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戏剧演出的两个神话
我们若是从青年剧团近期的汇演来评判,年轻人的戏剧演出活动极其狂热地继承了老一辈的神话(如此,就不很清楚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分了)。譬如资产阶级戏剧当中,我们知道演员若被他的角色“吞没”了,不可避免地呈现为真正的激情之火熊熊燃烧。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沸腾”,也就是既燃烧又溅溢,于是就有了这种燃烧的湿润形态。在一个新剧里(它获过奖),两位男性对话者溅溢了各种各样的液体,泪水、汗水、口水。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仿佛目击了一番可怕的生理工作,体内组织的畸形的扭拧,激情好比是块蕴满水膨胀了的海绵,遭到剧作家冷酷无情之手的狠狠挤捏。我们十分了解这种出自五脏六腑的激荡的意图:使“心理”成为可量化的现象,迫使快乐或悲痛呈现出简单的度量形态,让激情也像其他东西那样成为商品,成为交易之物,纳入到交换的数量系统中。我给剧院钱,作为回报,我要求得到明白可见、几乎可以计算出来的激情;倘若演员展现出全副本领,在我眼前不耍花招地劳苦其身体,我对他付出的辛劳没法持丝毫的怀疑,那么,我会说这位演员相当优秀,为把钱投在一位天才身上而高兴,他没有偷工减料,而是以实实在在的汗水和口水的形式百倍地回报了我。燃烧的大好处属于经济层面:身为观众,我的钱得到了最终可核实的效益。
演员的燃烧自然也可用唯灵论的理由来装扮自己:演员把自身交给了剧魔,为其角色而牺牲了自己,让它占据了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他的慷慨奉呈,献身于艺术,肉体的劳苦,都值得怜惜和赞美;这般体力的劳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疲惫不堪,耗尽了全身的体液,剧终走到台前向观众致意,这时候大家掌声雷动,就像对待禁食或杠铃记录保持者那般,并且私下里建议他去一处地方休息以恢复体力,重新获取内在的精气,补充因激情而流失的所有水分,他那份激情是根据我们出的价钱而有分寸地安排的。我料想随便哪个资产阶级观众都顶不住如此明显的“牺牲行为”的冲击,我觉得在台上懂得如何流泪或流汗的演员必定总是能取胜:其一目了然的繁重的劳动中止了观众对此作进一步的评判。
资产阶级戏剧遗产当中第二个让人怜悯的份额则是“新发现”的神话。有经验的导演凭此确立声誉。有个青年剧团演出《旅店女主人》(La Locandiera),每一幕家具全从舞台顶部降下来。这当然是出人意料之外,人人都对此发明赞叹不已:可惜完全无济于事,这显然受到了想象力枯竭的影响,才不惜代价想弄点新东西出来;如今我们既然已用尽了舞台布景的艺术手段,既然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不拉上幕抢换布景的种种方式已让我们腻烦了,诸如剧务杂工跑上台来(这本身就是大胆之极的演出),当着观众的面摆好三张椅子和一张躺椅,那么,可以运用的最后一片闲置空间就是舞台顶部了。这种手段毫无根据可言,纯粹是形式主义,不过没关系,在资产阶级观众眼里,演出只是展现“新发现”的技巧而已,某些“舞台设计者”太取悦于这般要求,他们就只局限在发明上了。我们的戏剧演出在此还是遵循冷酷的交易法则:导演的技艺是看得见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检验他的门票产出的相应效益,这是必要且充分的条件,由此产生了寻求最快收益的艺术,它首先作为一系列断续的从而可计算的形态上的成就表现出来。
“新发现”跟演员的燃烧一样,有它存在的客观理由:就是想给它提供“风格”上的保证。把家具从舞台顶部降下来,会呈现出轻松随意的功效,与传统上艺术喜剧(commedia delI'arte)特有的放荡不羁的气氛融和无间。当然,风格差不多总是一种借口,意在遮掩内在的动机:就是赋予哥尔多尼[36]的喜剧纯粹“意大利式”的风格(滑稽可笑的动作,戏拟,鲜亮的色彩,半分面具,一脚着地、另一脚划圈的旋转动作,巧舌如簧),这即便廉价,还是保持了作品的社会或历史的内涵,缓和了对公民关系剧烈破坏的程度,一句话,这是种骗人的把戏。
“风格”对我们的资产阶级舞台造成的破坏可谓罄竹难书。风格可以作为一切事物的借口,使我们从一切事物中脱身,尤其是逃避开历史的反思;它逼迫观众处于纯粹形式主义的约束之下,因而风格的种种革命本身仅仅局限在形式上:先锋派导演就是以一种风格替代另一种风格的勇敢者(却绝不会去重新触及戏剧的真正本质),譬如巴罗(Barrault)导演的《俄瑞斯忒斯》(I'Orestie),就把悲剧的传统形式转变成黑人的节庆剧。但这是一回事,以一种风格替代另一种,一点也没有什么进步。班图人(Bantou)作者埃斯库罗斯并不比资产阶级作者埃斯库罗斯的错误要少。在戏剧艺术当中,风格是一种逃避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