请子之车以为之椁。见《论语译注·先进》，第111—112页。
[9]《论语译注·先进》，第111—112页。
[10]《论语译注·卫灵公》，第159页。
[11]《论语译注·里仁》，第34页。
[12]《孟子·离娄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3页。
[13]刘凌：《“儒士”的诞生与“安贫乐道”》，《泰安师专学报》2001年第5期。
[14]《论语译注·里仁》，第35页。
[15]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0—81页。后文仅注篇目、页码。
[16]《论语译注·述而》，第68、162—163页。
[17]《语译译注·泰伯》，第81、197页。(https://www.daowen.com)
[18]《论语译注·先进》，第114、269—270页。
[19]《论语译注·学而》，第9页。
[20]《论语译注·宪问》，第147页。
[21]《福建省例·刑政例上·严禁闹丧》，“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847—848页。
[22]《论语译注·里仁》，第37—38页。
[23]《论语新解·里仁》，第89页。
[24]《论语译注·泰伯》，第81页。
[25]《论语译注·卫灵公》，第161页。
[26]王星光、张帆：《从蘧孔之交看蘧伯玉的君子人格》，《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27]《论语译注·公冶长》，第41页。
[28]《论语译注·宪问》，第143页。
[29]《论语译注·雍也》，第57页。
[30]孔子劝说闵子骞就任的原因不得而知。另外，《论语》还有两处存疑。虽然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然而却有两次叛军召而欲往，一次是公山弗扰以费畔，一次是佛肸召。两次弟子子路都以夫子平素之教导坚决反对，“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子的两次回答似乎也有些牵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参见《论语译注·阳货》，第180—181页。
[31]《论语新解·述而》，第161页。
[32]《论语新解·公冶长》，第103—104页。
[33]《论语新解·泰伯》，第77、186—187页。
[34]《论语译注·泰伯》，第82—83页。
[35]《论语新解·泰伯》，第201页。
[36]《论语新解·尧曰》，第470—471页。《吕氏春秋》载：“汤克夏，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身有罪，无及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