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此非彼的批评

我们在《快报》日刊开头几期当中可以读到（没有个性风格的）批评公开主张的信条，这是篇不偏不倚的均衡修辞术的完美作品。其想法为批评应该“不是沙龙游戏，也不是市政服务”；体味其中的含义，也就是批评应该既不具有反动派的特性，也不带有共产主义的色彩，既不是毫无动机，也不是含有政治意图。

这牵涉到双重排除的机制，大部分与热衷于列举有关，这点我们已多次碰到，我觉得可以宽泛地将其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特征。我们以天平的均衡来估测、确定各种方法，在天平秤盘上随心所欲地放上重物，如此，我们本身就仿佛是难以确定的评判者，具有完美的因而是公正的实质意义，就好比是称物时判断重量的天平梁杆。

这种精细计算的操作方式不可避免的缺陷，是由所用措辞的道德性造成的。依照旧时恐怖政策主张者的手段（我们没法随意地逃避开恐怖政治），我们判决，同时我们也就是在命名，词语备有预设好的有罪名称，它完全顺理成章地在天平的梁杆上称出重量来。譬如，我们把文化放在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文化是高雅、普遍性之物，处在社会抉择之外：文化没有重量。意识形态则是带有偏见的虚构：两者因而处于均衡的天平上（并不均衡）。两者都在文化的严厉注视之下不加区别地遭致抛弃（却没想到文化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意识形态）。一切就这样发生了，仿佛这一端是沉闷而朽腐的大词（意识形态、信条、战斗性），满载了维持天平的令人厌恶之游戏的材料；另一端则是优雅轻盈、纯净无形之词，因神权而显得典雅庄重，净化到了忽视低下粗俗的数量规则的地步（冒险、激情、雅美、德行、荣誉），这些词处在假象蹩脚的推算之外；后者在道义上有劝诫前者的责任：一方面是有罪之词，另一方面是判定此罪之词。当然，第三方的崇高道德必定导致新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完全与我们想以复杂性的名义显示出来的一样简单明了。我们的世界确实是此消彼长，互相交替，但可断定这是一种分歧，其间并不存在能对此作判决的法官：对法官来说，丝毫也没有了断之道，实际上他们本身也完全卷入此方或彼方当中去了。

此外，只需看清楚出现于这类非此非彼批评中的其他种种神话，了解它处在哪一端的位置上就足够了。要是不再详尽地讨论永恒的神话〔它处在以超越时空的“文化”（“一种存在于所有时代的艺术”）为依托的境地〕，那么，我在非此非彼的主张当中仍可发现资产阶级神话的两种通常的应付手段。第一种就在于依据某种自由的观念，将其设想为“拒绝主观的先验判断”。目前文学的评论总是由总体印象决定的，而文学只是这总体印象的一部分而已，系统的缺乏本身（尤其是系统成为信奉的教条流行之际）就是由完全确定的系统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文化）的一个毫无特色的变体（我们的没有个性风格的批评家会用“文化”这一措辞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就在世人申明原始的自由这一点上，其从属性起码是成问题的。人们可以平静地向所有曾进行单一之批评、没有受一切系统制约之批评的人挑战：“非此非彼”使自身卷入于一个系统当中，这系统却不一定是“非此非彼”渴望得到的那个系统。人们若是对人类和历史、善恶、社会之类事先没有一定的观念，就无法评论文学：仅仅在冒险这样简单的词里，也顺利地被我们的“非此非彼”作了道德感化，用以抵御“毫无令人惊异之处”的讨厌的系统，多么重要的遗产，多么无法逃避的命运，多么陈陈相因！[39]一切自由最终总是重新整合到某种已知的逻辑联系当中，而这种逻辑联系就仅仅是主观的先验判断而已。因此，批评家眼里的自由并不是要拒绝党派的偏见（这不可能！），而是能否将偏见公然表达出来。

我们论题当中资产阶级神话的第二种症状，是兴高采烈地将作家的“风格”称作文学的永恒价值。然而任何作品的“风格”都无法避免被历史讨论，即便上乘的文字也不例外。风格是具有明确时代特征的批评价值，替某个时代的“风格”打抱不平，那个时代一些重要的作家谋求攻克这一古典神话的最后堡垒，而这种打抱不平恰恰体现了某种拟古特性：不，重新思考和谈论“风格”不是冒险！在《快报》的后面一期当中有更好的见解，它发表了罗伯—格里耶的一篇中肯的异议文章，反对对司汤达风格的神奇运用（“这写得就像司汤达”）。风格与人性的某种契合（譬如法朗士[40]就是如此），或许不足以再成为文学的基石了。让人忧虑的，甚至就是牵涉到如此多人为造作的作品的“风格”，最终成为某种不可靠的主观之物：不管怎么说，只有价值才应该在核实之后归入作家的声望里。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可以摆脱某种形式上的技巧而存在。不过，尽管会惹非此非彼论批评家生气，还是要说他们终究是将万物分成两部分的行家里手，他们在这方面成为超越之神，好的文字并不一定与差的文字相对立：如今它或许仅仅是文字而已。文学处在难弄、狭隘、乏味的境地。它捍卫的不再是自身的文采，而是性命：我很担心新的非此非彼批评家已经贻误了良机。