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衣舞
脱衣舞——至少巴黎的脱衣舞——是以矛盾为基础的：女人在裸露的一刹那，就失去了性的特征。如此，我们可以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恐惧的表演，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令我恐惧”的表演，色情在此仿佛只剩下了奇妙的惊骇，只需预示这一起仪式作用的符号，以便既激起性的念头，又引出消除性的念头，这就足够了。
只有在脱衣的那段时间里，才使观众成了观淫癖者；不过就像一切故弄玄虚的表演一样，在此装饰、小道具和程式与原本的挑逗目的产生了矛盾，最终将这目的沉没于平淡无奇之中：已将肉欲公开显示出来了，就是为了更好地阻碍它，驱除它。法国脱衣舞看来脱胎于我以前说过的“麦淇淋式的战争”，脱胎于神话制作过程（mystification），这在于给观众接种下少量肉欲的疫苗，以便使其今后更好地处在具有免疫力的“道德之善”的境地当中：带几分色情，由表演情景本身引发出来，实际上却被令人安心的仪式吸收了，消除了；这种仪式像疫苗或有约束力的禁忌那样安全地消去了人们的肉欲，遏制了疾病或罪孽。
因此，在脱衣舞表演当中，随着女人佯装要脱光的动作，她身上却有一整套遮盖物。这样保持距离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异国情调，因为它总是呈现为僵化固定的异域情态，把身体移到遥远的传说或传奇里：中国女人配以鸦片烟枪（这是中国风味惯用的符号），扭动腰身的荡妇手持巨大的烟嘴，威尼斯风味的装饰则有小划船、用裙环撑开的连衣裙、小夜曲歌手，所有这些从一开始就旨在把女人构设成一个乔装者、掩饰者；脱衣舞的结局就不再是将隐秘之处剥露在灯光之下，而是通过剥去怪异不自然的衣衫，意味着裸体是女人天然的衣裳，这最终重新恢复了肉体的完全羞涩纯洁的状态。
歌舞场的传统小道具在此无一例外地统统动用起来，却总是使裸露的身体显得遥远，使之退回到大家熟悉的那一仪式包裹覆盖住的舒适中：毛皮服装、扇子、手套、羽毛、网状长袜，总之，满橱柜的华丽服饰不停地将活生生的人体纳入奢华之物的范畴，这些物品以造成幻觉的装饰把人笼罩起来。女人以羽毛覆盖或带着手套，她在此将自身炫示为歌舞场固定化的元素；她蜕去这些物品过于仪式化，使得它们不再具有剥露动作的夺人眼目的新奇之处了。羽毛、毛皮服装和手套继续在女人身上发挥着神奇的功效，即便脱去了也是如此，使她给人留下了有点儿像绚丽外壳的迷人记忆，因为脱衣舞的总体都在作为起始点的衣服（外壳）的特性本身当中呈现出来了，这是一目了然的法则：倘若衣服（外壳）是奇形怪状的，就譬如中国女人或穿毛皮衣服的女人的情景，随之呈现的裸体就处在不真实的境地，光滑、闭合，仿佛一件滑溜溜的美妙物品，从人们过于奇特怪诞的使用中退出了。这是覆盖了钻石或鳞片的性器官蕴含的内在意义，也是脱衣舞的目的本身：这一临近收尾的三角区，以其完美的、几何图案般的形态，以其闪亮而坚硬的质料，犹如贞洁之剑，挡住了性器官，最终将女人推回到矿物世界，宝石在此完全是矿物而已，不作其他用途，它成为没有异议的题材。
与通常的成见完全不同，自始至终伴随脱衣舞表演的舞蹈毫无色情的因素。可能恰好相反：有节奏的微幅扭摆在此消除了静止不动时的不安；它不仅给了这表演艺术上的保证（歌舞场的舞蹈总是具有“艺术”意味），而且尤为要紧的是它构成了一道最为有效的屏障，成为仪式性姿势的舞蹈已经展演了千万遍，动作的展开起化妆品那般的作用，它遮掩了裸体，将这表演隐没在无用却重要的姿势构成的保护圈之内，因为渐次裸露的行为在此降至干扰的动作之列，放在没法证实的舞台尽头进行处理。于是，我们看到职业的脱衣舞表演者举止自如，轻松自然，令人惊叹，正是这点，不断地给她们披上了衣服，使之显得遥远，赋予她们技术执业者特有的冷漠之色，傲然退避于对自身技巧的确信而显现的镇静之中：她们的技巧作为衣服替她们穿上了。
对性的所有这些细致的消除，可以在脱衣舞业余爱好者的“大众化比赛”当中得到相反方向的证实。“初出茅庐者”当着数百位观众的面脱去衣服，并不求助于或非常拙劣地求助于艺术的魅力，这毫无疑问恢复了表演含有的色情力量：开始的时候，在此很少有中国或西班牙女人，既没有羽毛，也没有毛皮服装（正式的套头女服、日常穿的外套），原初的掩饰物极少；笨拙的步姿，平庸的舞蹈，姑娘们老是面临着手足无措的风险，特别是面临“技巧上”的窘迫处境（三角裤、连衣裙、胸罩的妨碍），这赋予脱衣的姿势意想不到的重要性，否决了女人艺术上的假托以及对物品的依靠，将其打入脆弱而畏怯的境地。
不过，在“红磨坊”歌舞剧场里，对裸露的消除有另外一种方式，这可能是典型的法国方式，这种消除的目的与其说是取消色情，还不如说是驯化、利用色情：表演的主持人试图给予脱衣舞令人心安的小资产阶级身份。首先，脱衣舞是一种竞技：有脱衣舞俱乐部，组织健康的比赛，优胜者授以桂冠，嘉奖以有益的奖品（形体训练课的费用），一部小说（只能是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或实用之物（一双尼龙袜、五千法郎）。其次，脱衣舞被看作是一种职业（初出茅庐者、兼职者、专职者），也就是说，被看作是从事体面的专业化工作（脱衣舞者是拥有技能的劳动者）；我们甚至可以给这种工作一个富有魅力的托辞，天职（vocation）：譬如说某个女孩“发展顺利”或“循规蹈矩地履行了她的诺言”，或者相反，说她在脱衣舞的艰难发展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最后特别的一点，就是同行竞争者都可在社会上确定位置：譬如说售货员或秘书（脱衣舞俱乐部有许多是秘书）。脱衣舞在此重新融入公众场所，变得亲切，让人习以为常，完全小市民化了，仿佛法国人同美国观众不一样（至少据说是不一样的），都遵循自身社会身份的抑制不住的倾向，只把色情设想为家常的、熟悉的属性，这点更多的是得到了每周一次竞技这一补救办法的保证，而不是凭借富有魅力的表演，如此，在法国脱衣舞已经被民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