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女”

不知道世上什么地方还在演《茶花女》（前不久巴黎上演过）。这种成功提醒我们注意爱的神话可能依旧在延续，因为玛格丽特·戈蒂埃面对其主人的阶级而显现出来的疏离，与今日小资产阶级女子在也完全是分成阶层的世界中的处境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茶花女》的核心神话实际上不是爱，而是承认，玛格丽特爱，以求被人承认，她的激情（这不是从情感上说，而是从词源意义上说[52]）完全来自于他人，就是这个原因。阿尔芒（财政区会计官之子）则表现了资产阶级传统的爱情，秉承了本质主义的文化，这在普鲁斯特的分析中得到了延续：这是种分离（孤立）的爱情，爱的拥有者控制了他的战利品；这种内在化的爱情，只是断断续续地认知外在的世界，不免总是有失望之感，好像这世界只不过是飞逝而过的先兆而已（嫉妒、不和、误会、焦虑、冷淡、情绪的波动，等等）。玛格丽特的爱则与之完全相反。玛格丽特刚开始接触时感觉到被阿尔芒承认，大为感动，随之而来的激情对她来说只是对这种承认的请求、激发。她勉强接纳杜瓦先生而拒绝阿尔芒先生，作出这一牺牲的原因绝不是道德上的（尽管有这样的用词），而是存在上的；它只是承认这一前提推出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一个从世界的支配者那里获得承认的高等手段（比爱情更为高等）。玛格丽特若是掩盖她的牺牲，戴上犬儒主义的假面，这或许只有在情节成为真正的文学之际才会如此：资产阶级的承认目光在此被转移给读者，读者通过玛格丽特对恋人的误会本身转而承认她。

这意味着推进情节展开的种种误解在此不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尽管用以表达这些情节的语言也如此乱用）：阿尔芒和玛格丽特不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之间既不牵涉到拉辛式的悲剧，也不涉及恋爱游戏。冲突是外在的：我们接触到的不是同一种激情的自我分裂，而是不同性质的两种激情，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阿尔芒的激情属资产阶级类型，他自身拥有这种激情，与之相适应，从本质上说，这种激情是对他人的杀害；玛格丽特的激情只能对凭借牺牲而获得承认这样一种努力予以奖赏，这种牺牲反过来构成了对阿尔芒激情的间接谋杀。社会阶层的单一差异，被两种恋爱意识形态（固定看法）的对立所替代和扩大了，因而在此只会产生不可能的爱情，玛格丽特的死（尽管这在舞台上显得很拙劣），其中展现的爱的不可能性可以说是合理的象征。

两种爱情的差异很明显源于两类清醒的意识：阿尔芒生活在爱情的本质与永恒之中，玛格丽特则生活于自身异化的意识里，她只凭借此而生存。她知道自己将成为高级妓女，在某种意义上是力求成为高级妓女。而她采取的与自身相适合的行为，也完全是要获得承认的行为：时而过度地承受有关自身的传闻，陷入高级妓女生涯司空见惯的漩涡之中（与那些同性恋者通过暴露自己的放荡生活而坦承自身的角色相类似），时而显示超越自身阶层的力量，旨在使承认更多地是一种对身份的尽心和献祭，而不是一种“自然的”美德，仿佛她的牺牲具有不显露高级妓女杀害激情的功能，相反，却是以高尚的资产阶级情感显示一个绝顶的高级妓女，不丧失她本身任何特性的情况下过分增高了级别程度的高级妓女。

如此，我们看到这种爱情的神话内容变得明确起来，这是小资产阶级感伤性的原型。这是神话的极其特殊的状态，可用半清醒的意识，更确切地说，受到干扰的清醒意识来界定它（同样的情况我们在占星术的现实之物中已经指出过）。玛格丽特清楚自身所处的异化状态，也就是说，她把现实之物看作异化之物。但她完全以奴性的行为来延长这种意识：或是扮演主人期望她的那种角色，或是试图与主人世界内在固有的价值一致。玛格丽特在这两种情况中都仅仅具有异化的清醒意识而已：她明白自己饱受痛苦，但除了寄寓于自身的痛苦中之外，又想不出其他什么补救办法；她清楚自己是件物品，但除了是主人美术馆的装饰品之外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用途。尽管情节安排显得奇异，这类人物却并不缺少一定的戏剧丰富性：它确实既不具有悲剧性（重压在玛格丽特身上的，是社会性的命运，并不是形而上特性的命运），也不具有喜剧性（玛格丽特的行为源于其身份，而不是其内在固有的本质），当然，更不具有革命性（玛格丽特的异化境况并没有引出任何批评）。不过，实际上只需玛格丽特很少的东西，就能达到布莱希特式的人物状态，成为陌生化、异化的客体，但又是引出批评的来源。最终使她远离这种布莱希特式人物状态的，就是其正面属性：玛格丽特以其结核病和柔美的言辞“打动”了人，毒化了所有观众，将她的糊涂传染给了他们，真是可笑的傻事，她原本是应该让这些小资产阶级睁开眼睛的。却用庄重的言辞和举止，总之是“正经样”，只能令他们昏昏欲睡，蒙蔽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