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以上就是南宋两次著名的“六君子”事件。我们如何看待这两次事件呢？笔者在此有三点浅薄的认识。
首先，前后六君子的上书都是针对有权势的大臣而发表的不同政见。他们明知这些言论将招致大臣的不满，自己可能会因此惹祸，但还是毅然决然地发表出来，表达自认为正义的呼声。史书上记载了庆元六君子之一的徐范上书署名时的事：
丞相赵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杨简论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议叩阍上书，书已具，有闽士亦署名，忽夜传韩侂胄将置言者重辟，闽士怖，请削名，范之友亦劝止之。范慨然曰：“业已书名矣，尚何变？”书奏，侂胄果大怒，谓其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编管。范谪临海，与兄归同往，禁锢十余年。[4]
在上书前，徐范和其他太学生已经知道韩侂胄将对上书之人予以“重辟”，有太学生害怕了，要求除去自己的署名。友人也好心地劝徐范削去署名，然而徐范坚持署名。他慨然而说的“业已书名矣，尚何变”的话，八百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仍然掷地有声。这是真正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行为。若没有极大的勇气、魄力和崇高的正义感，绝不会做到这一点。这也体现了他及其他上书学生关心时政、敢于直言、不畏强权、不避祸难的高贵品质。中国自古就有君子的称谓，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具体含义虽有所变动，但核心内涵没有变过，即指称那些忠君报国，一心为民，不汲汲于私利的人。称某人为君子，是对该人的极高褒扬。前后六君子的上书行为和书中的言辞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证明他们无愧于君子的称誉。
其次，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前后六君子上书时的身份都是太学生。稍知宋史的人都知道，包括太学生在内的三学生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股重要力量。从徽宗朝的陈朝老抨击奸相蔡京误国到钦宗朝的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从高宗朝的“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5]悼念宗泽指斥朝中“谗人”，到孝宗朝的张观等为挽回国运，毅然上书言事，发表一代公论，伸张正气。三学生每每在国难当头之际、民族危亡之时，挺身而出，发表独立于官方的意见，掀起一阵阵爱国救国的高潮。可以说，三学生参政已经逐渐形成一个传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学生参政的热情愈来愈高，意识愈来愈强。凡遇到看不惯，觉得不对的政治现象，他们就上书直言，以致被人们称为“无官御史台”[6]。前后六君子的上书，实际上是继承了以前宋代学生参政的传统，并且是在参政意识日益强烈的情况下进行的。正因为三学生在宋代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时人眼中是一股极为特殊的力量，所以前后六君子的举动才受到极大关注，引起强烈反响。与六君子大约同时上书的还有官僚、布衣，这些人没有被称为君子，唯独六人获得如此美誉，恐怕与他们太学生的身份不无关系。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人们是针对前后六人的上书的言行而称他们为君子的，而并非对他们盖棺定论。若从他们一生的行迹来看，其中一些人不能担当得起君子的称号。其中典型的人物是宝祐六君子之一的陈宜中。史书记载，陈宜中“为人多术数”。他年轻时为县学生，其父为吏受赃，应当受到黥刑。陈宜中向温州守臣赵克愚求情。赵克愚认为陈宜中之父是个“黠吏”，最后还是将陈宜中之父依法处置。后来，陈宜中为浙西提刑，成了赵克愚的上级。他表面上对赵克愚很客气，但暗地里摭拾赵克愚的过错，然而始终没有找到。后来赵克愚因事得罪了贾似道，后者将赵克愚废罢。陈宜中得知此事后，就向贾似道说赵克愚家居期间有不法事，贾似道令章鉴弹劾赵克愚，结果赵克愚被贬严州。
赵克愚按律处置受赃的陈宜中之父，并无过错，他拒绝陈宜中的求情，更表明他执法不阿。陈宜中处心积虑地摭拾赵克愚的过错却始终没有找到，也从侧面表明赵克愚是个好官。而陈宜中对赵克愚怀恨在心，乘机挟私报复。连元朝史臣都称“克愚之死，宜中挤之为多”[7]。再如人们熟知的他弃君不回的事。南宋流亡小朝廷撤到广东后，益王即位，陈宜中为左丞相。井澳之败后，陈宜中想让小皇帝逃往占城。他先去占城打探风声。他到占城后，看到广东的小朝廷已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就待在占城不回去了。儒家主张君辱臣死，陈宜中为了身家性命而抛弃君主，显然与儒家的思想不合，与君子的行为南辕北辙。陈宜中的案例提醒我们，在肯定前后六人上书的行为，称赞他们为君子的时候，要注意并非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都符合君子的道德伦理规范。
（作者系新乡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宋史》卷四七四《韩侂胄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732页。
[2]不著撰人：《庆元党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宋史》卷四五五《杨宏中传》，第13373—12274页。
[4]《宋史》卷四二三《徐范传》，第12627页。
[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5页。
[6]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无官御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1页。
[7]《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第125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