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德和知识分子
在布热德眼里，谁是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教授”（“巴黎大学教授、受人尊敬的教育家、区府的知识分子”），技师（“技术官僚、综合工科大学出身者、多技能工程师或多面诈取者”）。布热德对知识分子的严厉最初可能是基于单纯的财税怨恨：“教授”（professeur）是牟取暴利者（profiteur）；首先因为他们是领取工资者（“我可怜的皮埃罗，你是个领取工资者，你不知道这时候你是多么幸运”）； [63]其次是因为他们个人授课所得不申报所得税。至于技师，则为虐待狂：以财务检查员的可憎面目虐待、折磨纳税人。不过，由于布热德主义紧接着寻求构建其主要的原型，就很快把知识分子从财税范畴转移至神话范畴。
知识分子与所有的神话存在物一样，都具有某种一般主题的属性、物质的属性：空中，也就是说（虽则缺少科学的特性）空虚。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在空中飘荡，他从不“贴近”现实（现实当然是指大地，这是个含混的神话，同时蕴含着种族、乡村、外省、常识、芸芸众生诸义）。有位饭店老板常常接待知识分子，他称他们为“直升飞机”，这一带有贬义的形象抛弃了双翼飞机飞越天空的阳刚雄浑的力量：知识分子脱离现实，停留在空中，围着原地绕圈子，其盘升是怯懦的，同时也远离宗教的辽阔天穹以及常识的坚实大地。他所缺乏的，是植于民族之心的“根”。知识分子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忧郁的糊涂虫。他们的确切高度是云的高度，这是阿里斯托芬一再重复的老话[53]（那时的知识分子是苏格拉底）。知识分子悬浮在高高的虚空中，这虚空充满了他们的胸腹，他们是“随风鸣响的鼓”，我们在此看到一切反知识主义的必然的基石显露出来了：对语言持怀疑态度，将对手的言辞统统归结为噪音，这与小资产阶级论战的固定程序如出一辙，即在于揭穿别人的短处，弥补这一在我们自身身上看不到的欠缺，把我们自身过错的后果叫对手承担，把自身的错乱称作对手的晦涩难懂，把自身的重听称作对手言语的颠三倒四。
“高等”精神的高度在此又适应了抽象化，当然是通过共同状态的中介而与高度和含有高空稀薄之意的概念相适应。这是机械意味的抽象化，知识分子只是思考的机器而已（他们缺乏的不是感伤主义哲学所说的“心”，而是“狡猾”、“机敏”，一种由直觉支持的战术）。这一机械思维的主题自然具有鲜明的属性，这强化了其咒文的恶意：首先是嘲笑（同布热德相比，知识分子是怀疑论者），其次是恶意，因为机器就其抽象化而言具有虐待狂的特性，李佛里街的官吏是“有恶癖的”，以虐待纳税人为乐。他们是体制的帮凶和基础，具有这种体制冷酷无情、无动于衷的复合属性，这种毫无创造性的手段，毫无建设性的增值，米什莱在有关耶稣会士的著述中（谈到伪善者）已经大声喊出。此外，综合工科大学出身者在布热德眼里差不多与耶稣会士一样都扮演旧时自由主义者的角色：他们是所有税收之恶的根源（凭依了李佛里街；李佛里街是罪恶的巢穴的婉转称法），是体制的构筑者，尔后像行尸走肉一般听凭体制的操纵〔照耶稣会士的说法，是“你要像死尸那样（服从）”（perinde ac cadaver）[54]〕。
这是因为布热德觉得科学、知识有不可思议之处，很可能导致过激之举。一切人类行为，即便是心智行为，都只以量的形式存在，只需将其总量与布热德主义者的平均容量（平均行为能力）相比，就可宣称它是过激之举：科学、知识的过激之处或许正是其功效的表现，它或许就是在布热德发现它是无用之物的地方开始起作用。但是这种量化对布热德主义者的修辞学来说是很珍贵的，因为它孕育了综合工科大学出身者这样的怪胎，他们掌握着纯粹而抽象的科学，这种科学只以惩罚的形式运用于现实。
布热德对综合工科大学出身者（及知识分子）的评判并不令人失望：它也许能“矫正”“法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遭受的痛苦，是畸形发展、肥大（因而可对之施行切除手术），是在小商人智力的正常的量上面添加了过于沉重的阑尾：这阑尾很不寻常，就是由科学本身构成的，客观化和概念化兼具，是种高密度的重材料，或附着在人身上，或可从其身上切除，就好比是晃动的苹果（时而被人咬住、时而滑脱），或如少量的黄油，杂货店主将其加加减减，以求获得精确的分量。综合工科大学出身者“被数学搅得昏头昏脑”，这句话的意思是科学超过了一定的比率，就接近于毒药性质的世界。科学偏离了量化的健全界限，就丧失了威信，在此情况下，便不能再把它界定为研究工作。知识分子、综合工科大学出身者、教授、巴黎大学教授、官吏，都无所事事：他们是唯美主义者，时常出入于左岸雅致的酒吧，而不是外省有趣的酒馆。在此呈现了对所有强有力的体制都很珍贵的主题：把脑力活动与优游自在同等看待，将知识分子界定为逍遥者、懒汉，最终必须给他安排个活儿，把只能依照其过激之举的有害程度来衡量的活动改变为具体的工作，也就是说，达到可以由布热德主义者对之进行测定的程度。我们知道说到底再没有比挖洞或堆砌石料更可量化因而也更有益的工作了：这是纯粹状态的劳作，另外，这是所有后布热德主义者的体制最终顺理成章地给优游自在的知识分子保留的劳作。
这种劳作的量化自然引起体力、肌肉、胸廓、膂力的提升；相反，头部却是个可疑之处，按照其产物来说，属于质，而不是量。我们在此又发现了通常对大脑的不信任（正如布热德经常说的，“鱼从头开始腐烂”），命中注定的不幸明显是其位置的偏离度，就在身体的顶端，靠近云，远离根。人们充分地利用最高端（supériorité）意义上的含混；整个宇宙演化学的构成，就在不断地利用人体、道德和社会的含糊相似性：身体同头作斗争，这是小人物的全部斗争，生机勃勃的卑微者对高贵者的斗争。
布热德本人就很快地展现了他体力的传奇：他拥有体育教练证书，曾做过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橄榄球运动员，这些经历与他的价值观相称。长官向士兵展露自身基本上可测定的力量，以换取他们的拥戴；这力量可测定，这是因为是他自身身体的力量之故。如此，布热德主要的魅力（应理解成我们对其具有的商品信心的基础）就是他的耐力（“布热德是魔鬼的化身，他是不知疲倦的”）。他的首次竞选活动就首先是近乎超人的体能展现（“他是魔鬼的化身”）。这种刚强的力量产生无所不在的印象（布热德同时现身于各处），甚至使物质都难以承受（布热德爆裂了所有乘坐的车的轮胎）。然而布热德除了耐力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价值：就是身体的魅力，除作为商品的力量之外，慷慨地献出这份魅力，就好像是多余之物，在颇为古老的法律当中，买主就用这般多余之物来控制、拴住不动产的诚实卖主。这“小费”确立了领袖的品相，显现为布热德的天赋，在这种纯粹推算的经济中为出众之处留出了位置，这就是他的嗓音。毫无疑问，嗓音出自身体的特别位置，正中而又肌肉发达的位置：胸部，这是整个身体神话当中最出色的反头部（I'antitête）的位置；然而嗓音这一矫正、恢复言语的传递工具，忽略了音长持续时值的法则：它以奢侈品易碎、灿烂易遭毁坏的风险，替代日用物品变得磨损、朽坏的结局；对它来说引诱人的，不是对劳累的英雄般的藐视，执拗的耐力，而是喷洒的气雾一般细微的轻拂，麦克风悦耳的助济；布热德的嗓音经由转移过程，获得了难以估量的、富有魅力的价值，这在另外的神话中则转移到知识分子的大脑里。
布热德的副手自然也必须具有相仿的仪表，有点粗野，不过不是恶魔的那种状貌，而是“强壮”：“雄壮的洛内，前橄榄球选手……前臂毛茸茸的，强壮有力……完全没有玛利亚之子的样貌和神情”，康塔罗，“高大、孔武有力、体魄壮硕，目光正视前方，握手坦诚而干脆”。因为根据大家熟知的体液协调的道理，体格的壮健、完美是澄明的道德的基础：只有强健者才是坦诚者。我们觉察到所有这些魅力的共同本质就是阳刚之气，其道德替代物则是“性格”，性格是智慧的竞争者，智慧并没被准许进入布热德主义的天空，却由特殊的智力特长：狡猾、机敏来替代；在布热德眼里，英雄既具有侵略性，又带点儿狡黠（“这是个狡猾的壮汉”）。这种诡谲不管如何机巧、具有智力，都决不会把令人厌恶的理性再次引入到布热德主义者的万神殿：小资产阶级诸神根据纯粹偶然的秩序随意地显露或隐匿这种诡谲，而且，归根结底说起来，这差不多是种身体的天资，好比那动物的嗅觉；它仅仅是力量的希世之花，一种接收到风中气息或信息的敏锐能力（“我仿佛凭借着雷达而运行”）。
相反，知识分子遭到否定正是由于其身体上的欠缺：芒代斯—法朗士（Mendès-France）“长得像黑桃A那样难看”，仿佛有“维希矿泉水瓶”的模样（对水和消化不良都表现出轻蔑之意）。[55]知识分子都以脆弱而无用的头脑的过度发展为依托，受到最重的身体毛病：疲劳的伤害（疲劳是衰退的身体上的替代品），虽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却天生是个疲乏汉，正像布热德主义者，尽管摩顶放踵，却总是精力充沛。我们在此触及人体寓意的内在观念：种族的观念。知识分子是这一种族，布热德主义者属另一种族。
不过布热德有个骤视之下显然矛盾的种族观念。可确认普通法国人都是多民族混融的产物（耳熟能详的歌曲：法兰西，各民族的熔炉），正是这种来源的多样性，布热德才傲慢地反对决不与外族混血通婚的狭隘的小集团（当然，听得出，这指的是犹太人）。他指着芒代斯—法朗士喊道：“你才是种族主义者！”他随后解释道：“我们两人之间，他才可能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本身就具有一个种族。”布热德彻底实行混融的种族主义，而且实行起来毫无风险，因为如此夸耀的“混融”，照布热德本人的话说，绝不会将杜邦、迪朗和布热德混杂不分，也就是说，不会将同样的人混杂起来。综合的“种族”观念显然是很精巧的，因为它可以时而把赌注押在融合上，时而押在种族上。在前一种情形当中，布热德掌握了民族的曾经具有革命性的老观念，它为法国所有自由主义者提供过养料（米什莱据此反对奥古斯丁·蒂埃里，纪德据此反对巴雷斯，等等）：“我的祖先，克尔特人，雅利安人，统统混融了。我是民族迁入和移出的混合结果。”在后一种情形之中，布热德毫不费劲地找到了种族主义者的根本之物，血统〔在此主要指克尔特人的血统，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血统，稳固的布列塔尼亚人的血统，它们凭借种族的鸿沟与新左派的唯美主义相区隔；或是指高卢血统，这是芒代斯—法朗士所不具备的〕。就像对于智慧一样，我们在此忙于对各种价值作随意的分配：某些血统（杜邦、迪朗和布热德的血统）相加，只会产生纯粹的血统，我们依旧能处在同种的数量总和的令人安心的秩序内；而另外的血统（尤其是无国籍的专家统治论者）则纯粹是性质方面的非凡者，因而在布热德主义者的世界中失去了影响；他们不能被混融，无法达到成为法国大多数人的拯救者这样的地步，不能融入“庸众”之中，庸众在数量上占的优势，正好与“杰出的”知识分子的疲乏形成对照。
在强壮者和疲乏者、高卢人和无国籍者、庸众和杰出者之间这类种族的对立，从另外一方面看，非常简单，就是外省和巴黎的对立。巴黎集聚了法国的全部缺陷，体制、残忍、理智、疲乏：“巴黎是个残酷者，因为生活失去了常态：从早到晚，生活紧张，令人厌烦，昏头昏脑，等等。”巴黎起源于这同样的毒物（就具有这相同的毒物特性），它基本上属于性质的实体（布热德在别处称之为辩证法，他没有估计到说得这么正确），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性质的实体与常识（正确判断力）的数量世界是对立的。对布热德来说，勇敢地面对“性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考验，是其破釜沉舟之举：“上巴黎去”，去那里接回被首都腐化、污浊了的外省温和派议员，他们是自身种族（部族）的真正叛徒，族人在村子的岔路口等候着（他们回来），这种断然的举动与其说是对政治扩张的界定，不如说是对种族大回流的界定。
面对如此挥之不去的疑虑，布热德是否能保全知识分子的某种类型，赋予他们理想的形象，一句话，是否能假设一种布热德主义者类型的知识分子？布热德仅仅告诉我们，只有“配得上知识分子这个名称的知识分子”，才能进入他的奥林匹斯诸神的行列。如此，我们就再度回到那个凭借同一性而下的著名定义处（A=A），我在诸多场合都称之为同语反复，也就是什么也没有说。一切反知识分子主义就这样以语言之死为收场，也就是说，以社会性的破坏、解体为收场。
布热德主义的大部分主题看似矛盾，却都是逐渐减弱、退化了的浪漫主义主题。布热德想要界定人民这一概念的时候，他大幅引用雨果《吕布拉》（Ruy Blas）一剧的序言：而布热德眼中的知识分子差不多是米什莱笔下的法律顾问和耶稣会士那类人，枯燥乏味、自视清高、学识浅陋、喜揶揄讽刺。这是由于现今的小资产阶级继承了往昔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遗产，这份遗产肯定有助于提升其社会地位：米什莱的感伤主义蕴含了许多反动的萌芽，巴雷斯早就知道这一点了。要是不完全考虑才智上的差距，布热德还是能在米什莱《人民》（1846年）的若干页中留下（阅读或引用的）印记的。
这就是关于知识分子这一明确的问题上布热德主义远远超越了布热德的原因；反知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住了波诡云谲的政界，并不一定是布热德主义者才对观念、思想抱有憎恶之感。因为此处所狙击者，乃是一切解释得清的、有政治倾向的文化形式，而所保全者，却是“单纯素朴”的文化，这种单纯素朴的文化让专制者无拘无束。这就是作家（就本义而言）不被布热德主义派别排斥的原因（有些颇为著名的作家将自己的作品签上谀辞呈送给布热德）。布热德指责的，是知识分子，也就是良知，还可说得更好些：目光（检视的目光，布热德曾在某处回忆其中学新入学时如何遭到同学目光的检视）。没有人审视着我们，这是布热德主义者反知性主义的基本前提。只是从人种学的角度看，同化和排斥之举显然是互补的，在某种意义上（当然这意义不是布热德心中想的），布热德需要知识分子，因为如果他指责他们，定他们的罪，是加以富有魔力的邪恶这样的罪名进行的：在布热德主义者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扮演堕落的巫师这样可憎的角色，同时又是必不可少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