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春秋末期卫国大夫蘧伯玉，在儒家典籍中以“君子”形象出现。《论语》中孔子赞曰“君子哉，蘧伯玉”（《论语·卫灵公》）。《礼记·礼器》论礼乐，蘧伯玉有“君子之人达”一语。《史记·孔子世家》载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见蘧伯玉、史鱼，有“卫多君子，其国无故”之叹。南宋罗大经也说“伯玉可谓真君子矣”（《鹤林玉露·丙编》）。其人其事尚散见《左传》《庄子》《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列女传》《新序》等先秦两汉古籍。借由这些记载，虽不能完整复原完整生平事迹，但也可依稀想见其为人风范。(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些典籍中，颇值得注意的是《庄子》中蘧伯玉的两次出场。众所周知，庄子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说乃是“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儒家的君子在《庄子》中反而成了负面形象。《庄子·内篇·人间世》说“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即明确体现了这一点。然而在传统意义上作为“人之君子”的蘧伯玉，在《庄子》中却并非“天之小人”，而是以有道者的正面身份出现。这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是庄子“寓言”的写法，但笔者认为这两次出场体现出的思想史特质却与真实的蘧伯玉本人有密切关系，同时在此基础上也被庄子赋予新的思想理念。这两方面的要素都应得到关注。本文即打算聚焦于此，探讨庄子对蘧伯玉思想的借鉴吸收及新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