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孔子的儒学思想渊源的探寻，自其《论语》问世以来，入者源源不断，出者历历可追。历史上诸多学者所做的研究与考证，不胜枚举；目前引起的关注与争议，亦非寻常。在学术上有一定影响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以《淮南子·要略》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文武周公之道说。曰“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即孔子总结提炼周成王、周康王的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致力于追述和阐明周公的道义原则，用来教导七十个学生，使他们穿戴起周王朝的衣冠，研究遗留下来的典籍，于是儒学便产生了。^[1]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至少从西汉初期，先哲们就开始研究孔子的思想来源了。他们认为孔子的儒学思想来自于西周时期周公治国理政的一套教训教导体系，也是很有思想见地的。

其二，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六经”说。其中讲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那么，为什么儒者非得以“六艺”为思想言行的遵循呢？太史公解释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话语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

接着，太史公又就“六艺”的内容寓意与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的内在联系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3]这段话说得比较长，但很有说服力。《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六艺”何以成为孔子思想来源作了精要的论证，即从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主观原因——“述而不作”的“理论自觉”，和从“六艺”中蕴含着生动形象的治国理政经验教训及人心众意正负向反映——“正合孔意”两方面进行了说明。

其三，以刘歆《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儒学“出于司徒之官”说。据《汉书·艺文志》引其《别录》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4](https://www.daowen.com)

显然，这里只是说到诸子各派的阶级出身与队伍生态布局状况，并未说明他们的思想来源在哪里。但是，说到了来源于什么人也不无道理，因为人不仅是有思想的，而且也是能够传输、授受、交流思想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的职业事业会影响个人思想形成。

对此，《汉书·艺文志》是有分析的。刘歆认为，之所以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就是因为“司徒之官”从事的职业特殊性，“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司徒之官”所要做的工作、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5]。

这种说法，在当时并非毫无根据。《周礼·大宰》说：“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6]即用九种和谐的办法联系天下各国的民众。第一是诸侯国君，以土地取得民众。第二是官长，以尊贵的爵位取得民众。第三是老师，以贤德取得民众。第四是儒士，以道艺取得民众……由此可见，儒之起源甚久，似乎与王官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也不无关系。

近代以来，关于孔子儒家思想的缘起有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其一，以章太炎《原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达、类、私”三科说；其二，以冯友兰《原儒墨》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教书相礼”之文士说；其三，以徐中舒《甲骨文所见的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宗教性职官说；其他还有山东大学孙熙国的《〈易经〉与儒家思想之渊源》，认为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民本思想、内圣与外王想统一思想以及和合精神等，皆可在《易经》中找到初端。限于篇幅，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只是对前人观点的发挥，并没有超出前人的先知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