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笔者认为，从孔子儒学思想的积淀形成来看，其受惠面是十分广泛的。孔子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以“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虚心，活到老学到老，又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情怀，博览万物，体悟大千。虽一生颠沛流离但志不曾移，其思想来源犹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

作为教师兼校长，孔子擅于、精于利用一切已有的素材、资料，为自己的思想观点作铺垫或伸张之资，既在情理之中，也是势在必然。之所以谓孔子的儒学思想源于“述周公之训”，“以六艺为法”，得益于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自是不难理解了。

问题在于，先哲关于孔子儒学思想渊源的探寻，侧重于孔子之前的人和事及其思想资料（经典文献）对于孔子思想形成的影响，而对孔子同时代的人和事及其思想观点对于孔子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前哲的发现自有依据，本来无可非议，但后贤倘若一味追随附和，就不能不说是儒学思想史研究存在的一个缺憾。

我们知道，孔子只是到了晚年才开始潜心整理以六经为代表的古代经典文献，“述而不作”是他痛感道之不行以后的一种态度转变和学术抉择。^[7]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应当承认，孔子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整理经典文献（六经）的呢？孔子的儒学思想来源或此前的“出口”与”入口”，到底应该从哪里去寻觅呢？(https://www.daowen.com)

值得关注的是，当代著名学者杨伯峻在其《论语译注·试论孔子》中明确指出：“孔子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研究孔子，不应当只抓住某一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他认为，确定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渊源，必须从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中选择那些最为可信的史实，必须从孔子的阶级地位、经历、学术以及所受的影响等等予以充分论证说明。^[8]

杨氏文中，接着提到了孔子自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即不可能摆脱自少小和他共事的贫贱者对他的一些影响；提到了孔子作为一个鲁国人，他的思想也不能不受鲁国的特定环境即鲁国当时国情的影响；提到了孔子自己说“信而好古”“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肯定吸收了他认为可用的东西并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少影响；还提到了孔子对那个时代自己很熟知的人，有的作好评，有的作恶评，有的不加评论，反过来也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对孔子的影响。比如，孔子对子产极为赞扬。子产是郑国最有名、最有政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郑国有个“乡校”，平日一般士大夫聚集在这里议论朝廷政治，于是有人主张毁掉它。子产不肯，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孔子后来评论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再如，孔子讥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藏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智）”^[9]。总之，春秋时代两三百年，著名而有影响的人物不少，他们的言行，或多或少地影响孔子。这自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10]

杨氏研究孔子思想体系渊源的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那么，孔子时代，对孔子的儒学思想产生显著影响的诸侯国和名人还有哪些呢？还有哪些世事人情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孔子的思想形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