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指作用

符号学中，第三项仅仅是前面两项的联结：这是唯一以充足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看的一项，也是唯一确确实实被使用的一项。我称之为意指作用。我们发现意指作用就是神话本身，恰如索绪尔的符号就是词（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具体实体）。不过，在胪述意指作用的特征之前，必须思考一下它形成的方式，也就是思考一下神话的概念与形式相互关联的样式。

在神话中，前面两项完全是显而易见的（与其他符号学系统里发生的情形截然相反），这点首先必须表明：一项并没有“藏匿”在另一项之后，两项均呈现于此（而不是一项在此，另一项在彼）。神话什么也不藏匿，虽则这看起来是矛盾的：神话的功能是扭曲，而不是使之消失。与形式相关联的概念，根本不具有潜在性，完全不需要用潜意识来解释神话。很显然，我们打交道的是两种不同的显现类型：形式的呈现是字面的、直接的，另外，它还具有展开的向度。这点源自神话能指的本质，这能指原本已经是语言的符号了：因为它是由已经被勾勒出来的意义所构成的，只能借助于某种材料来呈现（而在语言当中，能指却处在心理的状态）。在言说状态的神话中，这种展开是线性的（因为我名叫雄狮）；在视觉状态的神话里，这种展开是多向度的（照片中央是黑人的军服，上方是他黑色的面庞，左侧则是其军礼，等等）。如此，形式的各个要素处在位置关系、邻接关系之中：形式的呈现方式是空间性的。概念则与之相反，以总体的、综合的样式呈现，类似于星云之类模糊的一团，是某种大都是不明确的知识的集聚。它的种种要素凭借各类联想关系结合在一起：它不是靠空间上的向度，而是凭内涵上的厚度、深度（虽则厚度、深度这一隐喻仍然是太具有空间意味了），它的呈现方式是记忆性的。

将神话的概念与神话的意义联结起来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扭曲的关系。我们在此再度发现了和精神分析这样复杂的符号学系统在形态上的某种类似。弗洛伊德认为行为的潜在意义扭曲了其显在意义，神话与这一理论相同，其概念扭曲了意义。当然，这种扭曲之所以成为可能，只因为神话的形式已经由语言的意义构织好了。在像语言这样单纯的系统里，所指完全不能扭曲什么事物，因为能指是空洞而任意的，无法向所指表示任何抵抗。然而在这儿就截然不同了：能指可以说具有两种面貌，一种是充实的，它就是意义（雄狮的历史真实、黑人士兵的历史真实），另一种是空洞的，它就是形式（因为我名叫雄狮；法兰西黑人士兵向三色旗敬礼）。概念所扭曲的，显然是那种充实的面貌，也就是意义：雄狮和黑人丧失了自身的历史真实而变换成了姿势。拉丁文例证所扭曲的，是雄狮的完全偶然性的名称；法兰西帝国性所搅乱的，也是原朴的语言，是陈述事实的话语，它告诉我身穿军服的黑人敬礼之事。不过这种扭曲不是消除，雄狮和黑人依旧在那儿，概念需要它们。其相当部分都已经被删除了，记忆被切除了，丧失了，但保留了它们的生命：它们固执而静默地扎下根来，同时又喋喋不休，言语随时待命以备概念的使唤。严格说来，概念扭曲了意义，但并不消除意义，有一个词可以表达这种矛盾：概念使意义异化了。

神话是一种双重系统，这是必须时刻想到的，在神话当中这呈现为同时存在的境况：神话的始端由意义的终端[56]构成。为了保留那个我已勾勒过大体特征的空间隐喻，我会说神话的符号化（signi-fication）[57]是由旋转不已的转盘之类形成的，这转盘使能指的意义和能指的形式、语言对象和释言之言[58]、纯粹表意的意识和纯粹想象的意识交替出现；概念收拢了这种交替，此概念像一个知性和想象、任意和天然兼具的两可能指那样利用交替。

对这般机制的道德蕴涵，我不想作预判，不过，倘若我觉察到神话中能指的同时存在可重现不在场（我们知道这是个空间词语）所具的外形特征，那么，我并没有偏离客观分析之道：在不在场当中，同样也有充实之处和空洞之处，两者以否定性的同一关系形成纠结（“我不在您以为我在的地方；我在您以为我不在的地方”）。但通常的不在场（譬如警察的不在场）有一个期限（终结点），现实在某个时刻使（具有同时存在性的）旋转的转盘停下来。神话是一种价值，真相不是用来确认神话的，没有什么能阻止神话永远都不在场：为了始终拥有、支配他者，神话的能指只要具有两面[59]就可以了。意义总是在那里用来呈现形式；形式总是在那里用来疏远意义。但意义和形式之间绝对没有矛盾、冲突和分裂：它们从不居于同一处。同理，倘若我在汽车里，透过车窗玻璃看风景，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注视的焦点集中在风景上或车窗玻璃上：我们有时候关注车窗玻璃的呈现，疏远、忽略了风景；有时候却相反，关注车窗玻璃的透明度、风景的纵深度。不过这种交替的结果却是稳定的：我觉得车窗玻璃既是呈现的，又是空洞的，风景既是非现实的，又是充实的。神话的能指也是如此：其形式空洞而又呈现，其意义隐匿、不在场，却又充实。如果我特意中止意义和形式的这种转盘，如果我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它们当中的每一个，就像集中在一个与他物相区别的对象上一样，如果我把静态的破译方法运用于神话，简单地说，如果我违背了神话特有的动态，一句话，如果我从神话阅读者的身份转变为神话修辞学家的身份，只有在这时候，我才会对这种矛盾感到惊讶。

而且仍旧是这种能指的二重性将决定意指作用的特征。如今我们知道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它由其意图（我是个文法例证）而不是由其字面意义（我名叫雄狮）来决定的；不过其中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被字面意义固定了，净化了，永恒化了，因而缺失了，不在场了。（法兰西帝国？但这完全只是一种现象：这位朴实的黑人就像我们自己国家的青年那样敬礼。）这种含混构成了神话的言说方式，它用于意指作用将产生两种结果：它将既作为告知又作为确认表现出来。

神话具有命令的、强迫使人正视的特性。它根据历史概念，直接从偶然性中（一堂拉丁文课，一个遭受威胁的帝国）冒出来，它来寻找的人就是我：它朝我而来，我承受着其意图的力量，它催促、命令我接受其可扩展的二重性。譬如我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散步， [69]我会明确地注意到各幢房屋之间有建筑上的统一性，具有共同的风格，这使得我把巴斯克房屋看作确定不移的民族产物。不过我觉得个人与这统一的风格并没有什么干系，也不受它的侵袭、诱惑：它在我之前就在那儿了，没有我它也在那儿，这点实在太一目了然了。这是种复合的产品，在极其广阔的历史层面上拥有其固定的倾向：它没有呼唤我、邀请我，也没有诱引我去命名它，除非我打算把它纳入一大幅乡间住宅的图画中。但倘若我在巴黎地区，在冈巴塔街或让—若雷斯街的尽头不经意地撞见一所雅致的白色木屋，红瓦、棕色护壁板、不对称的屋面，正面有宽阔的栅栏，我个人仿佛觉得收到了一个不可推卸的邀请，要把它命名为巴斯克木屋：甚至更进一步从中看出了巴斯克特性的本质。正是在这里，概念以其绝对的适应性向我呈现出来：它过来，找到我，就为了迫使我将意图的主体部分看作个人历史的标志，看作信赖和默契的标志。意图的总体在那儿是引出概念并安排、规定概念。这是木屋的所有者向我发出的进行实际命名的邀请，这种邀请为了更具有强制性，便同意了一切贫瘠化、空洞化的手段。所有在技术层面上用以证明巴斯克房屋的各种要素：谷仓、室外楼梯、鸽棚，等等，统统都被排除了，那儿只留下简洁而确凿的标志。其证据过于明确、清晰了，我竟觉得这木屋仿佛是当下立刻为我建造的，就好像是变戏法，在我面前突然冒出来，这物品如何产生，丝毫也没有来龙去脉的迹象可以追踪。

因为这种强迫使人正视的言说方式同时是一种僵化、凝固的言说方式：在它触及我的那一刻就悬置了自身，转而围绕着自身运作，重新赢得了一般性的意味。它僵化、凝固，它将自身漂白，使自己显得纯洁、朴素、单一。我们再次看到字面意义一下子脱离了概念的适应性。这是一种中断（判定，arrêt），这既是从这个词的物理意义上说，也是从其司法意义上说：法兰西帝国性判定敬礼的黑人只不过是工具性能指而已，黑人却突然以法兰西帝国性的名义向我打招呼，硬让我正视他，予以承认；然而黑人的敬礼同时又变得黏稠，变成结晶，固化了，凝结成用于奠定法兰西帝国性的不朽因素。在语言的表层，某物不再移动、不再变化，意指的用途就是在这儿，它隐藏在现象的背后，使现象呈现为引人注意的样子；但现象同时又中止了意图想起的作用，让意图感觉到仿佛不能自主行动那般的难受：为了使意图单一、纯粹，现象就将意图凝结起来。这是因为神话是一种被窃取又还回来的言说方式。只不过还回来的言说方式已不完全是原先被窃走的那番模样了：它被还回来的时候，并没有确切地放回到它原本所在的位置上。正是这一短暂的窃取，这一耍花招的不易察觉的瞬间，形成了神话言说方式僵化凝固的外观。

意指作用还剩下最后一个因素要探究：它的理据性。我们知道语言当中符号是任意的：谁也不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听觉印象arbre强行用来意指“树”（arbre）这一概念，符号在此具有无理据性。不过这种任意性是有限度的，此限度源自词的联想关系：语言通过与其他符号进行类比，从而能够产生出此一符号的每个部分（譬如我们说aimable，而不是说amable，就是通过与aime类比的结果）。神话的意指作用则绝不是完全任意的，它总是一部分是有理据的，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可以类比之处。为了使拉丁文的例证与对雄狮的命名一致，就需要类比，这就是表语的配合、呼应；为了使法兰西帝国性利用行军礼的黑人，就需要在黑人的敬礼和法国士兵的敬礼之间有同一性。神话的双重性本身必定需要理据性，神话在意义和形式的类比上进行运作：凡神话都具有蕴含理据的形式。 [70]为了把握神话理据性的力量，只需对一种极端情形稍微思索一下就行了：在我面前有一堆物品，杂乱无章，我竟无法从中发现任何意义；由于丧失了预备的意义，形式在此看起来就不能把它的类比扎根在任何地方，神话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但形式总能让人读解的，正是这种无序本身：它可以赋予不合情理一种意义，使不合情理成为神话。譬如常识制造超现实主义神话的时候，就产生这种情况：即使缺乏理据性，也并不妨碍神话的形成；因为这种缺乏本身也将被充分地具体表现出来，变得可以读解，理据性的缺乏最终将成为次生的理据性，神话就此得以重建。

理据性是必然存在的。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极其破碎的。首先，它不具有“自然性”：正是历史给形式提供了类比。其次，意义和概念之间的类比只是局部的：形式抛弃了许多同类之物，只保留了其中若干个而已。它保留了巴斯克木屋的斜面屋顶，醒目的屋梁，抛弃了楼梯、谷仓和年久生成的色泽，等等。甚至必须进一步说：一个完整的形象会与神话不相容，或至少会迫使神话只把握其总体而已。后一种情形常出现于拙劣的绘画中，这种绘画完全依据“充满”和“完成”的神话制作的（这与不合情理的神话情形相反而对称：这儿形式使“缺乏”神话化；在不合情理的神话里，却是形式使“过于充满”神话化）。不过，一般说来，神话更偏爱用贫乏而未完成的形象，其中的意义已被抽除，已经瘦瘠下来了，为某种意指作用做好了准备，这种形象譬如漫画、戏拟、象征之类。最后，当前显示的理据是在各种可能的理据当中选取的。除了黑人敬礼之外，我还可以给法兰西帝国性其他许多能指：一位法国将军授予独臂塞内加尔人勋章，一名仁慈的修女给卧床的北非阿拉伯病人递药茶，一个白人小学教师为专心听讲的黑人孩子上课……报刊每天都充斥着这些，向我们显示神话能指的储备是取之不尽的。

另外，可用一个比喻很好地阐明神话意指作用的本质：它具有像表意文字那样的任意性。神话是一种纯粹的表意文字系统，形式再现概念，但还是由概念赋予形式理据性，不过远远不能覆盖再现行为的总体。这就像历史上表意文字日渐远离了概念而与声音相结合，于是越来越变得失去了理据性，神话的减弱、磨损同样也可凭借其意指作用的任意性来确认[60]：医生听诊器之中可以听出整个莫里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