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惊的照片

塞侯（Geneviève Serreau）在其论布莱希特一书中曾提到《巴黎竞赛报》上这样一幅照片，我们看到危地马拉共产党人被处决的场面；她一语中的地指出这帧照片本身不可怕，令人恐怖之感来自我们在自由国度内注视着它这一事实；奥赛画廊“令人震惊的照片”展览，实际上极少能成功地使我们震惊，反而映衬了塞侯的评语很有道理：摄影家给我们指出恐怖并不足以使我们感觉到恐怖。

展览汇聚的大多数想让我们震惊的照片根本没有起任何这方面的效用，就因为摄影家在构设其主题之际不辞劳苦地替代了我们。他凭借对照或并置，给我们呈现、添加恐怖的事实及有意向性的语言，他几乎总是过分地构造恐怖：譬如有一张照片把一大群士兵与一大片骷髅并置；还有一幅则是一位年轻军人正在注视着一副骸骨；另外一幅是摄取了一队囚犯或俘虏与羊群交叉而过的那一刻。不过，这些照片都太露技巧之迹了，完全不能击中我们的心。这是因为我们每次观看时，判断力都被剥夺了。有人已经替我们战栗，替我们思索，替我们评判了；除了理智上接受这个单一的权利之外，摄影家什么余地也没给我们留下：我们只凭着技巧方面的兴趣才与这些影像保持关系；它们过多地承载了艺术家本人的明示，在我们眼里不含有任何故事了，我们不能对这些已吸纳的合成养料进行再创造，它们已经被创造者彻底消化了。

另外的摄影家要是没有让我们震惊、恐怖，而是想令我们惊奇，但原理上的错误是相同的；他们竭力以极其高超的技巧抓拍到动作的最为珍稀的瞬间和极点，譬如足球运动员疾速地腾空而起、女运动员的飞跃、凶宅内物体的漂浮而过。这般景象虽则直接呈现且完全没有对比元素的配制，但构造意味还是太重了；对独特瞬间的捕捉显得很突兀，毫无来由，明显是煞费苦心，出自达到语言的包孕状态的目的，而这些成功的影像对我们不起一丝一毫的作用。我们对此体味到的兴趣不超过瞬间领会的停顿时间：没有激起共鸣，没有心绪不宁，我们的感知太早地聚拢在一个纯粹的符号上了；景象的一目了然及其造型方式，使我们不必追根究底地体悟影像的新异之处；照片缩减到了纯粹语言的状态，我们的心智就不受扰乱了。

画家也得解决动作之极点这同样的问题，但他们取得了更为令人满意的成功。譬如拿破仑时代的画家必须再现瞬间的景象（拿破仑骑的马前肢跃起，他伸直的手臂指向战场，等等），让动作拥有表现不安定感的夸张符号，我们可称之为“内在的指导力量”（numen），不过，姿势的庄严的凝固状态，不可能发生于时间之中；这种不可捉摸的静止的夸大（夸张）——后来在电影中称之为上镜头（photogénie）——恰恰是艺术诞生之处。马夸张地跃起，皇帝凝固于不能实现的姿势里，这种优雅的新异，对这种表达方式（我们也可称之为修辞方式）的迷恋，给符号的读解增添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迷人之处，把影像的读解者引入惊异之境，对此，视觉感知要超过理智思索，因为它实际上将读者吸引到景象的表面以及视觉经受冲击的抗力上，而不是直接引到其意义上去。

我们这次看到的大多数“令人震惊的照片”都是虚假的、人为的，就因为它们择取了直观事实和夸张事实之间的中间状态。这对摄影来说太精心构织，对绘画来说则太真实，它们既缺乏直观的新异，又缺少艺术的真理性：摄影家把它们制作成了纯粹的符号，却不同意给这些符号起码的含混性以及令人沉潜含玩的丰厚意味。如此，展览会（其取向还是有很可赞赏之处）当中唯一真正令人震惊的照片，显然是新闻通讯社的照片，以其执拗、直观、极其明显的圆钝特性，令人震惊的事实霹雳般显露无遗，夺人眼目，这实际上是合乎逻辑的。被枪决的危地马拉人马尔基未婚妻的悲痛欲绝、遭暗杀的叙利亚人、警察扬起的大头棒，这些影像令人震惊，因为骤视之下它们仿佛是陌生之物，近乎恬静，远远及不上影像之下的说明文字：它们在视觉上降低了、剥夺了那种内在的指导力量，长于构图的画家是不会忘记将此力量添加进去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牵涉到传神写照的问题）。而这些新闻照片没有诗篇咏唱，也没有文字诠解，其天然去雕饰的状态迫使观者涌出强烈的疑问，诱使他进入判断之途，自己进行消化吸收，而不受摄影家造物主般创世影响力的干扰。如此，我们这儿真正涉及布莱希特要求的批评的净化，而不再是像题材绘画那般的情感的疏泄：因此，我们在此或许重新发现了史诗和悲剧两大范畴。直观的摄影引入了恐怖的新异和惊人之处，并没有引入恐怖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